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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格列佛游记》是在世界范圍内广受欢迎的讽刺小说，在国内也先后被翻译成上百个版本。本文从翻译目的论角度出发，对比林纾、张健和王维东的译本，分析各自的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以证明翻译目的论指导翻译实践的合理性。
【关键词】：翻译目的论、《格列佛游记》、林纾、张健、王维东
一 引言
《格列佛游记》是18世纪英国杰出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格列佛游记》以格列佛船长的口吻叙述了他周游四国的经历，通过格列佛在利立浦特、布罗卜丁奈格、勒皮他和慧骃国的奇遇，反映了十八世纪前半期英国社会的一些矛盾，揭露批判了英国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罪恶，是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伟大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自1726年出版以来深受欢迎，先后被译成多种语言，流传甚广。
二、比较和对比《格列佛游记》的三个译本
1.小说名对比
林译本将小说名翻译为《海外轩渠录》，比较古雅，但并没有按照英文原名翻译，而是采用改写译法意在突出这是国外的奇幻故事，且只翻译了前两部分。究其原因，晚清是小说翻译繁荣的时代，林纾作为晚清翻译家的代表人物，其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将西方文学引进到国内，尤其是介绍给国内文人和青年。林纾在《海外轩渠录》序言中说：“及译是书，荒渺竟有甚于《列 子》诸书者…… 遂令观者捧腹。”[1]他把小说的重点放在趣味性上，而省略了讽刺的意味，故只翻译了前两部分。当然这也有弊端，由于他的翻译流传甚广，后来的一些译文甚至直接以《大小人国游记》命名，这与作者在英语原文表達的讽刺意味相差甚远。在这点上来说，林纾算得上是“始作俑者”了。而张译本和王译本皆忠实原文，采用直译的方法，译为《格列佛游记》。
2.章节和目录名对比
就章节而言，以原文第一卷卷名 A Voyage to Lilliput为例，林译本将其译为“记苗黎葛利佛至利里北达”，采用增译法，表明主人公的异族身份；张译本则按照其一贯忠实原文的特点译成“利立浦特游记”；王译本则译为“利立浦之行”，更加简洁，符合其儿童文学的定位。
就目录设置而言，以原文Chapter 1 为例，林译本译为“葛利佛叙其身世 述其行踪 碎舟于礁 得生至岸 及利里北达 见囚于土人”，这是典型的章回体小说目录，采用文言体标明主要内容，吸引读者关注。而张译本则译为“作者略述自己的家世和出游时最初的动机。他在海上覆舟遇险，泅水逃生，在利立浦特境内安全登陆；他当了俘虏，被押解到内地”，这与林译本内容相差无几，只不过因为受众是白话文群体，抛弃了文言体；王译本最为简洁，直接译为“第一章”。我认为林译在目录中大致介绍内容是因为明清时期小说普遍采用章回体目录，译者想要延续传统，而张译则是因为此书在抗战和国内战争动乱时期，内容提要方便读者迅速了解大意。至于王译本，它出现在21世纪，《格列佛游记》早已声名海外，无需译者介绍，读者也会非常积极参与到阅读中。
3.内容对比
以开篇第一段为例，“My father had a small estate in Nottinghamshire： I was the third of five sons. He sent me to Emanuel College in Cambridge at fourteen years old， where I resided three years， and applied myself close to my studies； … I got forty pounds， and a promise of thirty pounds a year to maintain me at Leyden： there I studied physic two years and seven months， knowing it would be useful in long voyages.”[2]
下面分别是三个版本的译文：
葛利佛曰：余父居英之纳汀穹，微有居积，余其叔子也。 少壮纳于肯布勒伊孟纽学堂中肆业，则年十四耳。读书其中三年，余励业颇挚，以学费巨，家不中资，不能以儿戏浪掷时序，顾亦不能持久，遂舍其业。复至英伦中良医柏忒斯加习医，于是又四年，吾父时亦赐余少资，余即以此资，私习行舟，并治数学，此为游历家所必需者。余心自念此后，必以浪游自扩其胸次，不复郁郁居此矣。 四年既毕，余归省吾父，父悦，复赐资。及余季父约翰，与他戚畹，咸有所赐，总得金镑四十。众尚许余，年予三十镑，资余客于利登之间。余之居利登也，习格物学，凡二年有七阅月，即以此资为客行。[3] （林纾 1906：4）
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份小小的产业；他有五个儿子，我排行第三。 我十四岁那年，他把我送进了剑桥大学的意曼纽尔学院。我在那儿住了三年，一直是专心致志地学习。虽然家里只给我很少的学费，但是这项负担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还是太重了。于是我就到伦敦城著名外科医生詹姆斯贝茨先生那儿去当学徒； 我跟他学了四年。 这期间父亲有时也寄给我小额款项，我就用来找人补习航海学和数学中的一些学科，对有志旅行的人说来这都很有用处，因为我总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会交上好运出外去旅行的。我辞别了贝茨先生，回家去见父亲；亏了他老人家、约翰叔父和几个亲戚帮忙，我得到了四十镑，同时他们还答应以后每年给我三十镑使我能在莱顿求学。 我在莱顿学习医学，一共两年又七个月，因为我知道在长途航行中医学是有用处的。[4] （张健 1949：3）
提起我父亲，他在诺丁汉郡有一份小小的地产。我们家有五个儿子，我排行老三。待我14岁时，我父亲送我到剑桥的一枚纽尔大学就读。我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学业上甚为努力。家里倒也给些生活费，但因入不敷出，我就拜伦敦一位有名望的外科医生詹姆士贝慈先生为师。就这样过了四年，父亲不时地给我寄些零花钱。我立志将来要周游四方，知道这些东西有用处，而且我也相信，总有一天我会交上好运出去旅行。于是就把寄来的钱用于学习航海和数学。后来我辞别了贝慈先生，回到父亲身边。多亏父亲、叔叔和其他亲戚的接济，我凑齐了40英镑。他们还许下诺言，每年拿出30英镑供我在荷兰莱顿求学。我在那里研修医学两年零七个月，心知这门学问对远海航行必有用处。 [5]（王维东 2011：3）
对照三个译本，不难发现三个译本各有特色，有诸多不同。首先，林译本采用的是文言文体，译文采用了较多的增译和改译，如“父悦”。这在之前有所提到，林译针对的受众是清末的文人，而非下层人士，故采用语言优美的文言体。而张译和王译都采用了白话文，基本做到与原文对应。但相对而言，王译更加简洁明了，比如“入不敷出”、“零花钱”、“拜……卫视”等，因为其受众读者是儿童，自然越简洁易懂越方便阅读。其次，林译本采用了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增译“葛利佛曰”，这仍受到明清小说影响。译者沿袭了之前的传统以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后两者都力求与原文对应，忠实于原文。最后，张译和王译都对“莱顿”这一地名作注，因为这一地名对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都不太熟悉，因此作注颇有必要，不过林译并未有任何注释。
三、结语
对比三个译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较大差异。时代背景的不同，受众群体的不同，虽然造成了译文的差异，但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各自时代的好译本。因此，本文分别从小说名、章节和目录名、以及内容三个方面对林纾、张健和王维东的《格列佛游记》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各自采用的翻译策略以及各自的翻译目的，证明了翻译目的论指导翻译实践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斯威夫特.海外轩渠录[M].林纾，魏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06：1.
[2]Swift， Jonathan. Gulliver’s Travels [M].San Diego： ICON Group International， 2005：2.
[3]斯威夫特.海外轩渠录[M].林纾，魏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06：4.
[4]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M].张健，译.正风文学出版社，1948：3.
[5]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M].王维东，译.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3.
【关键词】：翻译目的论、《格列佛游记》、林纾、张健、王维东
一 引言
《格列佛游记》是18世纪英国杰出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格列佛游记》以格列佛船长的口吻叙述了他周游四国的经历，通过格列佛在利立浦特、布罗卜丁奈格、勒皮他和慧骃国的奇遇，反映了十八世纪前半期英国社会的一些矛盾，揭露批判了英国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罪恶，是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伟大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自1726年出版以来深受欢迎，先后被译成多种语言，流传甚广。
二、比较和对比《格列佛游记》的三个译本
1.小说名对比
林译本将小说名翻译为《海外轩渠录》，比较古雅，但并没有按照英文原名翻译，而是采用改写译法意在突出这是国外的奇幻故事，且只翻译了前两部分。究其原因，晚清是小说翻译繁荣的时代，林纾作为晚清翻译家的代表人物，其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将西方文学引进到国内，尤其是介绍给国内文人和青年。林纾在《海外轩渠录》序言中说：“及译是书，荒渺竟有甚于《列 子》诸书者…… 遂令观者捧腹。”[1]他把小说的重点放在趣味性上，而省略了讽刺的意味，故只翻译了前两部分。当然这也有弊端，由于他的翻译流传甚广，后来的一些译文甚至直接以《大小人国游记》命名，这与作者在英语原文表達的讽刺意味相差甚远。在这点上来说，林纾算得上是“始作俑者”了。而张译本和王译本皆忠实原文，采用直译的方法，译为《格列佛游记》。
2.章节和目录名对比
就章节而言，以原文第一卷卷名 A Voyage to Lilliput为例，林译本将其译为“记苗黎葛利佛至利里北达”，采用增译法，表明主人公的异族身份；张译本则按照其一贯忠实原文的特点译成“利立浦特游记”；王译本则译为“利立浦之行”，更加简洁，符合其儿童文学的定位。
就目录设置而言，以原文Chapter 1 为例，林译本译为“葛利佛叙其身世 述其行踪 碎舟于礁 得生至岸 及利里北达 见囚于土人”，这是典型的章回体小说目录，采用文言体标明主要内容，吸引读者关注。而张译本则译为“作者略述自己的家世和出游时最初的动机。他在海上覆舟遇险，泅水逃生，在利立浦特境内安全登陆；他当了俘虏，被押解到内地”，这与林译本内容相差无几，只不过因为受众是白话文群体，抛弃了文言体；王译本最为简洁，直接译为“第一章”。我认为林译在目录中大致介绍内容是因为明清时期小说普遍采用章回体目录，译者想要延续传统，而张译则是因为此书在抗战和国内战争动乱时期，内容提要方便读者迅速了解大意。至于王译本，它出现在21世纪，《格列佛游记》早已声名海外，无需译者介绍，读者也会非常积极参与到阅读中。
3.内容对比
以开篇第一段为例，“My father had a small estate in Nottinghamshire： I was the third of five sons. He sent me to Emanuel College in Cambridge at fourteen years old， where I resided three years， and applied myself close to my studies； … I got forty pounds， and a promise of thirty pounds a year to maintain me at Leyden： there I studied physic two years and seven months， knowing it would be useful in long voyages.”[2]
下面分别是三个版本的译文：
葛利佛曰：余父居英之纳汀穹，微有居积，余其叔子也。 少壮纳于肯布勒伊孟纽学堂中肆业，则年十四耳。读书其中三年，余励业颇挚，以学费巨，家不中资，不能以儿戏浪掷时序，顾亦不能持久，遂舍其业。复至英伦中良医柏忒斯加习医，于是又四年，吾父时亦赐余少资，余即以此资，私习行舟，并治数学，此为游历家所必需者。余心自念此后，必以浪游自扩其胸次，不复郁郁居此矣。 四年既毕，余归省吾父，父悦，复赐资。及余季父约翰，与他戚畹，咸有所赐，总得金镑四十。众尚许余，年予三十镑，资余客于利登之间。余之居利登也，习格物学，凡二年有七阅月，即以此资为客行。[3] （林纾 1906：4）
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份小小的产业；他有五个儿子，我排行第三。 我十四岁那年，他把我送进了剑桥大学的意曼纽尔学院。我在那儿住了三年，一直是专心致志地学习。虽然家里只给我很少的学费，但是这项负担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还是太重了。于是我就到伦敦城著名外科医生詹姆斯贝茨先生那儿去当学徒； 我跟他学了四年。 这期间父亲有时也寄给我小额款项，我就用来找人补习航海学和数学中的一些学科，对有志旅行的人说来这都很有用处，因为我总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会交上好运出外去旅行的。我辞别了贝茨先生，回家去见父亲；亏了他老人家、约翰叔父和几个亲戚帮忙，我得到了四十镑，同时他们还答应以后每年给我三十镑使我能在莱顿求学。 我在莱顿学习医学，一共两年又七个月，因为我知道在长途航行中医学是有用处的。[4] （张健 1949：3）
提起我父亲，他在诺丁汉郡有一份小小的地产。我们家有五个儿子，我排行老三。待我14岁时，我父亲送我到剑桥的一枚纽尔大学就读。我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学业上甚为努力。家里倒也给些生活费，但因入不敷出，我就拜伦敦一位有名望的外科医生詹姆士贝慈先生为师。就这样过了四年，父亲不时地给我寄些零花钱。我立志将来要周游四方，知道这些东西有用处，而且我也相信，总有一天我会交上好运出去旅行。于是就把寄来的钱用于学习航海和数学。后来我辞别了贝慈先生，回到父亲身边。多亏父亲、叔叔和其他亲戚的接济，我凑齐了40英镑。他们还许下诺言，每年拿出30英镑供我在荷兰莱顿求学。我在那里研修医学两年零七个月，心知这门学问对远海航行必有用处。 [5]（王维东 2011：3）
对照三个译本，不难发现三个译本各有特色，有诸多不同。首先，林译本采用的是文言文体，译文采用了较多的增译和改译，如“父悦”。这在之前有所提到，林译针对的受众是清末的文人，而非下层人士，故采用语言优美的文言体。而张译和王译都采用了白话文，基本做到与原文对应。但相对而言，王译更加简洁明了，比如“入不敷出”、“零花钱”、“拜……卫视”等，因为其受众读者是儿童，自然越简洁易懂越方便阅读。其次，林译本采用了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增译“葛利佛曰”，这仍受到明清小说影响。译者沿袭了之前的传统以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后两者都力求与原文对应，忠实于原文。最后，张译和王译都对“莱顿”这一地名作注，因为这一地名对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都不太熟悉，因此作注颇有必要，不过林译并未有任何注释。
三、结语
对比三个译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较大差异。时代背景的不同，受众群体的不同，虽然造成了译文的差异，但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各自时代的好译本。因此，本文分别从小说名、章节和目录名、以及内容三个方面对林纾、张健和王维东的《格列佛游记》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各自采用的翻译策略以及各自的翻译目的，证明了翻译目的论指导翻译实践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斯威夫特.海外轩渠录[M].林纾，魏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06：1.
[2]Swift， Jonathan. Gulliver’s Travels [M].San Diego： ICON Group International， 2005：2.
[3]斯威夫特.海外轩渠录[M].林纾，魏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06：4.
[4]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M].张健，译.正风文学出版社，1948：3.
[5]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M].王维东，译.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