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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每一个人都会老”，这是《飞越老人院》中老人院门口的一条标语。客观来讲，《飞越老人院》是近年来国产电影的诚意之作。一个封闭单调的老人院，一群孤独寂寞的老人，和一个圆梦的故事。而《桃姐》也是同样题材的电影，同样是关于老人院，关于老人，关于老人的生活，难免会将它们做一个对比。文章从人物困境、家庭困境、生活环境困境三个方面来浅析《桃姐》与《飞越老人院》的困境突破的区别。
【关键词】：桃姐；飞越老人院；困境；突破
一、人物困境
1、《桃姐》：
老人院里总会有老人相继离去，生老病死是最正常不过的规律了。在桃姐中风后，不能再作为一个佣人去服侍Roger，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买菜做饭了。对于一个做了已经六十多年的家佣突然不能干活，突然不能照顾别人，自我的存在感价值感的湮没是桃姐中风后的内心的最大困境。而这种困境的突破靠桃姐的自我努力来实现的，主要表现在不用别人帮忙收拾东西、自己打扫房间、餐馆的鱼少搁了酱油，Roger母亲做的燕窝有点腥等细节。简而言之，这种困境的突破是是对原有生活的一种回归，一种复原。
对于老太太的意外摔倒死亡，桃姐也开始想对于死亡的态度了。死亡似乎是可怕的，对于死亡的困境桃姐经历了害怕、无奈、接受等的突破心理。其中有个小插曲是桃姐的“心愿”——能够在身前见到梁家的第五代人。桃姐之前本来就中过风，到后来的病情加重，导演的用意不仅过渡得当，也鲜明地刻画了人物性格。尤其是桃姐想要见到第五代人的愿望，既符合人物身份，也深化了桃姐与梁家人几代人的关系。
2、《飞越老人院》
在老人院里的老人们大多也是老弱病残，他们的世界里面临的最直接的就是死亡，尤其是那些患有晚期病症的老人。老周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没有去医院，只是希望能够在剩余的日子里通过排练节目，参加比赛。影片的最后交代了老周这样做的原因，不单单是同其他老人们一样飞越老人院，更是为了希望能够通过通过参加比赛能够让身在日本与他有八九年断绝联系的女儿在节目中看到他，因为他不能带着怨恨离开这个世界。说白了，在老周眼里，对于死亡早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恐惧，更多的是以完成“心愿”来突破这种对于死亡的困境。而这种“心愿”我认为看似是对于亲情的弥补，实质是对于自我的赎罪。也就是通过自我赎罪，彻底的突破面临死亡的困境。而这种困境突破的成功与否，也只能是自我感受才能心中有数，而影片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一种相对浪漫的方式实现了这样的突破，也算是导演的一种态度。
虽然本片的基调是励志的，感觉该困境的突破方式有些戏剧化。如果把影片简化，就是老周为了完成自己生前的愿望而携众老人一同去参加节目离开老人院，未免显得有些单调和脱离现实。而且老周的这种愿望的展现过渡太多，看到最后似乎也把这位老人丑化了俗化了。
二、家庭困境
1、《桃姐》
在《桃姐》中，桃姐照顾过梁家四代人，共六十多年，也算是梁家的亲人了。在桃姐中风之前，Roger一直是桃姐服侍，Roger与桃姐的关系也是主仆关系。桃姐中风之后，不能再照顾Roger了，两人的关系也面临着转变的困境。我们可以看到后来Roger与桃姐手牵手，在别人面前叫桃姐“干妈”，两人的关系上升到了一种胜似亲人的高度。而对于这种困境的突破，归功于桃姐和Roger的相互影响，相互救赎。Roger感化于桃姐这么多年的照顾，桃姐接受了Roger的感恩。这样的突破很巧妙，与两方的转变都有关系，只靠一方的突破是不成功的。所以，桃姐是幸运的，Roger也是幸運的。
2、《飞越老人院》
对于葛大爷来说，他面临的家庭困境是老伴儿死了，无家可归，父子关系破裂已多年，以至于这种破裂状态都要延续到爷孙关系上。这样的事在现在的生活中并不陌生，使得日常的惯性的作用下我们都会同情老人。导演对于葛大爷的家庭困境的突破是逐步展示给观众的。在中国，父子亲情关系的恩恩怨怨好像大多也是因钱而起，而钱也是葛大爷所面临困境的突破的开端，那二十万是葛大爷和孙子开始相联系的纽带，因为孙子急需钱。之后，葛大爷跟孙子不多的两次谈话渐渐感化了孙子，爷孙开始了交流与沟通，使得困境突破达到了发展阶段。这其中也使得葛大爷的儿子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影片的最后，三代人共同参与到为老周编排的节目的当中，算是困境突破的高潮阶段了。当然结局便是不言而喻了。其实，在这一桥段中，导演向观众展示中国式的父子关系，父子之间没有相互沟通没有相互理解，出了问题总是父亲责备孩子，孩子埋怨父亲。并且这其中的台词都有着说教式的意味，潜藏着封建时代的家庭教育的缩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太过直接的表述，观众的智商没有那么低，一个深情的眼神，一个简单的动作，往往比华丽的语言更能打动人心。
三、生活环境的困境
1、《桃姐》
《桃姐》中，桃姐因为中风面临着无法照顾Roger无法继续当好家佣的生活困境，为了不成为Roger的累赘，她选择了主动去老人院来突破这种困境；其他的譬如还很年轻的梅姑，为了洗肾方便也选择住在老人院；还有那位重男轻女的老人把房子过户给了儿子，被儿子送到了老人院。虽然每个人的突破生活困境的方式相同，都去了老人院，但是每个人面临的生活困境不同，每个人心底的故事不同，当然每个人选择来到老人院的出发点就不同，既符合常理也丰满了影片情节。
《桃姐》中，老人院像是一个小社会一样生活百态，有爱有温暖有温情，桃姐给别的老人缝扣子、新年送红包，和老人们一同分享燕窝；也有无奈有失落有孤独，我们可以看到老人之间也会发生口角，人们对于老人的离世却也司空见惯。对于老人院生活的困境，每个人的突破方式不同。影片中，通过Roger带桃姐出去吃饭、回家、看首映等方式来改变桃姐的生活突破困境。看似这样的举动很平常，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也没有华丽的画面，却很好地符合了人物身份，展现了桃姐和Roger的相互影响和关系转变，不失真不做作。
2、《飞越老人院》
《飞越老人院》中，主演的葛大爷生活没人照顾，不得不选择老人院突破这种困境；身患重病的老周也是因为身边没有孩子照顾，不得不选择老人院突破这种困境；老钱因为儿子忙无法照顾他，也不得不选择来到老人院。然而，《飞越老人院》中老人们来到老人院的原因一样的，是孩子把老人们推向了老人院的生活，老人们是被动的，是不情愿的。对于这样的安排细细想来，导演的态度未免有些牵强和一边倒。生活本该是五颜六色的，跟《桃姐》比起来，显然差了些真实和说服力。
《飞越老人院》中，老人院的生活注定是平凡无奇的，大门紧关，与世隔绝，院有院规，像是生活一个匣子里一样。在这里，老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各样条条框框的限制，没有自由，生活无趣。而在困境的突破中，导演选择了老人们集体逃离老人院集体“出狱”的形式摆脱困境——开着公交车一同去天津参加节目。这样的安排让老人们过了把瘾，充满了浪漫传奇的色彩。但是也有疑问，这样的安排似乎不太符合影片中的人物身份，而且这种转变也有些唐突和刻意，有些脱离现实。
结语
看罢《桃姐》和《飞越老人院》，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两部电影都表现了导演不同的态度与观点。这种不同不仅仅是导演自身风格造成的，也与内地和香港的文化不同有关，与内地和香港关注老人的不同方式有关。香港在西化的浪潮下，人与人的克制中保留了些温情。而内地主流的文化观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东方情结。
一部影片往往是在圆导演的一个梦，观众都在导演的引导下逐渐融入到导演的梦中。在《桃姐》中，许鞍华对于这种引导的方式，并没有直接式的说教与搪塞，而是在静静地讲故事，近乎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观众的自我引导中达到情感的共鸣。在《飞越老人院》中，张扬极力地把持着这种引导方式，并在这种引导方式中宣誓着自我的梦来吸引观众。无论是哪种方式，《桃姐》和《飞越老人院》对于逐步老龄化的社会中的老人生活的关注，都体现了导演的诚意与担当。
【关键词】：桃姐；飞越老人院；困境；突破
一、人物困境
1、《桃姐》：
老人院里总会有老人相继离去，生老病死是最正常不过的规律了。在桃姐中风后，不能再作为一个佣人去服侍Roger，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买菜做饭了。对于一个做了已经六十多年的家佣突然不能干活，突然不能照顾别人，自我的存在感价值感的湮没是桃姐中风后的内心的最大困境。而这种困境的突破靠桃姐的自我努力来实现的，主要表现在不用别人帮忙收拾东西、自己打扫房间、餐馆的鱼少搁了酱油，Roger母亲做的燕窝有点腥等细节。简而言之，这种困境的突破是是对原有生活的一种回归，一种复原。
对于老太太的意外摔倒死亡，桃姐也开始想对于死亡的态度了。死亡似乎是可怕的，对于死亡的困境桃姐经历了害怕、无奈、接受等的突破心理。其中有个小插曲是桃姐的“心愿”——能够在身前见到梁家的第五代人。桃姐之前本来就中过风，到后来的病情加重，导演的用意不仅过渡得当，也鲜明地刻画了人物性格。尤其是桃姐想要见到第五代人的愿望，既符合人物身份，也深化了桃姐与梁家人几代人的关系。
2、《飞越老人院》
在老人院里的老人们大多也是老弱病残，他们的世界里面临的最直接的就是死亡，尤其是那些患有晚期病症的老人。老周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没有去医院，只是希望能够在剩余的日子里通过排练节目，参加比赛。影片的最后交代了老周这样做的原因，不单单是同其他老人们一样飞越老人院，更是为了希望能够通过通过参加比赛能够让身在日本与他有八九年断绝联系的女儿在节目中看到他，因为他不能带着怨恨离开这个世界。说白了，在老周眼里，对于死亡早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恐惧，更多的是以完成“心愿”来突破这种对于死亡的困境。而这种“心愿”我认为看似是对于亲情的弥补，实质是对于自我的赎罪。也就是通过自我赎罪，彻底的突破面临死亡的困境。而这种困境突破的成功与否，也只能是自我感受才能心中有数，而影片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一种相对浪漫的方式实现了这样的突破，也算是导演的一种态度。
虽然本片的基调是励志的，感觉该困境的突破方式有些戏剧化。如果把影片简化，就是老周为了完成自己生前的愿望而携众老人一同去参加节目离开老人院，未免显得有些单调和脱离现实。而且老周的这种愿望的展现过渡太多，看到最后似乎也把这位老人丑化了俗化了。
二、家庭困境
1、《桃姐》
在《桃姐》中，桃姐照顾过梁家四代人，共六十多年，也算是梁家的亲人了。在桃姐中风之前，Roger一直是桃姐服侍，Roger与桃姐的关系也是主仆关系。桃姐中风之后，不能再照顾Roger了，两人的关系也面临着转变的困境。我们可以看到后来Roger与桃姐手牵手，在别人面前叫桃姐“干妈”，两人的关系上升到了一种胜似亲人的高度。而对于这种困境的突破，归功于桃姐和Roger的相互影响，相互救赎。Roger感化于桃姐这么多年的照顾，桃姐接受了Roger的感恩。这样的突破很巧妙，与两方的转变都有关系，只靠一方的突破是不成功的。所以，桃姐是幸运的，Roger也是幸運的。
2、《飞越老人院》
对于葛大爷来说，他面临的家庭困境是老伴儿死了，无家可归，父子关系破裂已多年，以至于这种破裂状态都要延续到爷孙关系上。这样的事在现在的生活中并不陌生，使得日常的惯性的作用下我们都会同情老人。导演对于葛大爷的家庭困境的突破是逐步展示给观众的。在中国，父子亲情关系的恩恩怨怨好像大多也是因钱而起，而钱也是葛大爷所面临困境的突破的开端，那二十万是葛大爷和孙子开始相联系的纽带，因为孙子急需钱。之后，葛大爷跟孙子不多的两次谈话渐渐感化了孙子，爷孙开始了交流与沟通，使得困境突破达到了发展阶段。这其中也使得葛大爷的儿子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影片的最后，三代人共同参与到为老周编排的节目的当中，算是困境突破的高潮阶段了。当然结局便是不言而喻了。其实，在这一桥段中，导演向观众展示中国式的父子关系，父子之间没有相互沟通没有相互理解，出了问题总是父亲责备孩子，孩子埋怨父亲。并且这其中的台词都有着说教式的意味，潜藏着封建时代的家庭教育的缩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太过直接的表述，观众的智商没有那么低，一个深情的眼神，一个简单的动作，往往比华丽的语言更能打动人心。
三、生活环境的困境
1、《桃姐》
《桃姐》中，桃姐因为中风面临着无法照顾Roger无法继续当好家佣的生活困境，为了不成为Roger的累赘，她选择了主动去老人院来突破这种困境；其他的譬如还很年轻的梅姑，为了洗肾方便也选择住在老人院；还有那位重男轻女的老人把房子过户给了儿子，被儿子送到了老人院。虽然每个人的突破生活困境的方式相同，都去了老人院，但是每个人面临的生活困境不同，每个人心底的故事不同，当然每个人选择来到老人院的出发点就不同，既符合常理也丰满了影片情节。
《桃姐》中，老人院像是一个小社会一样生活百态，有爱有温暖有温情，桃姐给别的老人缝扣子、新年送红包，和老人们一同分享燕窝；也有无奈有失落有孤独，我们可以看到老人之间也会发生口角，人们对于老人的离世却也司空见惯。对于老人院生活的困境，每个人的突破方式不同。影片中，通过Roger带桃姐出去吃饭、回家、看首映等方式来改变桃姐的生活突破困境。看似这样的举动很平常，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也没有华丽的画面，却很好地符合了人物身份，展现了桃姐和Roger的相互影响和关系转变，不失真不做作。
2、《飞越老人院》
《飞越老人院》中，主演的葛大爷生活没人照顾，不得不选择老人院突破这种困境；身患重病的老周也是因为身边没有孩子照顾，不得不选择老人院突破这种困境；老钱因为儿子忙无法照顾他，也不得不选择来到老人院。然而，《飞越老人院》中老人们来到老人院的原因一样的，是孩子把老人们推向了老人院的生活，老人们是被动的，是不情愿的。对于这样的安排细细想来，导演的态度未免有些牵强和一边倒。生活本该是五颜六色的，跟《桃姐》比起来，显然差了些真实和说服力。
《飞越老人院》中，老人院的生活注定是平凡无奇的，大门紧关，与世隔绝，院有院规，像是生活一个匣子里一样。在这里，老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各样条条框框的限制，没有自由，生活无趣。而在困境的突破中，导演选择了老人们集体逃离老人院集体“出狱”的形式摆脱困境——开着公交车一同去天津参加节目。这样的安排让老人们过了把瘾，充满了浪漫传奇的色彩。但是也有疑问，这样的安排似乎不太符合影片中的人物身份，而且这种转变也有些唐突和刻意，有些脱离现实。
结语
看罢《桃姐》和《飞越老人院》，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两部电影都表现了导演不同的态度与观点。这种不同不仅仅是导演自身风格造成的，也与内地和香港的文化不同有关，与内地和香港关注老人的不同方式有关。香港在西化的浪潮下，人与人的克制中保留了些温情。而内地主流的文化观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东方情结。
一部影片往往是在圆导演的一个梦，观众都在导演的引导下逐渐融入到导演的梦中。在《桃姐》中，许鞍华对于这种引导的方式，并没有直接式的说教与搪塞，而是在静静地讲故事，近乎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观众的自我引导中达到情感的共鸣。在《飞越老人院》中，张扬极力地把持着这种引导方式，并在这种引导方式中宣誓着自我的梦来吸引观众。无论是哪种方式，《桃姐》和《飞越老人院》对于逐步老龄化的社会中的老人生活的关注，都体现了导演的诚意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