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对青少年健康行为的涵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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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研究以新疆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以涵化理论为指导理论,对新疆青少年健康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假设,新媒体能够为受众提供“沉浸式”体验,这一优势能更好地涵化青少年的健康行为。但是在实践中,新媒体对新疆青少年的健康传播处于与家庭的人际传播、学校的组织传播和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的博弈之中,且新媒体处于劣势。新媒体的优势在新疆青少年健康行为养成中并未发挥出来。因此,应当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加强专业医疗健康机构与新媒体的合作,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学校、家庭、新媒体为实施主体的健康传播系统工程,涵化青少年的健康行为。
  【关键词】新媒体;涵化理论;青少年;健康行为
  一、涵化理论: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
  (一)涵化理论简要概述
  涵化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是用调查法来研究受众的认知和媒体接触习惯之间关系的理论。当时,电视“成为各类异质群体社会化和每日信息的首要的共同来源”,“它总是集中化大批量地生产一整套连贯的图像与讯息,并把它们提供给规模庞大而又各式各样的群体”,“被大多数的观众以一种近乎不加选择的、仪式主义的方式来使用”。“涵化分析特别关注电视对观众的社会现实观的影响”。涵化理论的假设是“那些花费了更多时间‘生活’在电视世界中的人更可能以电视镜头里所呈现的形象、价值观、描述、思想体系等来看待‘现实世界’”。[1]
  涵化理论关注的是人们长期接触整个信息系统的后果。人们在长期接触电视媒介信息的过程中会形成对社会现实的某种认知,进而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这些影响的产生源于媒介信息之中蕴含的特定价值观。涵化理论是“文化指标研究”中的组成部分。文化指标研究分析大众传媒生产、传播、消费信息过程中的制度性压力和制约因素,揭示大众传媒内容形成特定倾向性的原因,这些倾向性通过媒介信息的符号系统表达出来。受众经过长期的信息接触,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2]
  可见,涵化效果产生的关键在于媒介长期一致的信息内容和受众持续的媒介接触。但是,这些结论产生在电视时代。如今,媒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媒体也一跃成为人們长期接触的大众媒体。那么,涵化理论是否可以用于新媒体传播研究之中?
  (二)涵化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延伸
  随着技术的发展,涵化理论在新媒体时代被运用于“探索在其他媒介中是否都发生着同样的过程,也是非常合理的”。[3]在新媒体背景下,媒体传播形式会发生改变,传播主体也日益多元化,传播内容更加丰富。但是这些改变仅仅是表象上的改变,媒介技术的变迁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驱动媒介内容生产与发展的那股社会力量。新媒体语境下,“研究者通过分析新技术对涵化关系的影响发现,尽管新技术带来了多种可能,但涵化关系在新媒体语境下仍然存在,新技术并没有改变媒体内容被权力精英控制的现状”[4]。
  新媒体的某些特点甚至可以增强涵化效果。“新媒体带来了信息的多样选择和多元表达,让人们感觉到了更加真实鲜活的‘象征性现实’;新媒体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在新媒体构建的‘关系网络’中更容易产生强烈的‘共鸣’。”[5]在新媒体背景下,媒体承载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元,不同种类的信息的长期作用会导致不同的认知和行为。虽然新媒体的用户面对多元的信息很容易转移注意力,但作为个体的用户总会有其个性化的关注焦点,拥有相同关注焦点的新媒体用户在新媒体空间中形成共同体,新媒体的涵化效果就产生在这些共同体之中。所以,涵化效果也可能因新媒体媒介内容的多元化而更加多元。同时,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是当今社会的大众媒体,是受众长期依赖的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它同时集纳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优势,所以新媒体产生潜移默化的涵化效果仍然是具有可能性的,而且可能是更强的效果。
  与传统媒体电视相比,新媒体背后的控制力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新媒体在提供多元信息的同时依然能够为用户提供长期一致的讯息,新媒体是用户长期持续接触的媒体。因此,涵化理论在新媒体时代仍然适用,而且新媒体的某些特质甚至会增强涵化效果。
  二、新媒体涵化青少年健康行为
  (一)涵化理论适用于对新媒体环境中青少年健康认知和行为的研究
  涵化理论产生于学者们研究的暴力内容对人们认知和行为的影响。随着媒介技术的变迁,新媒体对青少年行为的涵化效果也受到关注。
  广东工业大学张晓冰等人通过对广州市的中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网络游戏中的某些暴力倾向影响着青少年的现实观,导致了青少年一定的暴力倾向;青少年沉迷网络暴力游戏的程度越深,崇尚暴力的倾向就越大”[6]。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员孙召路通过研究发现,“网络中的暴力环境对青少年暴力倾向的形成和暴力行为的产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并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青少年暴力行为滋生的土壤和温床”,而青少年自身的不成熟是其暴力行为的催化剂,因此对网络暴力环境的内在抗拒力是决定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关键因素。[7]上海外国语大学王玲宇、张国良发现,“网络暴力游戏的泛滥对于尚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偏好网络暴力游戏与青少年的暴力赞成程度显著相关”。[8]吉林大学胡丽红、刘贺论证了在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接触广告的途径多样化,广告“培养”了青少年的炫耀性消费观念。[9]
  可见,网络营造的环境会对青少年的认知产生影响,也可能进一步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新媒体对青少年的涵化效果在现实社会中是存在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空间,成为影响人们生活、工作的环境,也成为青少年生活、成长的环境。网络的环境化使所有用户沉浸其中[10],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青少年正处于身心成长和社会化的重要阶段,可塑性强。作为网络的“土著人”,青少年视新媒体为理所当然的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容易受新媒体的影响。新媒体能为用户提供多元化信息,也是健康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新媒体对青少年的健康行为产生涵化效果的关键要素是具备的:其一,新媒体是青少年能够持续接触的大众媒体;其二,新媒体可以对青少年进行健康信息的持续传播。所以,新媒体会对青少年的健康认知和健康行为产生涵化效果。   (二)新媒体涵化青少年健康行为的优势:“沉浸式”体验
  新媒体传播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新媒体传播是双向互动的。传统媒体的受众是单向、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新媒体的用户却能主动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史蒂芬森认为大众传播是游戏,它让人们沉浸于主动的游戏之中,它关注的是人们参与的自由,投入的愉悦,强调人们从中获得的满足感。[11]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在满足受众信息实用需求的同时,更能带给受众实际参与虚拟世界的愉悦和满足。传统媒体为受众提供的是“想象式参与”的体验,受众并不能与传统媒体创造的世界进行真实互动,他们只能在脑海里想象出自己参与媒体创造世界的情景。而新媒体为受众带来的是“沉浸式”体验,受众无须通过想象,就能直接与新媒体创造的虚拟世界发生真实的互动。受众真切地参与其中,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边界被打通,传统媒体条件下受众脑海中关于自身的“拟像”和受众自己的“真身”合而为一。[12]
  新媒体的“沉浸式”传播让受众沉浸其中。新媒体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传统媒体“想象式参与”的体验更能够对受众的行为产生影响。如果新媒体不能为受众提供“沉浸式”体验,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对受众行为的涵化作用将不会有差异。
  新媒体的优势运用到健康传播中,青少年将不再是传统媒体背景下被动的受众,而是以主人翁的身份主动参与健康传播,沉浸其中,自主地根据自身需求在新媒体中获取健康信息,满足他们个性化的健康信息需求。新媒体传播的参与式特征,能够激发青少年提升健康素养的主动性。同时,青少年在自主参与的过程中,会与新媒体空间中的其他用户形成纵横交错网络,青少年在与新媒体接触的过程中沉浸于虚拟世界中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们在参与互动中形成了某种“共鸣”,从而能更有效地受到新媒体中健康信息的涵化,潜移默化地提升健康素养。
  总之,新媒体在健康传播中集中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功能,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双向互动优势,能够为青少年提供“沉浸式”的体验。这些优势能够弥补家庭和学校在健康传播中的不足。因此,在健康传播实践中,应当充分发挥新媒体在涵化青少年健康行为中的作用,提升青少年的健康素養。
  三、新疆青少年健康行为现状分析
  新媒体能够涵化青少年的健康认知和行为,并且由于新媒体的媒介特质,它在涵化青少年的健康行为中是具备优势的,即能够提供“沉浸式”体验。新媒体在涵化青少年的健康行为中,首先是新媒体中的健康信息对青少年的健康认知产生影响,然后是这种认知对行为的影响。新媒体对青少年认知上的影响可以通过青少年的健康行为反映出来。在此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对新疆青少年的健康行为进行了调查,以发现新媒体对该地区青少年健康认知和行为的涵化作用。
  本研究的数据是通过对问卷调查的结果统计整理而成。调查问卷面向乌鲁木齐、伊犁、喀什三个地区的大学、高三、初三、六年级学生,主要涉及汉族、维族、哈族青少年。问卷设计旨在调查新疆青少年健康信息的关注情况、营养情况、卫生习惯情况、健康情况等。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0份,回收2645份,有效问卷2561份,其中乌鲁木齐474份、伊犁372份、喀什1715份,有效率为96.82%。在有效问卷基础上,用SPSS软件对青少年媒介接触、对健康信息的关注、健康行为进行单变量统计分析,并对地区、性别、年龄、民族、学历这几项基本信息与青少年媒介接触、对健康信息的关注、健康行为进行双变量统计分析。此外,我们还对新疆部分大、中、小学进行了走访观察,获取了部分研究资料。
  饮食健康方面,新疆青少年在吃早饭、吃蔬菜水果、摄入碳水化合物、喝水、零食与碳酸饮料食用、鸡蛋豆制品食用上的表现,大部分人都是健康的。在基本信息与这些健康行为的相关性分析中,除性别与吃早饭、吃蔬菜水果、摄入碳水化合物、零食与碳酸饮料食用无相关性外,各项基本信息类别中,饮食行为健康的青少年都占比最多。在炒菜口味上,偏重油腻盐重和油少清淡的大致各占一半,在对基本信息进行的相关性分析中,各地区和各民族青少年对炒菜口味的选择相差不大,各民族均更加侧重油少清淡的口味,而炒菜口味表现在不同年龄、学历和性别上的差异较大,年龄越大越倾向清淡饮食,而女生更倾向于油少清淡的饮食。
  在日常卫生习惯上,新疆青少年有一半坚持早晚刷牙,占比46.5%,仅仅有1.6%的人从不刷牙。这说明,新疆青少年整体上卫生习惯是健康的。对基本信息的相关性分析中,从不刷牙依然占比最少,早晚都刷牙占比较多。在作息规律上,74.6%的新疆青少年每天睡时为7-8小时,在作息规律上总体表现良好。对基本信息的相关性分析中,仍然是睡眠为7-8小时的占比最多。在不良嗜好方面,81.9%的青少年从不吸烟饮酒,经常吸烟饮酒的人仅占0.7%:对基本信息的相关性分析中,各个类别的青少年从不抽烟喝酒的占比都超过了四分之三,绝大部分青少年不存在不良嗜好。在体育锻炼方面,新疆青少年每周锻炼3次以上的占41.7%,仅有6.1%的青少年从不锻炼,对其基本信息进行相关性分析,各类别中每周不锻炼的青少年占比均最少,与每周锻炼1-2次或3次以上的占比差别不大。新疆青少年每天久坐在3次以上的占比为40.2%,从不久坐的占10.3%,在基本信息的相关性分析中,各类别中从不久坐的占比最少,这与青少年特殊的学习状况相关。
  在疾病方面,新疆青少年经常生病的仅占很小一部分。经常犯口腔疾病的仅占4.7%,性别与犯口腔疾病无相关性,除其他民族有时发生的占比最多外,其他基本信息与犯口腔疾病的相关性中,很少发生的占比最多。经常感冒的人仅占12.3%,在基本信息的相关性中,各类别中有时感冒的占比均最少。经常肠胃不适的人仅占11.6%,在基本信息的相关性中,除大学生有时发生肠胃不适的占比最多外,其他学历很少发生的占比最多,而所有类别中经常发生肠胃不适的占比均最少。在是否请过病假方面,在地区、族别和年龄中,无病假的占比最多,其中20岁以上无病假的占比达90.8%,性别与请病假无相关性,学历与请病假的相关性中,高三因病请假的多于无病假的,六年级、初三和大学生无病假的多,其中大学生无病假的达80.3%。这说明新疆绝大部分青少年身体健康状况较好。   可见,新疆青少年的健康行为和健康状况总体上是良好的,但仍然存在不容乐观的情况,个别青少年存在不健康的行为。
  四、新媒体传播对新疆青少年健康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前文论述可知,新媒体涵化青少年健康行为的关键要素可分为两个,其一是新媒体中形成的健康讯息系统,其二是青少年对新媒体中健康信息的持续接触。新媒体中健康信息越多且越具有适用性,青少年对新媒体中的健康信息接触越多且越持续,则新媒体对青少年的健康行为涵化效果越明显。但是,我们调查发现,新媒体对新疆青少年健康行为的涵化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限制,使得新媒体无法有效涵化该地青少年的健康行为。
  (一)新疆青少年新媒体持续地接触和使用受到限制
  从新疆青少年每周上网时间频数来看,他们每周上网在5小时以下的占比71.5%,每周上网在10小时以上的占比8.4%。将新疆青少年基本信息与每周上网时间频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各地青少年每周上网时间小于5小时的人数占比最多,分别为59.9%、72.3%、74.6%;各年龄段的青少年每周上网时间小于5小时的人数占比均最多,分别为94%、67.3%、39.5%,青少年年龄越大,上网时间越长;从学历来看,青少年年级越高,上网时间越长;各民族青少年每周上网时间少于5小时的人数也最多;性别与周网时无相关性。这说明新媒体虽然已经普及,但是大部分新疆青少年在使用新媒体上是受到限制的。尤其对中小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学业发展的重要阶段,课堂时间较长,自由支配时间相对较少,他们的新媒体接触行为受到来自家庭和学校的约束。新媒体在涵化新疆中小学生健康行为中受到限制。
  新疆青少年的信息来源中,手机占40%,电视占27.8%,报纸占15.6%,电脑占10.5%,广播占6.1%。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在新疆青少年信息来源中各占一半。将信息来源与基本信息进行相关性分析,在性别、民族、地区三个类别中,手机在信息来源中的占比均最高;按照年龄分类,11-13岁的青少年多为初中生,受家长管制,以报纸和电视为最主要的信息来源,14-20岁的青少年中,手机在信源中占43.2%,其次为电视,占28.3%,20岁以上的青少年一般都是大学生,每人都有手机,手机占他们信源的89.1%;按学历划分,除六年级学生以报纸和电视为主要信息来源外,初三、高三学生均以手机和电视为主要信息来源,大学生有73.7%的信息来自手机。
  同时,新疆青少年的健康知识有42.8%来自父母,26.8%来自新媒体,23.8%来自传统媒体,6.6%来自其他。将健康知识来源与基本信息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在地区分布上,乌鲁木齐和喀什两地的青少年健康信息来自父母的最多,分别占36.9%和48.5%,其次为手机和电脑,分别占36.9%和20.7%,伊犁青少年的健康信息来自手机和电脑的最多,占42.7%,其次是父母,占23.9%;在年龄上,11-13岁和14-20岁的青少年健康信息主要来自父母,分别占55.6%、40.7%,20岁以上青少年的健康信息主要来自手机和电脑,占58.8%,其次为父母,占20.2%,这说明各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大部分从父母和手机电脑中获取健康信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手机和电脑更加侧重;从学历看,六年级和初三学生的健康信息来自父母的最多,分别占57.7%和48.2%,高三和大学生的健康信息来自手机和电脑的最多,分别占39.4%和49.6%,说明年级越高,青少年更侧重于从手机电脑中获取健康信息;从民族看,由于民族的不同,健康知识来源差异较大,但是父母或者手机电脑仍然是重要的健康信息来源;性别与健康知识来源无相关性。
  青少年大部分时间是花在课堂上的。但新疆青少年从课堂上获取的健康知识很少,仅占6.4%。新疆部分中小学有专业的健康教师,开设健康教育课,结合中小学生的成长规律进行健康教育,将健康教育渗透到日常教育活动中,与家长合作进行健康教育。但总体上,健康教育仍未受到足够重视,新疆学校教育在培养青少年健康意识,提升青少年健康行为中还有提升的空间。
  总体上,新媒体是新疆青少年的重要信息来源。青少年年龄越小,他们利用新媒体越是受到限制,新媒体对青少年健康行为涵化的关键在于对新媒体的接触,所以新媒体不能发挥对年龄较小的青少年健康行为的涵化作用;青少年年龄越小,传统媒体越是作为他们主要的信源,但年龄越小的青少年,越多地从父母那里获得健康信息,传统媒体并没有發挥出涵化青少年健康行为的作用,原因之一可能是其中缺乏健康信息;中小学生在课堂上的时间较长,课外时间受到家长管制,对新媒体的接触受到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双重限制。因此,新媒体对青少年健康行为的涵化处于与家庭的人际传播、学校的组织传播和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的博弈之中,新媒体在涵化新疆青少年健康行为中的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二)新媒体传播中缺少有质量的健康信息
  新疆青少年中64.7%的人仅仅是偶尔关注健康信息,26.3%的人经常关注,天天关注的仅占7.3%,甚至有1.6%的人从不关注健康信息。对关注健康信息的频率与基本信息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各类别中偶尔关注健康信息的人数占比均最多,而年龄与关注健康信息的频数无相关性。这说明新疆青少年对健康信息的关注比较少,对健康的关注度不够。在走访中发现,新疆青少年并没有严肃对待学校开设的健康教育课,视其为主要课业之外的一种调剂。同时,拥有很大的新媒体使用自主权的大学生也没有从新媒体上获取更多的健康信息,许多人使用新媒体都是用于社交、娱乐、购物等。可见,新疆青少年主动利用新媒体获取健康信息的人数较少,健康意识整体上淡薄,缺乏自主从新媒体中获取健康信息的主动性。作为新媒体健康传播的参与主体和新媒体涵化的主体对象,他们的主动性的缺失,弱化了新媒体对其健康行为涵化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青少年健康意识淡薄作为一种社会结果,其原因之一可以归结为媒体传播中健康信息的相对缺乏,尤其是在新媒体传播中缺乏科学的、权威的、能够引起青少年关注的健康信息,使得青少年不能对健康问题有足够的重视。因此,要培养青少年的健康意识,优化青少年的健康行为,可以从媒体传播入手,提高媒体进行健康传播的责任意识和健康传播的质量,以培养青少年对待自身身心健康的正确认知和态度。   此外,新疆部分青少年在新媒体中获取的不良信息对他们的健康行为产生了不良影响。新媒体固然有涵化青少年健康行为的优势,但是新媒体空间中流传的信息也是良莠不齐的。这就需要开展对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学校在健康教育的同时要联合家长提高学生辨别媒介信息的能力,媒体、家庭和学校应加强对新媒体健康信息的把关,并密切关注学生获取新媒体信息的状况,避免不良信息对青少年健康行为的误导。同时,专业医疗健康机构也应当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加强与新媒体、学校、家庭的合作,提升健康信息传播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五、结语
  在新媒体成为大众媒体的今天,传统媒体电视的涵化作用也延伸到了新媒体传播中。新媒体的双向互动传播模式为用户带来的“沉浸式”体验,能够增强媒体对受众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涵化作用。“青少年时期正在经历依赖性的童年发育到独立自主的成年这一过渡时期”,会承受许多这一阶段特有的冲突和压力,如果这些冲突和压力不能得到适当的解决和释放,会诱发许多健康问题。[13]如今的青少年是成长在新媒体环境中的一代人,极易受到新媒体的影响。在新媒体对其健康行为的涵化过程中,他们变被动的受众为自主的参与者,沉浸在环境化的网络空间中,在自由参与、获得愉悦体验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健康素养,进而优化自己的健康行为。
  新媒体涵化青少年健康行为的关键在于,新媒体中形成了有质量的健康信息系统和青少年对这些健康信息的持续接触。但我们调查发现:首先,新疆青少年的新媒体接触时间的持续性受到来自家庭的人际传播和来自学校的组织传播的双重限制;其次,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中缺少有质量的健康信息,优质健康信息的不可得使得新疆青少年的健康意识淡薄,甚至某些不良信息会对青少年的健康行为产生负面涵化作用。新媒体对新疆青少年的健康行为的涵化作用处于与来自家庭的人际传播、来自学校的组织传播和来自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的博弈之中,并且新媒体处于弱势一方。同时,媒体健康信息的相对缺乏,导致新媒体在对新疆青少年健康行为的涵化中不能充分发挥有利的影响。
  针对新疆青少年中仍然存在的部分不健康行为的状况,应当尽可能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利用新媒体的“沉浸式”体验涵化青少年的健康行为。第一,增加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中健康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新媒体应当自觉加强与专业的医疗健康机构的合作,以科学的、专业的健康信息涵化青少年的健康行为。同时避免新媒体对青少年健康行为的负面涵化作用。第二,增加青少年对健康信息的持续接触时间,形成规律化的操作。如学校可以联合家长,让青少年在课余时间以其可以接受的方式接触新媒体传播的健康信息。总之,新疆青少年健康行为的优化,需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加强专业医疗健康机构与新媒体的合作,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学校、家庭、新媒体为实施主体的健康传播系统工程,涵化新疆青少年的健康行为。
  (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背景下的新疆健康传播与少数民族青少年健康行为优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BXW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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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林为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生;肖燕怜为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
  编校:郑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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