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在1964年和1965年，他就提出：有的不会制造，要向别国学。甚至说：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的持续封锁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个设想一直未能实施。
　　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新的一轮经济危机，苏联、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活动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经济体系逐渐趋向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往来。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治封锁。
　　1971年，毛泽东视察南方时，看到服务员穿着漂亮的“的确凉”衬衫，问从什么地方买的。一位服务员说，千辛万苦从北京买来的。毛泽东听后很感慨并记在心里。回到北京后，有一天他把周恩来、李先念叫去谈这件事，并问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还诙谐地说，买一件“的确凉”衣服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抓住这个契机，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他对尼克松说：原先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这些都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我国对外工作出现了新局面。这为我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毛泽东、周恩来不失时机地作出决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外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李先念、陈云等积极参与筹划和，具体组织实施。
　　然而，在当时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不仅要看准国际市场的发展变化，还要根据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和实力，尤其是支付能力。李先念、余秋里等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探讨和论证，于1973年春，由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成套设备进口问题的请示报告”。3月22日。国务院在批复这份报告时。要求凡有成套设备进口的部门都要选配一定数量懂技术的干部负责这项目工作，同时发挥地方上懂技术干部的作用。让他们发表意见。与此相关的国内工作，如地质勘探、基本建设、协作配套、原材料供应和技术力量培训等，也要相应跟上，以充分发挥投资效益。
　　当时，引进设备的总金额确定为43亿美元，通常称“四三方案”。后来又追加8.8亿美元，总共51.8亿美元。引进的项目中包括彩电生产设备和1米7轧机各一套，4套大化纤，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能力的化肥设备，2套年产30万吨乙烯的石油化工设备，综合采煤机能力1300万吨，1套核电站，225万千瓦发电机、军用斯贝发动机等等。这些技术设备的引进和投产，将促进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迈进一大步。这样大规模的引进方案，不是一两年能够实现的，有的项目经过近10年的时间才完成。
　　在实施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方案的过程中，李先念和有关负责人极为重视。1973年8月25日，李先念经过慎重考虑，对国家计委的报告作了很长的具体批示：
　　一、同意国家计委的报告，可先与西德谈进口1米7轧机，用国外存款现汇支付办法试行，但要做得稳当。
　　二、外汇不足，应多组织出口。只要把出口创汇工作做好了，危险性不大。因为一旦发生银行支付不了的情况，外贸可以支持银行。
　　三、我们钢材的轧制能力太不足。解决这个问题，主要靠我们自己赶制。同时建议除中央已批准进口1套1米7钢板轧机外，再进口1套这种轧机，大力赶一下轧钢板的能力，这对长远建设是有利的，可使我们的钢材品种逐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近年每年进口钢材400多万吨，花费外汇约七八亿美元。
　　四、进口旧轧机，如有可能，也是可以的，但要防止人家实际上是在推销废钢铁。这样虽然价格便宜，结果还是吃了亏，所以要慎重。
　　五、使用部门和外贸部、银行要协作好。特别是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今天提出一个方案，听到一点消息，明天又变卦。变来变去，使谈判者忙于应付，结果是耽误时间，价格上也吃了亏。
　　这份批示不仅对引进1米7轧机，而且对整个引进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云看了这份报告和李先念的批示，也表示同意，并作了批注：“关于进口旧轧机问题，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要慎重从事。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并监督拆卸装箱。”
　　文件最后送周恩来审定。周恩来批示：“同意先念同志批示，并附上陈云同志的批注意见，交计委立即执行，随时检查。”
　　在恢复建立国内出口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按照周恩来制定的“外贸要立足于国内，要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推动国内生产的发展”的方针，李先念等积极恢复了“文革”初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出口生产工作。李先念在多次有关会议上指出：把出口工艺美术品说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不生产，不采购，使出口额显著下降，这种状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针对有人攻击外贸工作“崇洋媚外”，认为出口商品提价是“帮助外国商人剥削各国人民”的谬论，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严厉批评说：这么说的人，硬是想要我们吃大亏，外国资本家赚大钱。在他和周恩来部署下，工艺美术品、农产品等出口生产基地得到了较快恢复。1972年9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历时4个多月。为了扩大加工出口，外贸部门利用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较低，而国内棉花欠收、加工能力较强的时机，进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后出口，既解决了国内的棉布紧缺，又赚取了外汇，同时还使国内人民增加了收入。
　　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等人的领导和斗争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73年到1974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是1970年45.8亿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45.7亿，是1970年的3.2倍。1973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58.2亿美元，是1970年22.6亿的2.58倍：1974年更达到69.5亿美元，是1970年的3.07倍。一方面，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为我国八十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