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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进行的反“反冒进”，是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在中共中央高层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李先念等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两种指导方针的分歧。
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55年，人们在正常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期望值。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也开始发热，追求过高过快速度。11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会上，毛泽东说：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1956年元旦，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发出要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豪言壮语。随后，全国人民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到1967年，全国粮食、棉花产量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一万亿斤、一亿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
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和李先念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重的不尽如人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他们工作的当务之急。
从2月份起，周恩来、陈云和李先念便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可是他们的忧虑，却与毛泽东的求快思想是矛盾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就有了后来的反“反冒进”。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发言，进一步阐述了10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这引起李先念等不安。
随后。周恩来耐心地与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讲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他就离开了北京。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就解决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按5％的比例把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周恩来、李先念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同意与支持。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该文在6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文中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这篇社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党内许多同志在去年开展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头脑中产生的片面性和盲目冒进的思想。指出“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那是不能的，也是办不好的。这篇社论曾送毛泽东阅，但毛泽东只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旁批4个字：“我不看了。”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毛泽东是保留看法的。
1957年1月27日，李先念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1956年财政、信贷、商品都是入不敷出的，人员是增加的，这说明1956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都有若干冒进。强调：财政、信贷、物资三者必须统一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1957年的财政应该继续压缩财政收支计划指标，真正做到“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一些人总想大干快上。对于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的意义，并不是完全认识清楚了的，中央提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要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并公开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同时在这篇社论里，还第一次使用了“大跃进”这个词。毛泽东看到了这篇社论。
“大跃进”!“大跃进”!毛泽东品味着，琢磨着，频频点头。显然，他对这个提法十分欣赏。在他看来，“大跃进”是个和“反冒进”针锋相对的口号。他高兴地拿起红铅笔来，在社论旁边批了一句话：“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欣喜之情由此可见。
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周恩来、李先念等按5％的比例把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控制“冒进”没有多问。到1957年下半年，国内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开始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批评。
毛泽东反“反冒进”一言既出，即成定局，并逐步公开化。1957年12月8日，毛泽东启程赴华东。一路上，他没忘批“反冒进”。他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
1958年1月11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更加严厉了。他把1956年6月20日的那篇社论摘要印发到会人员，对它进行逐一“批驳”。他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这篇社论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庸俗辩证法。告诫大家：“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 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3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同时，毛泽东还尖锐地指出：《人民日报》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离李先念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这实际上是点名批评李先念。
12日上午，毛泽东又说：“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6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接着，他又批评说：“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的。……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还说：听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有的人就动摇起来。这是一句非常致命的语言，此言一出，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沉重。
于是，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很为周恩来担心。一天，他和李富春商量要问问毛泽东，是谁跟着赫鲁晓夫动摇。于是，一起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让他们去问周恩来。这么一说，李先念心中有了底，肯定不是指周恩来。他们总想把事情弄清楚，又去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未正面回答，并批评他们说：问这干什么。后来毛泽东也未再提这件事。
17日晚，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谈话。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所以李先念并未减轻思想压力。
19日，李先念在“南宁会议”上，就“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分析自己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性不强，见物不见人。对于三大改造，经济所有制改变以后群众的力量、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依靠政治、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力量不够。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教训。
2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但气氛显然缓和下来，并对李先念进行宽慰。他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以后听先念同志讲“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我们还是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
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55年，人们在正常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期望值。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也开始发热，追求过高过快速度。11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会上，毛泽东说：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1956年元旦，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发出要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豪言壮语。随后，全国人民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到1967年，全国粮食、棉花产量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一万亿斤、一亿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
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和李先念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重的不尽如人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他们工作的当务之急。
从2月份起，周恩来、陈云和李先念便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可是他们的忧虑，却与毛泽东的求快思想是矛盾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就有了后来的反“反冒进”。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发言，进一步阐述了10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这引起李先念等不安。
随后。周恩来耐心地与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讲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他就离开了北京。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就解决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按5％的比例把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周恩来、李先念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同意与支持。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该文在6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文中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这篇社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党内许多同志在去年开展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头脑中产生的片面性和盲目冒进的思想。指出“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那是不能的，也是办不好的。这篇社论曾送毛泽东阅，但毛泽东只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旁批4个字：“我不看了。”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毛泽东是保留看法的。
1957年1月27日，李先念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1956年财政、信贷、商品都是入不敷出的，人员是增加的，这说明1956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都有若干冒进。强调：财政、信贷、物资三者必须统一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1957年的财政应该继续压缩财政收支计划指标，真正做到“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一些人总想大干快上。对于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的意义，并不是完全认识清楚了的，中央提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要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并公开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同时在这篇社论里，还第一次使用了“大跃进”这个词。毛泽东看到了这篇社论。
“大跃进”!“大跃进”!毛泽东品味着，琢磨着，频频点头。显然，他对这个提法十分欣赏。在他看来，“大跃进”是个和“反冒进”针锋相对的口号。他高兴地拿起红铅笔来，在社论旁边批了一句话：“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欣喜之情由此可见。
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周恩来、李先念等按5％的比例把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控制“冒进”没有多问。到1957年下半年，国内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开始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批评。
毛泽东反“反冒进”一言既出，即成定局，并逐步公开化。1957年12月8日，毛泽东启程赴华东。一路上，他没忘批“反冒进”。他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
1958年1月11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更加严厉了。他把1956年6月20日的那篇社论摘要印发到会人员，对它进行逐一“批驳”。他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这篇社论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庸俗辩证法。告诫大家：“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 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3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同时，毛泽东还尖锐地指出：《人民日报》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离李先念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这实际上是点名批评李先念。
12日上午，毛泽东又说：“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6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接着，他又批评说：“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的。……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还说：听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有的人就动摇起来。这是一句非常致命的语言，此言一出，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沉重。
于是，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很为周恩来担心。一天，他和李富春商量要问问毛泽东，是谁跟着赫鲁晓夫动摇。于是，一起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让他们去问周恩来。这么一说，李先念心中有了底，肯定不是指周恩来。他们总想把事情弄清楚，又去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未正面回答，并批评他们说：问这干什么。后来毛泽东也未再提这件事。
17日晚，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谈话。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所以李先念并未减轻思想压力。
19日，李先念在“南宁会议”上，就“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分析自己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性不强，见物不见人。对于三大改造，经济所有制改变以后群众的力量、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依靠政治、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力量不够。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教训。
2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但气氛显然缓和下来，并对李先念进行宽慰。他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以后听先念同志讲“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我们还是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