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春，正值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达到顶峰，全国陷于饥荒的艰难时刻，国家主席刘少奇布衣还乡，回到生养自己的老家——湖南宁乡。
　　在乡亲们面前，刘少奇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了，早就想回来看看。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的生活还这么艰苦。深感工作没做好，对不起大家了!”
　　在场的乡亲们几乎全惊呆了。怔怔听着。刘少奇接着说：
　　“……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要向你们承认错误……”
　　刘少奇的话一讲完，在场的湖南省、地、县、公社领导，直至生产队长，逐级站起来，面向几十位中国最普通的农民检讨、道歉，承认工作没做好。
　　一070岁的老农拉着刘少奇的手说：“这哪里是天灾，是闹入祸啊13分天灾，7分入祸。下边净胡闹，并村拆屋，一切归公，把家底弄光了。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
　　带着沉重的心情，刘少奇回到了北京。后来，他又在各条战线作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其中对商业战线存在严重的“走后门”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一天，刘少奇对主管商业战线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现在国家这么穷，物资匮乏，却有人拿国家的商品作武器，“走后门”，谋求个人的利益，这是不允许的。商业队伍要加强，商业战线的干部要加强管理，商业部门的监察机关要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指示引起了李先念的高度重视。于是，由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负责，立即组织6个工作组。到全国各地调查商业“走后门”事。李先念还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建议召开各省、市财贸书记会议，认真讨论刘少奇的指示，研究如何杜绝商业“走后门”。
　　9月22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了全国粮食、商业厅局长联席会议。在会上，李先念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杜绝商业部门、粮食部门以及其他一切部门“走后门”的指示。不久，转来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合作办事处统计科何代兴致胡耀邦，反映的商业部门弄虚作假情况的信，李先念认真研究并批示阎红彦：这封信所反映的问题不只云南有，在全国各地都有。少奇最近关于反对商业“走后门”和搞假统计作了重要指示，指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办商业，特别是在国家物资困难的情况下，“走后门”、搞假统计，只会加重困难，只会脱离群众，是资本主义思想表现，是属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是阶级斗争在经济工作上的表现。
　　一个月后，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19省、市财贸书记会议，专门讨论刘少奇关于反对“走后门”的指示，在会上李先念又把何代兴致胡耀邦的信印发大家讨论，并于26日在会上发言指出：“‘走后门’现象的存在，是因为物质供应不足、购买力和商品不平衡，是因为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够。”但“反对商品‘走后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要吸取1952年搞‘三反’的经验教训，不要搞得过分紧张。反对商品‘走后门’这个问题虽涉及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但不能按两条道路斗争来处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思想要坚定，领导要坚定，措施要坚定，不能够动摇，但步子要稳，界限要划清，必须争取和团结绝大多数”。
　　会后，李先念将这次会议的研究情况于11月8日报告毛泽东、中共中央。11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李先念的报告，并指出：反对商品“走后门”问题，从性质上讲，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分配渠道，很不健全，商品“走后门”的现象大量存在。而且已经出现了一批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因此中央要求各级党委把反对商品“走后门”的工作，认真地进行讨论，并且开展一次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对广大财贸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把违法乱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清查出来，区别情况，进行处理。
　　自1961年11月至1962年3月中旬，在全国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规定：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只在国营商业企业和供销合作社企业中进行，各地要把一般性“走后门”与严重“走后门”区别开来，检查的时间是在1961年1月以后，不再往前追算。由于在李先念等正确领导下。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既杜绝了“走后门”现象，又没有把运动扩大化。4月16日，李先念向中共中央报告：财贸部门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截止3月中旬，已经在21个省、市、自治区展开。许多地方商品“走后门”现象得到了有效制止，群众反映很好。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的正确开展，受到了党中央和刘少奇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