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与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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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先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领导除西北以外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消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在武汉外围积极部署抗日游击战争,为李先念的南下和后来新四军第五师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李先念称“他这一时期的工作是正确的”。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6年5月,周恩来亲赴宣化店。挫败国民党军的进攻阴谋,为中原军区赢得宝贵时间。并告诫李先念:“一定要设法用枪杆子突围出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担任政府总理,李先念作为副总理,与其共事22年,协助他管理共和国的经济,是他的得力助手。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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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正当李先念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艰难地支撑着国家经济危局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使他卷入了一场“揪叛徒”的风波。  起因是:4月29日,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从陈少敏保存的一些材料中发现了陈少敏、郑位三于1957年5月29日给中央组织部写的一个报告,内容是1946年中原突围时,允许党的干部向敌人自首的问题。李先念审阅时批道:当时忙于军队工作,这件事情我完全记不得了。批示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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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在1964年和1965年,他就提出:有的不会制造,要向别国学。甚至说: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的持续封锁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个设想一直未能实施。  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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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以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夺权”运动,造成了全国的全面动荡。各级党委的领导干部被打倒了,各级人民政府也被夺了权,国家的正常秩序被搞乱了。这些情况反映到中央来,使李先念等一些老革命家十分气愤。  李先念早就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种状况十分不满,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气愤。那个时候,他经常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一起谈论形势。交谈中,大家意见基本一致,只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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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4000年前,舜帝南巡道经今天的韶山,遇南来寻夫的娥皇、女英二妃,舜帝欣喜若狂,便在山上举行盛典庆贺。随从奏起宫廷中悠扬悦耳、婉转动听的《韶乐》,引凤来仪,百鸟和鸣,当地百姓也闻声而至。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事,在山上修建了“引凤亭”,韶山由此得名。  山清水秀的韶山,像一颗灿烂的明珠,镶嵌在江南大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了一位扭转中国乾坤的骄子、屹立于东方的巨人——毛泽东!韶山是他青少年时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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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春,正值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达到顶峰,全国陷于饥荒的艰难时刻,国家主席刘少奇布衣还乡,回到生养自己的老家——湖南宁乡。  在乡亲们面前,刘少奇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了,早就想回来看看。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的生活还这么艰苦。深感工作没做好,对不起大家了!”  在场的乡亲们几乎全惊呆了。怔怔听着。刘少奇接着说:  “……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要向你们承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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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具体领导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受毛泽东的指示,在延安刘少奇与即将南下的李先念作了一次深刻的谈话。告诫李先念:“第一是抓武装,第二是抓武装,第三还抓武装。”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李先念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坚持武汉外围的抗日游击战争。刘少奇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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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祭扫先人墓,处处犹存长者风”。在清明这个追思怀远的节气里,我们总会想起另一个世界中已经走远的亲人,想起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民族的安宁所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先烈。新中国诞辰60周年的清明,在革命老区,中国第一将军县的红安,发生和正在发生着许多与往年不一般的故事。    70多年的心愿终于得到了结    初春4月,阳光和煦,座落在湖北省红安县城的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内人流如织,在深沉低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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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命令,肩负毛泽东的嘱托,李先念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  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南下非常关心。要求李先念及所率部队应由铁路两侧到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在发展中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武装,多求质的巩固。  2月12日,毛泽东电示:“我军每到一处,均须发布告或宣言”,“广泛宣传,以打击反共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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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26日,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在湖北大悟宣化店打响了第一枪,拉开解放战争的帷幕,擂响了蒋家王朝灭亡的丧钟。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出川“下山摘桃子”,挑起全国内战,大耍反革命“两手”,一方面连发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向全国人民做出和平姿态;一方面在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下,调集了30万美式装备的兵力,加紧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企图首先消灭中原解放军,打通人华东、华北、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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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进行的反“反冒进”,是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在中共中央高层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李先念等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两种指导方针的分歧。  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55年,人们在正常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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