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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爱》是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自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受到各个年代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和学者们的盛情评论，逐渐成为中国西方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热点。纵观近百年的《简·爱》批评史，由于社会因素、政治经济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特定的历史文化因素以及盛行文艺思潮的不同，历代对它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展开。
关键词：《简·爱》 批判现实主义 女性主义 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综观中国《简·爱》批评史，百年间《简·爱》批评思潮风起云涌。文学批评并不是孤立的，它的历史发展并不能完全取决于自身，而是在政治、经济、哲学以及社会思潮和心理发展的历史中运动着。由于所处时代的社会及历史因素的差异，加之受不同盛行文学批评思潮的影响，不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对《简·爱》的阐释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一 1987年前：批判现实主义当道
据记载，《简·爱》的评介工作在中文译本出现前便开始了。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人翻译了一本《英国小说发展史》，内有专章介绍夏洛蒂的作品，称她的创作是英国小说史上“写实主义的复兴”。积极倡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妇女杂志》，早在1917年就连载过一篇《泰西女小说家论略》，提到了勃朗特姐妹。1927年，伍光建以《孤女飘零记》为名将《简·爱》从英文节译成中文，并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李霁野的全译本《简爱自传》发行，使《简·爱》第一次以完整形象与中国读者见面，为《简·爱》在中国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然而，20年代到40年代的中国，社会时局动荡，人们奔走流离，该小说的阅读及阐释没有留下太多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受“左”倾思潮影响，对《简·爱》的评介带有强烈的阶级批判特征，即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给人物贴阶级标签，作阶级批判，把小说作为社会的图解，把文学批评看作阶级斗争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成为这一时期《简·爱》评介的主流指导思想。“现代英国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在一起所作的还多……”在此，马克思将夏洛蒂·勃朗特和狄更斯、萨克雷等明显的现实主义作家归于一派，他的归纳是就夏洛蒂·勃朗特的整体创作成就而言。然而，此时的中国文艺批评界，受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将其简单地套用在《简·爱》上，按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来分析这部作品的基本主题，强调它对社会现象的暴露和影射，如19世纪中期教会慈善机构的伪善、贵族生活的腐化和丑恶、有产者家族内部的利害冲突、婚姻市场的赤裸交易等。《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包含有四篇文章，对作者、作品和主要人物进行批判。朱虹在《〈简·爱〉——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一文中也有所提及。
1979年后，“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起步，文艺界的阴霾渐渐散去。虽然文革的阴影犹在，人们仍心有余悸，较少发表独特的见解，大多附和权威，形成许多较雷同的阐释，但此时阶级分析、“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的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做法已大为减弱，一些体现对人物的人文关怀和体恤的阐释出现。常立认为，简·爱“通过‘旷野的呼声’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吁，强烈地反抗神性对人性的束缚”，是她勇于追求个性解放精神的体现。
二 1987-1994年：女性主义盛行
1987年，“《简·爱》《呼啸山庄》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这是首届、也是迄今惟一一届有关这两部作品的学术讨论会。会上宣读的论文后来多发表在国内重要的学术期刊上，成为本时期重要的代表性阐释。会上提出了许多新方法、新观点，这一年因此成为《简·爱》在华研究的一大分水岭，批评界面貌一新，过去僵化的局面被打破，各种西方批评理论与方法渐渐兴起，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和《圣经》对作品的影响研究。其中，引发最大兴趣和争议的是以《疯女人》对《简·爱》的阐释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批评，“疯女人”及女主人公的深度心理分析成为批评家兴趣的焦点。此后五、六年间，女性主义成为运用最多的方法，它的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1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源于女权运动。20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西方出现了争取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此后，学术界开始从文化上思考男尊女卑的传统，女性主义得以形成。早在80年代初期，中国理论界就已经开始关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80年代中后期，西方富于颠覆性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迅速在中国广泛传播。王绯的《我的批评观：多轨道的向心运动——兼谈女性批评家的批评意识》是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第一次出现对批评的分析。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也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较早的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把该作品纳入“女性文学”范畴纵向考察，认为“《简·爱》的出版在英国妇女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英国女性文学的真正觉醒”，成为该时期中国《简·爱》阐释的女性主义批评先声。
“疯女人”取代男女主人公成为研究的热点。“每一个善良、温顺的女主人公都直接间接地拖着一条癫狂的影子”，黄梅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人与小说”杂谈之三》一文中，以对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小说《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介绍为切入点，探讨了简·爱的“双重性格”及其表现出的传统父权主义文化对妇女精神的束缚和毒害。朱虹在《禁闭在“角色”中的疯女人》中为“疯女人”伯莎鸣冤，指出她和简是共同受男性压迫的姐妹，对后来的研究极具启发性。随后，韩敏中、方平、范文彬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对“疯女人”进行了深度剖析，有论争也有共识。大体上，学者们普遍认为，“疯女人”和简·爱其实是一个人物的两个侧面，“简是感情的伯莎，理性的伯莎”。小说通过对两者间冲突的描写，实际上是在对简内心冲突的刻画。“疯女人”的情节设置，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作者的创作心态和想传达的主要思想，是“夏洛蒂·勃朗特和女性意识的聚焦点”。
2 文本的宗教文化视角阐释
女性主义批评朝多角度迅猛发展，同时，《圣经》对作品的影响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简·爱》解读的新兴点。
1987年，《读书》第二期上刊载朱虹《基督教〈圣经〉与〈简·爱〉》一文，《圣经》对《简·爱》的影响首次得到关注。长期以来的“左”倾思想使宗教话题倍受指点，鲜有人问津。该文的发表意义重大，开辟了《简·爱》批评的新领域。文章对基督教文化对简·爱的影响、小说语言对《圣经》的借用、罗切斯特的基督教意识、情节构思的宗教隐喻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正如作者所言，该文“把外国文学评论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提出来”，对后来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此后，高万隆在《论〈简·爱〉的宗教倾向》一文中系统阐述了《简·爱》的宗教内涵，以及范文彬在《对〈简·爱〉中罗切斯特形象的再审视》中分析了罗切斯特的宗教象征性寓意，认为《简·爱》是“被宗教感情淡化了的悲剧”，等等。
三 1994年至今：多元理论百花齐放
90年代中后期，中国与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思想兼容并包，文化氛围良好，使得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员剧增。此外，大量西方最新文论传入，文学批评界新老交替，此时的《简·爱》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没有主导的声音。从精神分析到后殖民主义，学者们在不同理论的指导下各抒己见。
1 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理论始于19世纪后期，最初由弗洛伊德提出。在文学研究中，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家主要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批评实践，在作品中寻找象征以窥探作者的无意识创作动机，或者把文学作品视为“病例”，通过分析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行为模式等揭示作者的心理和无意识欲望。新精神分析批评家大都抛弃了弗洛伊德主义的性本能动因说，更加注重人的社会性一面。
自传入中国以来，精神分析法成为众多学者乐于阐释《简·爱》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学者们大多运用精神分析法探讨《简·爱》文本中女主人翁性格多重元素、自我意识和自卑心理，以及文本人物形象塑造与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性格特点等。《一个从“红房间”逃出的〈简·爱〉——精神分析批评解读三个女人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将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精神模式的分析理论运用到对于女性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的分析，运用精神分析批评中的创作心理和荣格的原型理论进一步解读《简·爱》，揭示原著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书中女主人公简·爱，以及“疯女人”伯莎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穿越〈简·爱〉意识/无意识层面的语义矩形》则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发掘《简·爱》中所隐含的意义矩形，从作者自觉意识层面及作者不自觉的或文本所潜含的无意识层面进行双重解读，尝试将不同的批评方式相结合。
2 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研究始于20世纪中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殖民主义与现代主义遥相呼应，构成理论转型时期的“后学”风貌。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多元化的理论，涉及很多学科，研究的问题错综复杂，如：种族、阶级、性别关系，文化与帝国主义，全球化与文化身份，等等。美国籍印度裔女学者斯皮瓦克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将女性主义等与后殖民主义相整合，形成独特的批评视角。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一经传入中国，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在该文中，斯皮瓦克对《简·爱》进行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解读，在与文本、作者、世界的对话体系内，从叙事结构、美学原则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出发，对文本和作者进行了颠覆性批判。在斯皮瓦克后殖民视角的阐释中，《简·爱》事实上是一个使读者初晓帝国主义暴力的寓言故事。勃朗特虽力主白人女性为发声主体，却也将克里奥女人边缘化，在肯定一个女性的同时，也诋毁了另一位女性——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疯女人的来自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的伯莎·梅森。这种情节安排本身，也反映了作者根深蒂固的殖民意识。
3 女性主义的新发展
女性主义继续为许多学者应用于《简·爱》的阐释。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此时，我国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批评进入开放的时代：男性批判与男性关怀相结合，从霸权转向平权；文化探求与文学审美相结合；对照与反思相结合，显示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日臻成熟。
此外，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为指导重读女性主义经典成为近期文学研究的新动向。王文惠在《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一文中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简·爱》揭示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和自然资源遭到男性压迫和掠夺的悲剧，探索了自然和女性精神的联系，表达了作者解放女性和自然，发展女性自我意识，构建一个两性完全平等、和谐生存的和乐世界的理想。
总之，《简·爱》在中国的批评史已逾百年，由于社会因素，政治经济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特定的历史文化因素以及盛行文艺思潮的不同，《简·爱》文学评论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却又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了《简·爱》这部作品在中国特有的批评史。
参考文献：
[1] 常立：《鉴赏心理漫谈——试析〈简·爱〉中“旷野的呼声”片断》，《读书》，1982年第5期。
[2] 邓利：《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范文彬：《也谈〈简·爱〉的艺术形象》，《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5] 范文彬：《对〈简·爱〉中罗切斯特形象的再审视》，《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3期。
[6] 范妍：《一个从“红房间”逃出的〈简·爱〉——精神分析批评解读三个女人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语文学刊》（高教·外文版），2007年第8期。
作者简介：
张昆鹏，男，1978—，河北邯郸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跨文化，工作单位：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
魏天婵，女，1978—，河北沧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
陈葆 ，女，1987—，河北邯郸人，中国人民大学2010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关键词：《简·爱》 批判现实主义 女性主义 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综观中国《简·爱》批评史，百年间《简·爱》批评思潮风起云涌。文学批评并不是孤立的，它的历史发展并不能完全取决于自身，而是在政治、经济、哲学以及社会思潮和心理发展的历史中运动着。由于所处时代的社会及历史因素的差异，加之受不同盛行文学批评思潮的影响，不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对《简·爱》的阐释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一 1987年前：批判现实主义当道
据记载，《简·爱》的评介工作在中文译本出现前便开始了。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人翻译了一本《英国小说发展史》，内有专章介绍夏洛蒂的作品，称她的创作是英国小说史上“写实主义的复兴”。积极倡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妇女杂志》，早在1917年就连载过一篇《泰西女小说家论略》，提到了勃朗特姐妹。1927年，伍光建以《孤女飘零记》为名将《简·爱》从英文节译成中文，并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李霁野的全译本《简爱自传》发行，使《简·爱》第一次以完整形象与中国读者见面，为《简·爱》在中国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然而，20年代到40年代的中国，社会时局动荡，人们奔走流离，该小说的阅读及阐释没有留下太多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受“左”倾思潮影响，对《简·爱》的评介带有强烈的阶级批判特征，即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给人物贴阶级标签，作阶级批判，把小说作为社会的图解，把文学批评看作阶级斗争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成为这一时期《简·爱》评介的主流指导思想。“现代英国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在一起所作的还多……”在此，马克思将夏洛蒂·勃朗特和狄更斯、萨克雷等明显的现实主义作家归于一派，他的归纳是就夏洛蒂·勃朗特的整体创作成就而言。然而，此时的中国文艺批评界，受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将其简单地套用在《简·爱》上，按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来分析这部作品的基本主题，强调它对社会现象的暴露和影射，如19世纪中期教会慈善机构的伪善、贵族生活的腐化和丑恶、有产者家族内部的利害冲突、婚姻市场的赤裸交易等。《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包含有四篇文章，对作者、作品和主要人物进行批判。朱虹在《〈简·爱〉——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一文中也有所提及。
1979年后，“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起步，文艺界的阴霾渐渐散去。虽然文革的阴影犹在，人们仍心有余悸，较少发表独特的见解，大多附和权威，形成许多较雷同的阐释，但此时阶级分析、“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的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做法已大为减弱，一些体现对人物的人文关怀和体恤的阐释出现。常立认为，简·爱“通过‘旷野的呼声’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吁，强烈地反抗神性对人性的束缚”，是她勇于追求个性解放精神的体现。
二 1987-1994年：女性主义盛行
1987年，“《简·爱》《呼啸山庄》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这是首届、也是迄今惟一一届有关这两部作品的学术讨论会。会上宣读的论文后来多发表在国内重要的学术期刊上，成为本时期重要的代表性阐释。会上提出了许多新方法、新观点，这一年因此成为《简·爱》在华研究的一大分水岭，批评界面貌一新，过去僵化的局面被打破，各种西方批评理论与方法渐渐兴起，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和《圣经》对作品的影响研究。其中，引发最大兴趣和争议的是以《疯女人》对《简·爱》的阐释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批评，“疯女人”及女主人公的深度心理分析成为批评家兴趣的焦点。此后五、六年间，女性主义成为运用最多的方法，它的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1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源于女权运动。20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西方出现了争取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此后，学术界开始从文化上思考男尊女卑的传统，女性主义得以形成。早在80年代初期，中国理论界就已经开始关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80年代中后期，西方富于颠覆性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迅速在中国广泛传播。王绯的《我的批评观：多轨道的向心运动——兼谈女性批评家的批评意识》是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第一次出现对批评的分析。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也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较早的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把该作品纳入“女性文学”范畴纵向考察，认为“《简·爱》的出版在英国妇女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英国女性文学的真正觉醒”，成为该时期中国《简·爱》阐释的女性主义批评先声。
“疯女人”取代男女主人公成为研究的热点。“每一个善良、温顺的女主人公都直接间接地拖着一条癫狂的影子”，黄梅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人与小说”杂谈之三》一文中，以对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小说《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介绍为切入点，探讨了简·爱的“双重性格”及其表现出的传统父权主义文化对妇女精神的束缚和毒害。朱虹在《禁闭在“角色”中的疯女人》中为“疯女人”伯莎鸣冤，指出她和简是共同受男性压迫的姐妹，对后来的研究极具启发性。随后，韩敏中、方平、范文彬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对“疯女人”进行了深度剖析，有论争也有共识。大体上，学者们普遍认为，“疯女人”和简·爱其实是一个人物的两个侧面，“简是感情的伯莎，理性的伯莎”。小说通过对两者间冲突的描写，实际上是在对简内心冲突的刻画。“疯女人”的情节设置，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作者的创作心态和想传达的主要思想，是“夏洛蒂·勃朗特和女性意识的聚焦点”。
2 文本的宗教文化视角阐释
女性主义批评朝多角度迅猛发展，同时，《圣经》对作品的影响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简·爱》解读的新兴点。
1987年，《读书》第二期上刊载朱虹《基督教〈圣经〉与〈简·爱〉》一文，《圣经》对《简·爱》的影响首次得到关注。长期以来的“左”倾思想使宗教话题倍受指点，鲜有人问津。该文的发表意义重大，开辟了《简·爱》批评的新领域。文章对基督教文化对简·爱的影响、小说语言对《圣经》的借用、罗切斯特的基督教意识、情节构思的宗教隐喻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正如作者所言，该文“把外国文学评论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提出来”，对后来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此后，高万隆在《论〈简·爱〉的宗教倾向》一文中系统阐述了《简·爱》的宗教内涵，以及范文彬在《对〈简·爱〉中罗切斯特形象的再审视》中分析了罗切斯特的宗教象征性寓意，认为《简·爱》是“被宗教感情淡化了的悲剧”，等等。
三 1994年至今：多元理论百花齐放
90年代中后期，中国与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思想兼容并包，文化氛围良好，使得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员剧增。此外，大量西方最新文论传入，文学批评界新老交替，此时的《简·爱》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没有主导的声音。从精神分析到后殖民主义，学者们在不同理论的指导下各抒己见。
1 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理论始于19世纪后期，最初由弗洛伊德提出。在文学研究中，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家主要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批评实践，在作品中寻找象征以窥探作者的无意识创作动机，或者把文学作品视为“病例”，通过分析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行为模式等揭示作者的心理和无意识欲望。新精神分析批评家大都抛弃了弗洛伊德主义的性本能动因说，更加注重人的社会性一面。
自传入中国以来，精神分析法成为众多学者乐于阐释《简·爱》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学者们大多运用精神分析法探讨《简·爱》文本中女主人翁性格多重元素、自我意识和自卑心理，以及文本人物形象塑造与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性格特点等。《一个从“红房间”逃出的〈简·爱〉——精神分析批评解读三个女人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将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精神模式的分析理论运用到对于女性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的分析，运用精神分析批评中的创作心理和荣格的原型理论进一步解读《简·爱》，揭示原著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书中女主人公简·爱，以及“疯女人”伯莎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穿越〈简·爱〉意识/无意识层面的语义矩形》则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发掘《简·爱》中所隐含的意义矩形，从作者自觉意识层面及作者不自觉的或文本所潜含的无意识层面进行双重解读，尝试将不同的批评方式相结合。
2 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研究始于20世纪中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殖民主义与现代主义遥相呼应，构成理论转型时期的“后学”风貌。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多元化的理论，涉及很多学科，研究的问题错综复杂，如：种族、阶级、性别关系，文化与帝国主义，全球化与文化身份，等等。美国籍印度裔女学者斯皮瓦克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将女性主义等与后殖民主义相整合，形成独特的批评视角。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一经传入中国，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在该文中，斯皮瓦克对《简·爱》进行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解读，在与文本、作者、世界的对话体系内，从叙事结构、美学原则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出发，对文本和作者进行了颠覆性批判。在斯皮瓦克后殖民视角的阐释中，《简·爱》事实上是一个使读者初晓帝国主义暴力的寓言故事。勃朗特虽力主白人女性为发声主体，却也将克里奥女人边缘化，在肯定一个女性的同时，也诋毁了另一位女性——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疯女人的来自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的伯莎·梅森。这种情节安排本身，也反映了作者根深蒂固的殖民意识。
3 女性主义的新发展
女性主义继续为许多学者应用于《简·爱》的阐释。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此时，我国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批评进入开放的时代：男性批判与男性关怀相结合，从霸权转向平权；文化探求与文学审美相结合；对照与反思相结合，显示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日臻成熟。
此外，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为指导重读女性主义经典成为近期文学研究的新动向。王文惠在《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一文中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简·爱》揭示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和自然资源遭到男性压迫和掠夺的悲剧，探索了自然和女性精神的联系，表达了作者解放女性和自然，发展女性自我意识，构建一个两性完全平等、和谐生存的和乐世界的理想。
总之，《简·爱》在中国的批评史已逾百年，由于社会因素，政治经济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特定的历史文化因素以及盛行文艺思潮的不同，《简·爱》文学评论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却又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了《简·爱》这部作品在中国特有的批评史。
参考文献：
[1] 常立：《鉴赏心理漫谈——试析〈简·爱〉中“旷野的呼声”片断》，《读书》，1982年第5期。
[2] 邓利：《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范文彬：《也谈〈简·爱〉的艺术形象》，《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5] 范文彬：《对〈简·爱〉中罗切斯特形象的再审视》，《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3期。
[6] 范妍：《一个从“红房间”逃出的〈简·爱〉——精神分析批评解读三个女人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语文学刊》（高教·外文版），2007年第8期。
作者简介：
张昆鹏，男，1978—，河北邯郸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跨文化，工作单位：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
魏天婵，女，1978—，河北沧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
陈葆 ，女，1987—，河北邯郸人，中国人民大学2010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