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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以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夺权”运动，造成了全国的全面动荡。各级党委的领导干部被打倒了，各级人民政府也被夺了权，国家的正常秩序被搞乱了。这些情况反映到中央来，使李先念等一些老革命家十分气愤。
李先念早就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种状况十分不满，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气愤。那个时候，他经常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一起谈论形势。交谈中，大家意见基本一致，只是把这种不满压在心里。
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这次会议，本来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但是会议一开始就围绕着“文化大革命”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叶剑英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康生蛮不讲理地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叶剑英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是想干什么?”“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李先念在会上指着张春桥、江青、康生等人的鼻子说：“你们现在这种搞法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照你们这样搞下去，把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谁?你们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还特别指出：“你们统统打倒老干部的做法是从1966年《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开始的，你们在群众中搞大规模的两条路线斗争，还搞什么大串连，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了。”李先念的质问。使张春桥、江青、康生等人哑口无言。
这次会议是小试锋芒。大的抗争还在后头。2月16日下午，陈毅夹着皮包，迈着缓慢沉稳的步子，走进怀仁堂会议室。周恩来和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也来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肖华、杨成武等一身戎装，迈着军人特有的庄重步伐也来了。过一会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陈伯达等也慢腾腾地走了进来。一场剧烈的抗争开始了。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要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打断了讲话。大发雷霆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到这里，站起来拿衣服要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了吗?
余秋里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妄图插话辩解。被李先念冲了一句：“你不要和稀泥!”他正言道：“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接着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4-3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谢富治不愿听这些：“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大局出发。”谭震林怒目相向：“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3次。”李先念说，“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全国就开始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红旗》那篇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一直仔细听着大家发言的周恩来，目光含威地转向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不认账：“我没有看。”
周恩来：“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康生不吭气。其实，这篇鼓吹“打倒一切”的社论，不仅是他和陈伯达指使写的，而且还经他亲自审查过。
会后，一贯搞阴谋的康生给江青出主意说，要把老同志们的话整理出一个材料，送给毛主席。于是，2月16日晚，会议刚一结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了。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
过了一会儿，一辆“大红旗”轿车便从钓鱼台开出，直进新华门，绕过南海，在“游泳池”门前刹住。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先后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他们带着江青写给毛泽东的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和由他们整理的《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向毛泽东汇报来了。
毛泽东召见了他们。他们详细地集中地汇报了老帅们和副总理们的言论。起初毛泽东还轻松地笑，觉得老帅们还是“很不理解”。张春桥和姚文元见毛泽东发笑，一时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毛泽东的意思，心里不免紧张了起来。但是，当他们汇报到陈毅说“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了吗?”时，毛泽东的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随后越听越火，雷霆震怒，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绷紧的脸才松弛了下来。露出了得意的阴笑。
当时，毛泽东一心一意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对这些老同志的话十分不满。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三总(副总理)四帅(元帅)”开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又大发雷霆，对老帅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之二、之三，起码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毛泽东还特别点名批评了李先念。接着，毛泽东指示中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进行批评。
江青、张春桥、康生他们别有用心地把中央高层的这场争论捅到社会上去。造反派们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了10万人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李先念也被造反派们扣上了“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定为必须打倒之列。
任何人都一样，情绪激动时，难免不冷静，说过头话，做过头事。但一个正直、实事求是的人会随时修正自己的言行。两个月后，毛泽东逐步觉察到把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都打成反革命是不对的。4月30日，他把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说：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他们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的。他还让这些老同志在五一节时，同他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的这一姿态表明：毛泽东还是要团结这些老同志的。毛泽东让李先念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五一节观礼之后，财贸口的造反派们见打不倒李先念，只好悄悄地“收兵”，李先念重新恢复了工作。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为召开党的“九大”做准备。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人，急于把他们已经夺到手的权力确定下来，进一步谋求更大的权力。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要压、要整李先念等老同志，不使他们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张春桥、江青、康生，王洪文等围攻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事情，让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进行了制止。他说：他们几位老同志，都是政治局委员，有意见讲出来是党内生活许可的，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还应当让他们参加“九大”，“九大”报告中不要提“二月逆流”了。
李先念早就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种状况十分不满，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气愤。那个时候，他经常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一起谈论形势。交谈中，大家意见基本一致，只是把这种不满压在心里。
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这次会议，本来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但是会议一开始就围绕着“文化大革命”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叶剑英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康生蛮不讲理地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叶剑英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是想干什么?”“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李先念在会上指着张春桥、江青、康生等人的鼻子说：“你们现在这种搞法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照你们这样搞下去，把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谁?你们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还特别指出：“你们统统打倒老干部的做法是从1966年《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开始的，你们在群众中搞大规模的两条路线斗争，还搞什么大串连，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了。”李先念的质问。使张春桥、江青、康生等人哑口无言。
这次会议是小试锋芒。大的抗争还在后头。2月16日下午，陈毅夹着皮包，迈着缓慢沉稳的步子，走进怀仁堂会议室。周恩来和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也来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肖华、杨成武等一身戎装，迈着军人特有的庄重步伐也来了。过一会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陈伯达等也慢腾腾地走了进来。一场剧烈的抗争开始了。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要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打断了讲话。大发雷霆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到这里，站起来拿衣服要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了吗?
余秋里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妄图插话辩解。被李先念冲了一句：“你不要和稀泥!”他正言道：“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接着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4-3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谢富治不愿听这些：“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大局出发。”谭震林怒目相向：“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3次。”李先念说，“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全国就开始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红旗》那篇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一直仔细听着大家发言的周恩来，目光含威地转向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不认账：“我没有看。”
周恩来：“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康生不吭气。其实，这篇鼓吹“打倒一切”的社论，不仅是他和陈伯达指使写的，而且还经他亲自审查过。
会后，一贯搞阴谋的康生给江青出主意说，要把老同志们的话整理出一个材料，送给毛主席。于是，2月16日晚，会议刚一结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了。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
过了一会儿，一辆“大红旗”轿车便从钓鱼台开出，直进新华门，绕过南海，在“游泳池”门前刹住。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先后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他们带着江青写给毛泽东的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和由他们整理的《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向毛泽东汇报来了。
毛泽东召见了他们。他们详细地集中地汇报了老帅们和副总理们的言论。起初毛泽东还轻松地笑，觉得老帅们还是“很不理解”。张春桥和姚文元见毛泽东发笑，一时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毛泽东的意思，心里不免紧张了起来。但是，当他们汇报到陈毅说“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了吗?”时，毛泽东的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随后越听越火，雷霆震怒，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绷紧的脸才松弛了下来。露出了得意的阴笑。
当时，毛泽东一心一意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对这些老同志的话十分不满。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三总(副总理)四帅(元帅)”开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又大发雷霆，对老帅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之二、之三，起码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毛泽东还特别点名批评了李先念。接着，毛泽东指示中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进行批评。
江青、张春桥、康生他们别有用心地把中央高层的这场争论捅到社会上去。造反派们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了10万人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李先念也被造反派们扣上了“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定为必须打倒之列。
任何人都一样，情绪激动时，难免不冷静，说过头话，做过头事。但一个正直、实事求是的人会随时修正自己的言行。两个月后，毛泽东逐步觉察到把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都打成反革命是不对的。4月30日，他把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说：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他们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的。他还让这些老同志在五一节时，同他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的这一姿态表明：毛泽东还是要团结这些老同志的。毛泽东让李先念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五一节观礼之后，财贸口的造反派们见打不倒李先念，只好悄悄地“收兵”，李先念重新恢复了工作。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为召开党的“九大”做准备。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人，急于把他们已经夺到手的权力确定下来，进一步谋求更大的权力。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要压、要整李先念等老同志，不使他们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张春桥、江青、康生，王洪文等围攻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事情，让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进行了制止。他说：他们几位老同志，都是政治局委员，有意见讲出来是党内生活许可的，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还应当让他们参加“九大”，“九大”报告中不要提“二月逆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