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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第二个“相结合”系首次提出，意义至关重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结合点不是别的，正是习总书记近年来多次阐扬的“中国文化基因论”。
早在2013年12月30日，习总书记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目前所见“中国文化基因论”的首次表述。之后，习总书记又在多个重要场合反复提及“中国文化基因论”。
自2013年底的近八年来，举凡“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华文化基因”“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以及“中国文化基因”，在习总书记讲话中有近十次提及，对于上述种种不同提法，可萃取其最大公约数，高度提炼为“中国文化基因”这一表述。“最基本”“血脉深处”均强调“中国文化基因”的基源属性，“生生不息、长盛不衰”则极言“中国文化基因”的伟大功效，“中华民族”“中华”“中国”则指称“文化基因”的主体身份，进而可在“基因”这一意象之中实现历史与当代中国在“道统”意义上的赓续性。
1.从发生上看，此种“中国文化基因论”与“（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论”（“双创论”），在党的文献史上同时出现于2013年12月30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围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上；“中国文化基因论”与“双创论”同样在近八年来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前者重“因袭继承”，后者重“创新发展”，二者呈现出辩证统一的关系。
2.与“双创论”相比，“中国文化基因论”具有更大的学理阐释空间和学术生长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习总书记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大会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相结合”后，“中国文化基因论”的意义更为凸显，足以成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及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就此而言，“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冯友兰先生晚年与人谈话时，曾隐约谈及中国文化基因问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党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为什么要具有中国特色呢？这并不仅仅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愿望，而是在中国这个历史条件下，社會内在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也不是哪几个人的主观想象，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像人的肤色，不是一种外在的颜色，可以随心所欲地涂上的。这是由各种人不同的生理构造、遗传基因所决定的。……中国古典哲学也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来源。虽然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但是还得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切不可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
梁漱溟先生亦曾在其未刊著作《中国——理性之国》中，虽未明确点出“中国文化基因”，却用“理性”一词指称亘古亘今、足以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会通之处的核心特质。“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中国从其过去到今日，从今日到未来宁非皆以理性著见于世界列国之间乎？”梁先生所言的“理性”，乃是“物理+情理”：中国人“向上之心强”兼“相与之情厚”，向来体察“人的个体生命寄于此身，人的社会生命寄于此心”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是心为身用，以心从身的个人本位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则将是身为心用，以身从心的社会本位社会”；“空想的社会主义多从主观情感出发，科学的社会主义乃有见于其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性，更从物理来充实它。现代社会主义固是情理物理兼备相合一致的”。
上述两位现代大儒关于“中国文化基因”的提法，无疑为我们当下思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宝贵的智识资源。笔者拟从《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的根本任务”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简略探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领域（“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基因”，进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当代中国的深刻而生动开展的重要面向。
我国现行《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指出了我国的国体、政体、根本制度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而《宪法》“序言”则明确指出：“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承其后的更为详尽的“国家的根本任务”则表述为：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成功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成功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其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完全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均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产物，集中彰显了当代中国国家立国精神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基因”。 首先，在物质文明建设上，中华文明向来将人本身置于中心地位，“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离不开“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具有“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精神，持经达变、与时俱进的“时中”气质，以及以强韧包容力尊重差异、和而不流的“中和”法则，可避免僵固思维，发挥多元通和的杂交优势，确保经济转型渐进平稳而非激进动荡，确保经济发展多元和合；将“经济”视为“经世济民”，具有浓厚的政治意涵与公共属性，儒家伦理与殖产兴业并行不悖，“义利之辨”为经济生活注入浓厚的伦理品质；国家“以百姓心为心”“不与民争利”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积极介入与组织生产、再分配和基础设施建设各环节，有力统筹整合各地域、阶层经济生活，在公私产权间、农商业态间、贫富阶层间、节流开源间、安全财富间、局部全局间、眼前长远间努力维持平衡，注重抑制地产兼并、节制资本干政、扶助弱势民众。
其次，在政治文明建设上，中华文明拥有“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国家治理思想资源；拥有以“大一统”为本根的国家治理的制度资源，并高度重视“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积累了大量曾经在历史进程中行之有效、足以维系一个广土众民跨体系大国的具体制度，有效处理了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关系。
第三，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中华文明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拥有“立德树人”“人文化育”“改易更化”等人文主义柔性治理的精神特质；主张“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果敢质朴的“北方之强”和宽柔忠恕的“南方之强”共同构成天下之至强，而社會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是文化强国，必然是超越“西方之强”的“东方之强”。
第四，在社会文明建设上，中华文明向来具有“家国共同体”“礼乐共同体”及“士庶共同体”等共同体本位的鲜明特质；主张“以百姓心为心”“感而遂通”“各得分愿”“皆得其宜”的“絜矩之道”；追求“明明德于天下”，务期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彰显其道德与治理上的主体性，足以为新时代推进通透而温润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厚重的本土资源。
最后，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中华文明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儒释道三家都致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仅在价值理念上以“天人合一”为诉求，而且具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之相匹配，更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之中，对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2021年3月，习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这一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晰体认到“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即“中国文化基因”）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成功的决定性作用。而在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强调：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文明蒙尘”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离不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基因的自觉赓续，离不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基因在五大文明领域之体现的深刻体察。中华文明孵育出中国道路，滋养了中国精神，砥砺着中国力量。亘古至今的中国文化基因，既存诸青史，更泽润当下。
（作者系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参事室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省济宁市儒学尼山学者。）
早在2013年12月30日，习总书记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目前所见“中国文化基因论”的首次表述。之后，习总书记又在多个重要场合反复提及“中国文化基因论”。
自2013年底的近八年来，举凡“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华文化基因”“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以及“中国文化基因”，在习总书记讲话中有近十次提及，对于上述种种不同提法，可萃取其最大公约数，高度提炼为“中国文化基因”这一表述。“最基本”“血脉深处”均强调“中国文化基因”的基源属性，“生生不息、长盛不衰”则极言“中国文化基因”的伟大功效，“中华民族”“中华”“中国”则指称“文化基因”的主体身份，进而可在“基因”这一意象之中实现历史与当代中国在“道统”意义上的赓续性。
1.从发生上看，此种“中国文化基因论”与“（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论”（“双创论”），在党的文献史上同时出现于2013年12月30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围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上；“中国文化基因论”与“双创论”同样在近八年来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前者重“因袭继承”，后者重“创新发展”，二者呈现出辩证统一的关系。
2.与“双创论”相比，“中国文化基因论”具有更大的学理阐释空间和学术生长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习总书记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大会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相结合”后，“中国文化基因论”的意义更为凸显，足以成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及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就此而言，“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冯友兰先生晚年与人谈话时，曾隐约谈及中国文化基因问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党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为什么要具有中国特色呢？这并不仅仅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愿望，而是在中国这个历史条件下，社會内在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也不是哪几个人的主观想象，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像人的肤色，不是一种外在的颜色，可以随心所欲地涂上的。这是由各种人不同的生理构造、遗传基因所决定的。……中国古典哲学也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来源。虽然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但是还得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切不可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
梁漱溟先生亦曾在其未刊著作《中国——理性之国》中，虽未明确点出“中国文化基因”，却用“理性”一词指称亘古亘今、足以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会通之处的核心特质。“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中国从其过去到今日，从今日到未来宁非皆以理性著见于世界列国之间乎？”梁先生所言的“理性”，乃是“物理+情理”：中国人“向上之心强”兼“相与之情厚”，向来体察“人的个体生命寄于此身，人的社会生命寄于此心”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是心为身用，以心从身的个人本位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则将是身为心用，以身从心的社会本位社会”；“空想的社会主义多从主观情感出发，科学的社会主义乃有见于其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性，更从物理来充实它。现代社会主义固是情理物理兼备相合一致的”。
上述两位现代大儒关于“中国文化基因”的提法，无疑为我们当下思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宝贵的智识资源。笔者拟从《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的根本任务”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简略探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领域（“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基因”，进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当代中国的深刻而生动开展的重要面向。
我国现行《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指出了我国的国体、政体、根本制度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而《宪法》“序言”则明确指出：“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承其后的更为详尽的“国家的根本任务”则表述为：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成功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成功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其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完全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均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产物，集中彰显了当代中国国家立国精神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基因”。 首先，在物质文明建设上，中华文明向来将人本身置于中心地位，“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离不开“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具有“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精神，持经达变、与时俱进的“时中”气质，以及以强韧包容力尊重差异、和而不流的“中和”法则，可避免僵固思维，发挥多元通和的杂交优势，确保经济转型渐进平稳而非激进动荡，确保经济发展多元和合；将“经济”视为“经世济民”，具有浓厚的政治意涵与公共属性，儒家伦理与殖产兴业并行不悖，“义利之辨”为经济生活注入浓厚的伦理品质；国家“以百姓心为心”“不与民争利”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积极介入与组织生产、再分配和基础设施建设各环节，有力统筹整合各地域、阶层经济生活，在公私产权间、农商业态间、贫富阶层间、节流开源间、安全财富间、局部全局间、眼前长远间努力维持平衡，注重抑制地产兼并、节制资本干政、扶助弱势民众。
其次，在政治文明建设上，中华文明拥有“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国家治理思想资源；拥有以“大一统”为本根的国家治理的制度资源，并高度重视“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积累了大量曾经在历史进程中行之有效、足以维系一个广土众民跨体系大国的具体制度，有效处理了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关系。
第三，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中华文明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拥有“立德树人”“人文化育”“改易更化”等人文主义柔性治理的精神特质；主张“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果敢质朴的“北方之强”和宽柔忠恕的“南方之强”共同构成天下之至强，而社會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是文化强国，必然是超越“西方之强”的“东方之强”。
第四，在社会文明建设上，中华文明向来具有“家国共同体”“礼乐共同体”及“士庶共同体”等共同体本位的鲜明特质；主张“以百姓心为心”“感而遂通”“各得分愿”“皆得其宜”的“絜矩之道”；追求“明明德于天下”，务期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彰显其道德与治理上的主体性，足以为新时代推进通透而温润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厚重的本土资源。
最后，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中华文明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儒释道三家都致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仅在价值理念上以“天人合一”为诉求，而且具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之相匹配，更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之中，对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2021年3月，习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这一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晰体认到“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即“中国文化基因”）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成功的决定性作用。而在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强调：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文明蒙尘”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离不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基因的自觉赓续，离不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基因在五大文明领域之体现的深刻体察。中华文明孵育出中国道路，滋养了中国精神，砥砺着中国力量。亘古至今的中国文化基因，既存诸青史，更泽润当下。
（作者系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参事室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省济宁市儒学尼山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