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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多流派之一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政治运动以及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阐述中发挥了重要的角色。虽然他们对于经典理论的阐述与分析不可避免的带有理想主义因素与资产阶级的局限，但依旧是一笔研究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状况的宝贵财富。
本文试图通过对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论述，来说明他们对于生产力这一观念的思维框式。
关键词：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柯亨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1-0-01
“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精确性问题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日益盛行的人本主义，以及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潮，站在科学主义角度，利用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方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一种新的论证和阐释。它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美国家。”
相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实践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多是在理论层面的创新。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分析学派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在对于经典理论概念，如“生产力”的分析上就凸显了这一特色。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生产力不仅仅决定着生产关系，也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前景。
对此，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产生了些许疑问：生产力真的就是这一切发展的决定者吗？或者说，真的存在着这样的决定者吗？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系列的经验、教训与规律。但是，这样归纳来的结论与未来若干年后“总结”的经验、教训与规律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必然性。其次，对于我们自身的考察，真的可能有一个明晰的判断吗？在没有任何中立者的情况下，我们用自己来考察自己，又如何能保证结果的真实性呢。
尤其是经历了东欧剧变等一系列的挫折后，是否要坚持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是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虽然有的经典理论家回应道“人们不会因为一件好工具在某些场合失灵，而把它扔掉，尤其是在没有发现更好的工具的情况下。”但是这样的说法并未对生产力理论的本身进行分析与阐述。所以，他们认为这并不算是真正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辩护。
作为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柯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之中，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运用逻辑和概念分析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和基本原理进行了清晰的解释和严密的论证。在对于生产力的阐述方面，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以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而且对于在当时出现的种种社会思潮进行了理论分析，回应了“多元结构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种种挑衅。
柯亨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经济结构由生产关系构成，生产力不是经济结构的一部分。”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的条件却不是生产关系本身，而生产关系可以理解为生产的物质关系。它区别于社会关系，是约束生产者从事物质生产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关系都属于经济结构。“劳动关系是物质的生产关系，但劳动关系本身并不是生产力。”
这样一来，将生产关系进一步的分类，从一定意义上冲淡了在国家社会中经济所占的比重。社会终究是人的社会，虽然在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了许多客观的制约，但这并不能够说明我们的无力。虽然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人类的信念与欲求。我们只能够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可我们并不能凭空创造自然。但是人类世界——社会，却与之不同，它完全是建立在人类的活动本身之上的。“她不过是由所有生活于其中的个人的全部习惯、期望、信念以及行为模式组成的”。虽然我们缺乏着对于其本身规律的整体认识，人们也常常由于利益、信念的差异而产生剧烈的冲突。在力量或者知识上拥有优势的人群必然会对那些处于劣势的群体进行压迫——这是利益冲突的必然。
在共产主义之前，社会无可避免的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而在阶级的内部，每个人也都会为自己团体的利益而奋斗。不过，既然这样的选择是在理性支配之下发生的，也就并非没有调和的可能。按照柯亨的观点，如果有一群“善意的理性人”组成一个社会，那么就有可能消除社会的诸多矛盾，使其受人类的控制。“社会行动的所有其他工具，都是人的产物，因而最终必须顺从由善意的理性人所组成的社会的集体意志。”换句话说，“当理性的人们完全知道了其行为当前和遥远的后果，决定将私人利益放在一边而追求公共利益时，他们必定能够创造出一种结合形式，得以在不剥夺任何人的道德自律的同时，达成调和权威与自律之间冲突的目标。”这也就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度的的条件，我们必须对自我进行一个充分的认定——而非是陷入一种不确定的习惯，或者思维定式的影响之下。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生产力的理论阐述，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的。在他们看来，由此衍生出的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很好的范本，而这正是受到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自由理论的影响下的结果，将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寄托于当权者的“宽容”与让步上面，从而失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斗争性。
参考文献：
[1]张之沧,龚廷泰.从马克思到德里达——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M].人民出版社.
[2]R.G.Peffer,Marxism,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3]T.Kuhn,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Chicago,1970.
本文试图通过对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论述，来说明他们对于生产力这一观念的思维框式。
关键词：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柯亨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1-0-01
“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精确性问题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日益盛行的人本主义，以及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潮，站在科学主义角度，利用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方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一种新的论证和阐释。它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美国家。”
相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实践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多是在理论层面的创新。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分析学派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在对于经典理论概念，如“生产力”的分析上就凸显了这一特色。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生产力不仅仅决定着生产关系，也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前景。
对此，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产生了些许疑问：生产力真的就是这一切发展的决定者吗？或者说，真的存在着这样的决定者吗？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系列的经验、教训与规律。但是，这样归纳来的结论与未来若干年后“总结”的经验、教训与规律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必然性。其次，对于我们自身的考察，真的可能有一个明晰的判断吗？在没有任何中立者的情况下，我们用自己来考察自己，又如何能保证结果的真实性呢。
尤其是经历了东欧剧变等一系列的挫折后，是否要坚持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是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虽然有的经典理论家回应道“人们不会因为一件好工具在某些场合失灵，而把它扔掉，尤其是在没有发现更好的工具的情况下。”但是这样的说法并未对生产力理论的本身进行分析与阐述。所以，他们认为这并不算是真正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辩护。
作为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柯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之中，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运用逻辑和概念分析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和基本原理进行了清晰的解释和严密的论证。在对于生产力的阐述方面，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以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而且对于在当时出现的种种社会思潮进行了理论分析，回应了“多元结构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种种挑衅。
柯亨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经济结构由生产关系构成，生产力不是经济结构的一部分。”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的条件却不是生产关系本身，而生产关系可以理解为生产的物质关系。它区别于社会关系，是约束生产者从事物质生产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关系都属于经济结构。“劳动关系是物质的生产关系，但劳动关系本身并不是生产力。”
这样一来，将生产关系进一步的分类，从一定意义上冲淡了在国家社会中经济所占的比重。社会终究是人的社会，虽然在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了许多客观的制约，但这并不能够说明我们的无力。虽然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人类的信念与欲求。我们只能够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可我们并不能凭空创造自然。但是人类世界——社会，却与之不同，它完全是建立在人类的活动本身之上的。“她不过是由所有生活于其中的个人的全部习惯、期望、信念以及行为模式组成的”。虽然我们缺乏着对于其本身规律的整体认识，人们也常常由于利益、信念的差异而产生剧烈的冲突。在力量或者知识上拥有优势的人群必然会对那些处于劣势的群体进行压迫——这是利益冲突的必然。
在共产主义之前，社会无可避免的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而在阶级的内部，每个人也都会为自己团体的利益而奋斗。不过，既然这样的选择是在理性支配之下发生的，也就并非没有调和的可能。按照柯亨的观点，如果有一群“善意的理性人”组成一个社会，那么就有可能消除社会的诸多矛盾，使其受人类的控制。“社会行动的所有其他工具，都是人的产物，因而最终必须顺从由善意的理性人所组成的社会的集体意志。”换句话说，“当理性的人们完全知道了其行为当前和遥远的后果，决定将私人利益放在一边而追求公共利益时，他们必定能够创造出一种结合形式，得以在不剥夺任何人的道德自律的同时，达成调和权威与自律之间冲突的目标。”这也就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度的的条件，我们必须对自我进行一个充分的认定——而非是陷入一种不确定的习惯，或者思维定式的影响之下。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生产力的理论阐述，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的。在他们看来，由此衍生出的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很好的范本，而这正是受到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自由理论的影响下的结果，将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寄托于当权者的“宽容”与让步上面，从而失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斗争性。
参考文献：
[1]张之沧,龚廷泰.从马克思到德里达——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M].人民出版社.
[2]R.G.Peffer,Marxism,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3]T.Kuhn,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Chicago,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