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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交媒体建构的虚拟空间，扩展了“媒介朝觐”这种独特的媒介景观。然而这种程式化的情感，实则是一种媒介的复制式体验。它在缔造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联系的同时，也分割了媒介空间的等级秩序。综合来看，社交媒体的媒介“朝觐”现象有以下几个特征：源自对符号权威的信赖，场景由现实转向虚拟，存在参与主体的利益争夺。
【关键词】：社交媒体 媒介“朝觐”
一、前言
《电视指南》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录像镜头的真实：“一切都没变，只是你身临其境了。”媒体把虚拟空间等同于现实空间，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一种现象：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对媒介建构的空间等级秩序的认同，已经超过了自身对空间重要性的感知和排序。媒介“朝觐”也由此而生。
二、概念界定
“朝觐”这个词语的本意是指，在以往的东方文明中，附属国通过向其所属的中央政权朝贡和拜谒，进而以表示对帝王的尊拜和臣服的行为。而媒介“朝觐”则是由迷文化演化而来的比喻，带有一定的戏谑和反讽意味。社交媒体上最常见的“朝觐”行为就是，粉丝自发前往某一明星拍戏的地方，或者某一电影的拍摄场地（媒介叙事中的重要地点）旅行的行为。这种带有较强仪式感的媒介“朝觐”既是在真实空间中的旅行，又是在建构的真实世界与媒介世界的“距离”空间中的表演。
三、媒介“朝觐”的驱动力
关于媒介“朝觐”驱动力，梅斯特洛维奇认为，这是一种事先被程式化的情感，人们在“朝觐”过程中表现出的兴奋、激动（而非失望）等情感流露，是“他们很清楚那是其该做的事情”。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种行为强化了媒介仪式空间的等级结构，同时，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认知：媒介表达“里”的地方等级，要高于那些媒介没有提及的地方。这就形成了一个景观化的媒介空间维度。
深层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媒介“朝觐”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媒介的复制式体验。媒介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拟态的世界，通过与真实的世界缔造“连接”使观众忽略了空间和距离的存在。而粉丝在观看媒介为其提供的这种内容的过程中，又把对仪式形式的内化当作一种具体的行为习得。换句话说，媒介不仅提示了媒介空间中的等级秩序，还成功的把这种等级秩序加之于受众的生活以及行为当中。
四、社交媒体上的“朝觐”特征
（一）源自对符号权威的信赖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视频，留下“朝觐”印记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这种“朝觐”分享在达成“共识”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人们越来越重视虚拟平台中的仪式，而非信息的传递。因此，我们在思考媒介“朝觐”的同时还应该思考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在库尔德里眼中，媒介“朝觐”代表的是媒介景观的权利梯度，这种梯度不仅仅作用于引导我们去什么地方旅行，还会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普通生活。试想一下，当这种权利梯度向你而来，你被要求向“全世界”发言时，也可以看做一种反转的“朝觐”。因为这种等级关系会直接体现在你身上，无论你喜不喜欢，是否接受，你都会被受众所标记出来。
基于这种假设，社交媒体上的媒介“朝觐”现象，既可以看做是受众对符号权威的信赖，又可以看做是符号权威对媒介景观化空间维度的建构。受众不会因为到达媒介呈现的地方而变成“中心”，相反，受众通过亲身的这种“朝觐”行为，会加强对媒介仪式的认同。在现实维度下，虽然普通受众难以真正介入实在的媒介地点，但仍保持着对媒介“里”的“神圣性”的向往和敬畏。在这个层面，社交媒体中的媒介“朝觐”可以算作是一种偶发的追随行为，这种行为代表了大众与媒体的间隔。因此，网络也逐渐成为一个使与媒介相关的“神圣物”的“感染力”得以扩散而非消失的地方。
（二）场景由现实转向虚拟
社交媒体建构的网络空间粘合和时空，使得虚拟与现实相互交织。社交媒体所构筑的虚拟空间已经侵入个到社会个体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导致生活中被“朝觐”的对象，从现实环境中的某一个特定的地域或者某个特殊的人，转向了由媒体构筑的虚拟空间。进而“朝觐”对象的场景，在社交媒体中也表现出虚拟化、区域化、部落化的特征。可以说，基于共通价值认同的个体，彼此聚合，以实现意义的共享与交互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的平衡——媒介“朝觐”的参与个体从以往相对平等的位置，转向了由媒介构造的虚拟场景的权力梯度之中。在这种梯度下，参与“朝觐”行为的个体身份已经不是处于同等的位置。然而，这种媒介“朝觐”中的不平等并不是按照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它是一种基于网络空间对“朝觐”人群进行划分而赋予的一种权利，更类似于一种识别的标签。因为虚拟的网络空间“朝觐”人群本身就存在一种社群和部落化的结构，参与程度越高的个体，往往能获得更多的赋权。这也就进一步加速了“朝觐”空间由现实转向虚拟。诚然，现实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人是无法亲自前往真实的地点的。这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交网络上上传图片、分享文字的行为会吸引那些无法身临其境的探寻者。他们也因此在网络中集聚，将虚拟的网络空间塑造为新的“朝觐”地。
（三）存在参与主体的利益争夺
社交媒体建构了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朝觐”行为可以看做是一种程序化的生产。在大量的碎片信息充斥着在网络中的今天，公众的注意力成为了一种稀缺的资源。这也导致了各种竞争的出现：主体之间的竞争、地域的竞争。简单的来说主体之间的竞争更类似于话语权力的争夺，不同的是，主体之间的争夺不是为了表达自我，而是寻求一种社會心理上的认同，而这种认同需要通过媒体获得。简单地说，就是按照媒体设置的“朝觐”等级进行相关机械化、程式化的活动，也就是参与到“朝觐”的信息生产过程，而不是局限于当一个虚拟空间中的观众。此外，地域的竞争则主要表现在媒介的建构作用，部分地域对象的位置被强化，则会导致另一部分没有经由媒介赋予意义的地域失去中心位置，从而处于一种失势的状态。
可以说这种掺杂着商业利益的参与主体的竞争，使得“朝觐”行为进一步被程式化，机械化。但由于这种参与，能带来被认同感和中心感，“朝觐者”们仍处在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中乐此不疲。
【参考文献】
【1】 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5.
【2】 库尔里德.媒介仪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
【关键词】：社交媒体 媒介“朝觐”
一、前言
《电视指南》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录像镜头的真实：“一切都没变，只是你身临其境了。”媒体把虚拟空间等同于现实空间，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一种现象：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对媒介建构的空间等级秩序的认同，已经超过了自身对空间重要性的感知和排序。媒介“朝觐”也由此而生。
二、概念界定
“朝觐”这个词语的本意是指，在以往的东方文明中，附属国通过向其所属的中央政权朝贡和拜谒，进而以表示对帝王的尊拜和臣服的行为。而媒介“朝觐”则是由迷文化演化而来的比喻，带有一定的戏谑和反讽意味。社交媒体上最常见的“朝觐”行为就是，粉丝自发前往某一明星拍戏的地方，或者某一电影的拍摄场地（媒介叙事中的重要地点）旅行的行为。这种带有较强仪式感的媒介“朝觐”既是在真实空间中的旅行，又是在建构的真实世界与媒介世界的“距离”空间中的表演。
三、媒介“朝觐”的驱动力
关于媒介“朝觐”驱动力，梅斯特洛维奇认为，这是一种事先被程式化的情感，人们在“朝觐”过程中表现出的兴奋、激动（而非失望）等情感流露，是“他们很清楚那是其该做的事情”。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种行为强化了媒介仪式空间的等级结构，同时，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认知：媒介表达“里”的地方等级，要高于那些媒介没有提及的地方。这就形成了一个景观化的媒介空间维度。
深层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媒介“朝觐”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媒介的复制式体验。媒介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拟态的世界，通过与真实的世界缔造“连接”使观众忽略了空间和距离的存在。而粉丝在观看媒介为其提供的这种内容的过程中，又把对仪式形式的内化当作一种具体的行为习得。换句话说，媒介不仅提示了媒介空间中的等级秩序，还成功的把这种等级秩序加之于受众的生活以及行为当中。
四、社交媒体上的“朝觐”特征
（一）源自对符号权威的信赖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视频，留下“朝觐”印记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这种“朝觐”分享在达成“共识”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人们越来越重视虚拟平台中的仪式，而非信息的传递。因此，我们在思考媒介“朝觐”的同时还应该思考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在库尔德里眼中，媒介“朝觐”代表的是媒介景观的权利梯度，这种梯度不仅仅作用于引导我们去什么地方旅行，还会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普通生活。试想一下，当这种权利梯度向你而来，你被要求向“全世界”发言时，也可以看做一种反转的“朝觐”。因为这种等级关系会直接体现在你身上，无论你喜不喜欢，是否接受，你都会被受众所标记出来。
基于这种假设，社交媒体上的媒介“朝觐”现象，既可以看做是受众对符号权威的信赖，又可以看做是符号权威对媒介景观化空间维度的建构。受众不会因为到达媒介呈现的地方而变成“中心”，相反，受众通过亲身的这种“朝觐”行为，会加强对媒介仪式的认同。在现实维度下，虽然普通受众难以真正介入实在的媒介地点，但仍保持着对媒介“里”的“神圣性”的向往和敬畏。在这个层面，社交媒体中的媒介“朝觐”可以算作是一种偶发的追随行为，这种行为代表了大众与媒体的间隔。因此，网络也逐渐成为一个使与媒介相关的“神圣物”的“感染力”得以扩散而非消失的地方。
（二）场景由现实转向虚拟
社交媒体建构的网络空间粘合和时空，使得虚拟与现实相互交织。社交媒体所构筑的虚拟空间已经侵入个到社会个体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导致生活中被“朝觐”的对象，从现实环境中的某一个特定的地域或者某个特殊的人，转向了由媒体构筑的虚拟空间。进而“朝觐”对象的场景，在社交媒体中也表现出虚拟化、区域化、部落化的特征。可以说，基于共通价值认同的个体，彼此聚合，以实现意义的共享与交互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的平衡——媒介“朝觐”的参与个体从以往相对平等的位置，转向了由媒介构造的虚拟场景的权力梯度之中。在这种梯度下，参与“朝觐”行为的个体身份已经不是处于同等的位置。然而，这种媒介“朝觐”中的不平等并不是按照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它是一种基于网络空间对“朝觐”人群进行划分而赋予的一种权利，更类似于一种识别的标签。因为虚拟的网络空间“朝觐”人群本身就存在一种社群和部落化的结构，参与程度越高的个体，往往能获得更多的赋权。这也就进一步加速了“朝觐”空间由现实转向虚拟。诚然，现实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人是无法亲自前往真实的地点的。这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交网络上上传图片、分享文字的行为会吸引那些无法身临其境的探寻者。他们也因此在网络中集聚，将虚拟的网络空间塑造为新的“朝觐”地。
（三）存在参与主体的利益争夺
社交媒体建构了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朝觐”行为可以看做是一种程序化的生产。在大量的碎片信息充斥着在网络中的今天，公众的注意力成为了一种稀缺的资源。这也导致了各种竞争的出现：主体之间的竞争、地域的竞争。简单的来说主体之间的竞争更类似于话语权力的争夺，不同的是，主体之间的争夺不是为了表达自我，而是寻求一种社會心理上的认同，而这种认同需要通过媒体获得。简单地说，就是按照媒体设置的“朝觐”等级进行相关机械化、程式化的活动，也就是参与到“朝觐”的信息生产过程，而不是局限于当一个虚拟空间中的观众。此外，地域的竞争则主要表现在媒介的建构作用，部分地域对象的位置被强化，则会导致另一部分没有经由媒介赋予意义的地域失去中心位置，从而处于一种失势的状态。
可以说这种掺杂着商业利益的参与主体的竞争，使得“朝觐”行为进一步被程式化，机械化。但由于这种参与，能带来被认同感和中心感，“朝觐者”们仍处在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中乐此不疲。
【参考文献】
【1】 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5.
【2】 库尔里德.媒介仪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