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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
只是，当我们穿着城里人的服饰，喝着城里人的咖啡，住着城里人的公寓，用着城里人的抽水马桶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就成了城里人？
只是，当农民的土地被收归他有，当一座座高楼在乡村崛起，当机器轰鸣声替代了鸡鸣犬吠的田园牧歌，当传统的风俗礼仪——那些与祖先的亲密联系被切断之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否就得到了他们向往的生活？他们是否依然拥有家园、归属感和身份认同？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深刻地剖析了中国社会的本性——“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象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象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
尽管这些是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论断，放置在今天，依然对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中国的普通大众与土地之间所存在着的天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所造就的人们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和文化信仰，不是简单而粗暴地复制西方强势文化之样板城市，就能被否定、被替代、被忘却的。这是数千年的乡土社会所造就的国民性。我们必须要看到在所谓愚昧落后之外，还有先祖们所创造的珍贵遗产，看到工业社会所失落的人文价值；更要看到，千篇一律的形式化的城市化进程，在带来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时，也深深伤害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根脉，令我们遗失了精神家园。农民出让土地所获得的市民身份，是否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变相盘剥的手段，是否能够支撑其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尚令有识之士忧虑。
若将我们的眼光扩展到全球的领域，城乡问题不单单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矛盾。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工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遭遇的问题。比如，二战之后，德国出现了“城乡差距扩大，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乡村凋敝，城市饱和”的社会问题。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促进农村发展，德国的赛德尔基金会从1950年开始倡导“城乡等值化”试验。该试验的核心理念是，农村与城市生活虽不同，但是等值。德国各州政府也开始助推“城乡等值化”理念。1965年，巴伐利亚州制定了《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将“城乡等值化”确定为区域空间发展和国土规划的战略目标，从法律上明确了这一理念。该目标要求城乡居民具有同等的生活、工作及交通条件，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水、空气、土壤等自然资源。民间组织和政府齐发力，实现了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平衡协调，弱化了城与乡观念上的差距，德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的状况明显减弱了，农民留在了土地上。
从1990年开始，山东青州南张楼村在该基金会的帮助下，开展了中国的“城乡等值化实验”，虽然实验过程中由于中德文化差异造成种种障碍，但整体而言，试验通过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成功地留住了村民，提高了村民的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和生活品质。中国理论界对南张楼村的实验和城乡等值化发展模式持比较肯定的态度。德国和南张楼村的经验正应了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那句话：“追求绝对的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幻想，期望通过高度发达的特大城市维系城乡关系更是一种庸举。而通过土地整理、产业升级等方式，实现农村与城市生活的等值，才是缩小城乡分化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2010年，唐山市亦提出开展城乡等值化实验的计划，他们提出一个目标：让城市更像个城市，让乡村更像乡村。作为河北省唯一的统筹城乡发展市级试点单位，唐山市曾向全市153万农户逐一进行问卷调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农民的真实愿望是追求生活品质跟城里人大体相等，而不是追求形式。这引人联想到20世纪20、30年代积极实践于“乡村教育”的晏阳初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应到农民生活中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阳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这句话提醒我们的当权者，应真正回到农民的立场去考虑他们的情感需求、文化需求和物质需求，并且作长远的打算。同时，它也提醒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们，我们应当怎样去思考乃至于作用于乡村建设，重塑我们的精神家园。
正是出于对“城市化”本身作出的深刻反思和与“城乡等值”相类似的社会理想，一些怀有人文抱负的当代艺术工作者，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积极探索着“艺术激活乡村”的独特方式，试图为乡村建设开辟一条有效的蹊径。
案例一 ：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
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可以说是亚洲地区最成功的公共艺术节。越后妻有是包括日本新潟县南部的十日町市和津南町在内的760平方公里的土地，比东京23 区还要广阔，距离东京大约2小时的车程，是日本少有的大雪地带。这里人口稀少，高龄化现象严重。大概4000年前的绳文时期代已有人在当地居住，至今仍保留着国宝火焰型土器，农业和土地紧紧相连。深厚的历史文化，加上丰富多彩的河山而孕育出来的日本原始风景随四时气候而变化，孕育出代表着日本传统而自然融合的里山文化。
出身此地的策展人北川富朗有感于故乡的改变，加上对现代公共艺术走向的反思，决心推动“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意欲以现当代艺术重新提振日渐衰竭的农耕自然，双向注入活力，针对老龄化、陌生化的偏远山林村舍，重找连接历史与未来的契机。北川富朗从2000年开始在该地区发起该活动，至2012年共举办了五届，累计有4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位（组）艺术家参展，作品展示点有360个。艺术祭透过鼓励艺术家进入社区，融合当地环境，与农村里的老人家以及来自世界外地的年轻义工，创造出近200 多件散落在村庄、田地、空屋、废弃的学校等广阔土地上，而又充满当地风土人情，与大自然及社区共生的艺术作品。除了艺术家之外，艺术祭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的地区活动组织及大学。从土地孕育而出的表演、音乐及艺术作品，推动了妻有的发展，该地区也因此增添了许多“人”的活动，并且变得更有活力。 这个艺术祭最特别之处，在于强调艺术家不是重点，居民和土地才是主角。参展艺术家必须帮助当地居民以艺术的方式来展现当地生活。几届举办下来，果真让这老化的农乡动了起来，前四届活动的累计参观人数达80余万。越后妻有地区也形成了艺术创作、艺术教育、旅游、餐饮、休闲、度假等为一体的充满文艺氛围的独特乡村，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唤起人们对故土的思念。
由于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成功，北川富朗在2010年启动了另一个三年一届的艺术祭——里海的直岛，将之前所获得的经验和模式进行推广。
日本还有一个精彩的公共艺术活动——青森县田舍馆村的“稻田艺术节”。这个有着2000年种植水稻历史的古老小村子，从1993年以来，每年都要举办一次“稻田艺术节”，吸引来自日本各地乃至全球的游客到村庄一览巨幅稻田图画。为了达到最好的视觉效果，田舍馆村的农民们从每年4月就开始准备，事先设计好今年要表现的图形，然后在稻田里种植不同品种、有着不同颜色叶子的水稻，从而“绘”出各种各样的图画。为了能使游客更全面地观赏这些画，田舍馆村还建设了22m高的城堡以供游客登高全面观赏。稻田艺术作品上作的广告更是为村民带来不菲的收入。
案例二：碧山计划
2011年，策展人欧宁和左靖在安徽黄山碧山村启动了“碧山共同体计划”。这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离城返乡，回归历史，承接本世纪初以来的乡村建设事业的计划。他们召集了艺术家、建筑师、乡建专家、作家、导演、设计师、音乐人，以及致力于乡土文化研究的当地学者、城市知识分子，与当地农民践行互助精神，以各种方式为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奉献才智，重新赋予农村活力，再造农业故乡。作为碧山共同体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于2011年8月26日至28日在碧山村策划举办了“碧山丰年祭”。他们在黟县乃至徽州招募民间手工艺人和民间戏曲艺人，共同合作在碧山村的祠堂和乡间粮仓等公共空间举办与乡土生活相关的建筑、家具和生活用品设计、影像艺术作品以及其他手工艺品的展示；举办乡建学者和乡土建筑研究者的学术研讨；以及举办当地戏曲和舞蹈的演出活动等等。根据欧宁和左靖的设想，他们将进一步融入当地生活和参与当地建设，将“碧山丰年祭”办成与乡土生活紧密相关的真正属于当地乡民的嘉年盛会。他们希望借此探索徽州乡村重建的新的可能，并在北京798和上海莫干山这类城市改造和再生模式之外，拓展出一种全新的徽州历史保护与文化再生的模式。
案例三：许村计划
几乎与“碧山计划”同时，当代艺术家渠岩正在山西千年古村落进行“许村改造计划”。他与一批艺术家在许村成立了许村国际艺术公社，开展乡村国际艺术节，致力于“创造新文化，救活古村落”，旨在保留原有乡村文化资源基础上，建设新农村，并邀请建筑设计专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蓝图。”许村计划”将历时三年修复和改建这个古村落。该计划保留原有房屋的外貌，并设计能够让村民接受的低价的内部改造设计方式，让农民享受到现代化生活的同时，保留住村庄的历史记忆。2012年8月，艺术家们在和顺县举行了“中国乡村运动与新农村建设”许村论坛。现在，“许村实验”吸引了许多社会关注的目光，带来了游客。艺术家创作基地已正式挂牌，效应正不断扩大。一些前些年离开许村奔向城市的年轻人，有一些过年回家，看到家乡的变化，觉得离自己已经熟悉的城市生活距离不远，而选择留在家乡。
案例四：《五·行》云南地景艺术创作
近日，以《五·行》为主题的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公共艺术工作室云南地景艺术创作汇报展拉开序幕。作为一次教学实验，这一创作活动历时一个月，教师胡泉纯带领着学生游历了云南黑井古镇、大理、洱源、剑川沙溪古镇、丽江等地，利用乡野之间的自然存在物和一些人文遗迹，从不同的角度和视点来探讨农村野外空间公共艺术介入的途径和可能性。在行程的最后一站沙溪，他们集体创作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作品。
千年古镇——沙溪以“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入选2002～2003年度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评选出的100个濒危遗址名录。这里因茶和盐而兴盛，是旧时滇藏古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陆路码头，它的历史映射着茶马古道马帮的兴衰史。沙溪至今保存有完整的戏台、马店、寺庙、城门和古四方街，真实的反映和记录了茶马古道上的贸易集散地。老师和同学们注意到来沙溪的游客络绎不绝，但是大多是：来了，看了，拍了，走了，他们不禁开始怀疑这千年古镇在人们心中现实的意义，她带来的仅仅是短暂的旅游消费快感吗？她千年的风华和现实的寂寥究竟能带给人怎样的思考和追忆？带着这样的想法，他们在镇里的魁星阁古戏台开展了一次公共行为艺术——虚拟的看戏。看戏的人面对着空空的戏台品评欣赏似乎在上演的戏剧，台上无戏似有戏，台下有戏似无戏……创作者希望通过这一行为对古镇、居民、游客产生短暂扰动以带来除短暂旅游消费快感之外的思考。
另一件作品《画影》，创意来源于胡泉纯无意间在沙溪四方街客栈看到一本书的——《在沙溪阅读时间》。书中道尽沙溪的闲适与安逸，这些特质也是古镇留给他的最深印象，他在想，即将离去，可否将沙溪的时间带走？于是《画影》应运而生，他们在四方街铺了长条的宣纸，请所有的公众一起参与，把自己的影子画下来，甚至有一头黑猪，也宠辱不惊地参与了艺术的创作。这大概就是这里所有生物的闲适状态。
结语
中国这些当代艺术工作者所进行的乡村实验，都绕不开对晏阳初、梁漱溟等前辈在20世纪早期的“乡村建设”理想。这些充满人文精神甚至于乌托邦理想的艺术实验，至少从目前看来，较为成功地以艺术的方式激活了乡村的古老生命。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艺术并不只是少部分人享有的东西，艺术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和现实生活的碰撞，在于以真诚的态度、深刻的思考、积极的行动为人民的生活服务。
我们都希望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是人类所有努力的归属。相信“城市化”的根本目的即是如此，相信这也是这些艺术工作者的拳拳之心。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必须回到这个原点去思考问题，去思考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是否始终没有偏离这个初衷。同时，也让我们对“以最具有创造精神的艺术碰撞古老的乡土文明”保持着信心，或许这种方式能够帮助我们走出一条新农村建设的蹊径。
只是，当我们穿着城里人的服饰，喝着城里人的咖啡，住着城里人的公寓，用着城里人的抽水马桶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就成了城里人？
只是，当农民的土地被收归他有，当一座座高楼在乡村崛起，当机器轰鸣声替代了鸡鸣犬吠的田园牧歌，当传统的风俗礼仪——那些与祖先的亲密联系被切断之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否就得到了他们向往的生活？他们是否依然拥有家园、归属感和身份认同？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深刻地剖析了中国社会的本性——“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象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象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
尽管这些是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论断，放置在今天，依然对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中国的普通大众与土地之间所存在着的天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所造就的人们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和文化信仰，不是简单而粗暴地复制西方强势文化之样板城市，就能被否定、被替代、被忘却的。这是数千年的乡土社会所造就的国民性。我们必须要看到在所谓愚昧落后之外，还有先祖们所创造的珍贵遗产，看到工业社会所失落的人文价值；更要看到，千篇一律的形式化的城市化进程，在带来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时，也深深伤害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根脉，令我们遗失了精神家园。农民出让土地所获得的市民身份，是否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变相盘剥的手段，是否能够支撑其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尚令有识之士忧虑。
若将我们的眼光扩展到全球的领域，城乡问题不单单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矛盾。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工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遭遇的问题。比如，二战之后，德国出现了“城乡差距扩大，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乡村凋敝，城市饱和”的社会问题。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促进农村发展，德国的赛德尔基金会从1950年开始倡导“城乡等值化”试验。该试验的核心理念是，农村与城市生活虽不同，但是等值。德国各州政府也开始助推“城乡等值化”理念。1965年，巴伐利亚州制定了《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将“城乡等值化”确定为区域空间发展和国土规划的战略目标，从法律上明确了这一理念。该目标要求城乡居民具有同等的生活、工作及交通条件，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水、空气、土壤等自然资源。民间组织和政府齐发力，实现了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平衡协调，弱化了城与乡观念上的差距，德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的状况明显减弱了，农民留在了土地上。
从1990年开始，山东青州南张楼村在该基金会的帮助下，开展了中国的“城乡等值化实验”，虽然实验过程中由于中德文化差异造成种种障碍，但整体而言，试验通过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成功地留住了村民，提高了村民的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和生活品质。中国理论界对南张楼村的实验和城乡等值化发展模式持比较肯定的态度。德国和南张楼村的经验正应了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那句话：“追求绝对的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幻想，期望通过高度发达的特大城市维系城乡关系更是一种庸举。而通过土地整理、产业升级等方式，实现农村与城市生活的等值，才是缩小城乡分化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2010年，唐山市亦提出开展城乡等值化实验的计划，他们提出一个目标：让城市更像个城市，让乡村更像乡村。作为河北省唯一的统筹城乡发展市级试点单位，唐山市曾向全市153万农户逐一进行问卷调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农民的真实愿望是追求生活品质跟城里人大体相等，而不是追求形式。这引人联想到20世纪20、30年代积极实践于“乡村教育”的晏阳初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应到农民生活中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阳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这句话提醒我们的当权者，应真正回到农民的立场去考虑他们的情感需求、文化需求和物质需求，并且作长远的打算。同时，它也提醒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们，我们应当怎样去思考乃至于作用于乡村建设，重塑我们的精神家园。
正是出于对“城市化”本身作出的深刻反思和与“城乡等值”相类似的社会理想，一些怀有人文抱负的当代艺术工作者，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积极探索着“艺术激活乡村”的独特方式，试图为乡村建设开辟一条有效的蹊径。
案例一 ：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
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可以说是亚洲地区最成功的公共艺术节。越后妻有是包括日本新潟县南部的十日町市和津南町在内的760平方公里的土地，比东京23 区还要广阔，距离东京大约2小时的车程，是日本少有的大雪地带。这里人口稀少，高龄化现象严重。大概4000年前的绳文时期代已有人在当地居住，至今仍保留着国宝火焰型土器，农业和土地紧紧相连。深厚的历史文化，加上丰富多彩的河山而孕育出来的日本原始风景随四时气候而变化，孕育出代表着日本传统而自然融合的里山文化。
出身此地的策展人北川富朗有感于故乡的改变，加上对现代公共艺术走向的反思，决心推动“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意欲以现当代艺术重新提振日渐衰竭的农耕自然，双向注入活力，针对老龄化、陌生化的偏远山林村舍，重找连接历史与未来的契机。北川富朗从2000年开始在该地区发起该活动，至2012年共举办了五届，累计有4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位（组）艺术家参展，作品展示点有360个。艺术祭透过鼓励艺术家进入社区，融合当地环境，与农村里的老人家以及来自世界外地的年轻义工，创造出近200 多件散落在村庄、田地、空屋、废弃的学校等广阔土地上，而又充满当地风土人情，与大自然及社区共生的艺术作品。除了艺术家之外，艺术祭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的地区活动组织及大学。从土地孕育而出的表演、音乐及艺术作品，推动了妻有的发展，该地区也因此增添了许多“人”的活动，并且变得更有活力。 这个艺术祭最特别之处，在于强调艺术家不是重点，居民和土地才是主角。参展艺术家必须帮助当地居民以艺术的方式来展现当地生活。几届举办下来，果真让这老化的农乡动了起来，前四届活动的累计参观人数达80余万。越后妻有地区也形成了艺术创作、艺术教育、旅游、餐饮、休闲、度假等为一体的充满文艺氛围的独特乡村，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唤起人们对故土的思念。
由于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成功，北川富朗在2010年启动了另一个三年一届的艺术祭——里海的直岛，将之前所获得的经验和模式进行推广。
日本还有一个精彩的公共艺术活动——青森县田舍馆村的“稻田艺术节”。这个有着2000年种植水稻历史的古老小村子，从1993年以来，每年都要举办一次“稻田艺术节”，吸引来自日本各地乃至全球的游客到村庄一览巨幅稻田图画。为了达到最好的视觉效果，田舍馆村的农民们从每年4月就开始准备，事先设计好今年要表现的图形，然后在稻田里种植不同品种、有着不同颜色叶子的水稻，从而“绘”出各种各样的图画。为了能使游客更全面地观赏这些画，田舍馆村还建设了22m高的城堡以供游客登高全面观赏。稻田艺术作品上作的广告更是为村民带来不菲的收入。
案例二：碧山计划
2011年，策展人欧宁和左靖在安徽黄山碧山村启动了“碧山共同体计划”。这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离城返乡，回归历史，承接本世纪初以来的乡村建设事业的计划。他们召集了艺术家、建筑师、乡建专家、作家、导演、设计师、音乐人，以及致力于乡土文化研究的当地学者、城市知识分子，与当地农民践行互助精神，以各种方式为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奉献才智，重新赋予农村活力，再造农业故乡。作为碧山共同体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于2011年8月26日至28日在碧山村策划举办了“碧山丰年祭”。他们在黟县乃至徽州招募民间手工艺人和民间戏曲艺人，共同合作在碧山村的祠堂和乡间粮仓等公共空间举办与乡土生活相关的建筑、家具和生活用品设计、影像艺术作品以及其他手工艺品的展示；举办乡建学者和乡土建筑研究者的学术研讨；以及举办当地戏曲和舞蹈的演出活动等等。根据欧宁和左靖的设想，他们将进一步融入当地生活和参与当地建设，将“碧山丰年祭”办成与乡土生活紧密相关的真正属于当地乡民的嘉年盛会。他们希望借此探索徽州乡村重建的新的可能，并在北京798和上海莫干山这类城市改造和再生模式之外，拓展出一种全新的徽州历史保护与文化再生的模式。
案例三：许村计划
几乎与“碧山计划”同时，当代艺术家渠岩正在山西千年古村落进行“许村改造计划”。他与一批艺术家在许村成立了许村国际艺术公社，开展乡村国际艺术节，致力于“创造新文化，救活古村落”，旨在保留原有乡村文化资源基础上，建设新农村，并邀请建筑设计专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蓝图。”许村计划”将历时三年修复和改建这个古村落。该计划保留原有房屋的外貌，并设计能够让村民接受的低价的内部改造设计方式，让农民享受到现代化生活的同时，保留住村庄的历史记忆。2012年8月，艺术家们在和顺县举行了“中国乡村运动与新农村建设”许村论坛。现在，“许村实验”吸引了许多社会关注的目光，带来了游客。艺术家创作基地已正式挂牌，效应正不断扩大。一些前些年离开许村奔向城市的年轻人，有一些过年回家，看到家乡的变化，觉得离自己已经熟悉的城市生活距离不远，而选择留在家乡。
案例四：《五·行》云南地景艺术创作
近日，以《五·行》为主题的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公共艺术工作室云南地景艺术创作汇报展拉开序幕。作为一次教学实验，这一创作活动历时一个月，教师胡泉纯带领着学生游历了云南黑井古镇、大理、洱源、剑川沙溪古镇、丽江等地，利用乡野之间的自然存在物和一些人文遗迹，从不同的角度和视点来探讨农村野外空间公共艺术介入的途径和可能性。在行程的最后一站沙溪，他们集体创作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作品。
千年古镇——沙溪以“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入选2002～2003年度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评选出的100个濒危遗址名录。这里因茶和盐而兴盛，是旧时滇藏古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陆路码头，它的历史映射着茶马古道马帮的兴衰史。沙溪至今保存有完整的戏台、马店、寺庙、城门和古四方街，真实的反映和记录了茶马古道上的贸易集散地。老师和同学们注意到来沙溪的游客络绎不绝，但是大多是：来了，看了，拍了，走了，他们不禁开始怀疑这千年古镇在人们心中现实的意义，她带来的仅仅是短暂的旅游消费快感吗？她千年的风华和现实的寂寥究竟能带给人怎样的思考和追忆？带着这样的想法，他们在镇里的魁星阁古戏台开展了一次公共行为艺术——虚拟的看戏。看戏的人面对着空空的戏台品评欣赏似乎在上演的戏剧，台上无戏似有戏，台下有戏似无戏……创作者希望通过这一行为对古镇、居民、游客产生短暂扰动以带来除短暂旅游消费快感之外的思考。
另一件作品《画影》，创意来源于胡泉纯无意间在沙溪四方街客栈看到一本书的——《在沙溪阅读时间》。书中道尽沙溪的闲适与安逸，这些特质也是古镇留给他的最深印象，他在想，即将离去，可否将沙溪的时间带走？于是《画影》应运而生，他们在四方街铺了长条的宣纸，请所有的公众一起参与，把自己的影子画下来，甚至有一头黑猪，也宠辱不惊地参与了艺术的创作。这大概就是这里所有生物的闲适状态。
结语
中国这些当代艺术工作者所进行的乡村实验，都绕不开对晏阳初、梁漱溟等前辈在20世纪早期的“乡村建设”理想。这些充满人文精神甚至于乌托邦理想的艺术实验，至少从目前看来，较为成功地以艺术的方式激活了乡村的古老生命。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艺术并不只是少部分人享有的东西，艺术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和现实生活的碰撞，在于以真诚的态度、深刻的思考、积极的行动为人民的生活服务。
我们都希望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是人类所有努力的归属。相信“城市化”的根本目的即是如此，相信这也是这些艺术工作者的拳拳之心。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必须回到这个原点去思考问题，去思考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是否始终没有偏离这个初衷。同时，也让我们对“以最具有创造精神的艺术碰撞古老的乡土文明”保持着信心，或许这种方式能够帮助我们走出一条新农村建设的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