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形式成熟于南宋，其作为传承文化的主阵地对南宋之后儒学的发展产生诸多影响。金衢地区为浙江学术兴盛之地，婺学大师与孔氏南宗无不通过南宋书院从事教育活动、传播儒学。南宋书院的发展促进了该地区儒学教育制度化、平民化的实现并大力推动了儒学自身的创新进步。
【关键词】：南宋书院;儒学;金衢地区
【正文】南宋时期，书院多为理学大师率先修建及主持，与儒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宋元学案》所言：“文靖曰：‘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若庸亦曰：‘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尔，立轩大夫宁不谓然﹖’”[11]其中的道即指理学，可见理学与书院关联甚密。如此一来，书院作为儒学传播的载体，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承起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总体而言，金衢地区的南宋书院起到了促进儒学教育平民化，在日常教学与制度管理中制度化了儒学教育，推动了儒学自身创新发展的作用。
一、儒学教育平民化的实现
对于金衢地区而言，在推动儒学教育平民化发展的主力军中不得不提及南渡的孔氏后裔。南宋建炎三年（1129）孔氏第47世孙孔传、第48世孙孔端友因战乱率一支族人南下，辗转之后寓居衢州，使衢州在后来的发展中成为“南孔圣地”、“东南阙里”。另有第47世孙孔若钧一支进入婺州，遂为婺州孔氏南宗之始祖。孔氏后裔的迁入与其参与的教育活动无疑对金衢地区儒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众所周知，中国私人讲学之风起于孔子，而他的后裔也都沿袭家族的重教传统，积极投身社会教育。
孔氏南渡之前，主要从事的是官方教育以及私塾教育，而在南宋教育背景下，孔氏南宗也积极地融入书院教学之中，通过书院传播自己的思想，与此同时向婺州、衢州地区注入了最为纯正的儒学血液。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孔氏南宗主要通过直接担任山长或创办书院等途径投身教育活动。[12]教学之余，他们也通过大量著作在江南地区普及儒家思想，如孔传的《东家杂记》、《孔氏六帖》，孔元龙的《柯山论语讲义》。孔氏南宗对书院教学的参与，既是他们自身对教育的拓展，也是他们由官方走向民间的一种转向。[13]南宋时期，孔子第五十世孙孔挺，在婺州榉溪建杏檀书院，教育子孙与乡里，这是榉溪地区第一所书院，也让处于山间的榉溪受到了儒学的教化;孔子第五十世孙孔元龙出任柯山精舍山长，以德为先，健全了柯山书院管理制度使其盛极一时。孔元龙著述颇多，《柯山讲义》、《论语集说》、《鲁樵斐稿》都是他在教学中向学生教授儒学的重要论作，深得当时士人的爱戴。
正是在南宋书院这一载体之下，源自北方的儒家文化融入浙江，并与当地的文化交互发展，丰富了金衢文化的内涵。可以说，南宋书院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在这里从小对南方文化耳濡目染的学子接受了正统的儒学教育，加速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与共同发展。
二、将儒学教育制度化
吕祖谦为其丽泽书院所制定的《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中明确提出“以孝悌忠信为本”，若有违者，周围人需要对其“规之、责之、勉之”，若仍不悔改则“除其籍”。在教育实践中，吕祖谦强调以儒为本，兼重史学。作为南宋中期的理学名儒，吕祖谦对儒家经典研究甚深，他的相关著作也很多，如《周易传义音训》、《书说》、《吕氏家塾读诗记》、《少仪外传》、《易说》等都是传播儒学的重要载体。另外朱熹则更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教化作为《白鹿洞书院揭示》的重点，在书院大力推行修身养性方面的内容，先要求学生培养处事接物的品德继而才要求学术上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的教学思想将儒学的精华“五伦”作为教学的最高追求，体现了对传统儒学的推崇。《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内容对浙江地区书院发展的走向影响很大，金衢两地的书院学制学规都与此相仿。
在理学家们的努力下，宋代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向，既由经学转向理学，或由知识转向伦理。[14]理学家更加关注伦理的作用，因此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作为书院教学的主要内容，促进了儒学与教育的制度化融合。
三、促进地域性儒学学派的蓬勃发展
金华学派又称“婺学”，为吕祖谦在南宋中期创立，主要的宣传则是通过与岳麓书院齐名的丽泽书院进行，当时“四方之士争趋之”，吕祖谦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从其学者甚众，朱熹、张栻这些大儒兼教育家都乐意把子女送到吕祖谦门下就学，足见其影响之大。婺学在儒学的基础上提倡“明理躬行”，以“致用”为治经史的目的，反对空谈阴阳性命。[15]婺学在当时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齐名，“理学”倡导格物致知，“心学”
主张明心，婺学兼取其长。同时吕祖谦在书院办学时的《丽泽讲义》更是对儒学加以自己的阐述，成为了自己学派的经典理论著作，不得不说是儒学在浙江地区实现的一大进步。永康学派又称“永康事功学派”，代表人物为南宋哲学家陈亮。相比婺学，永康学派的思想观点更为跳出传统的圈子，永康学派在当时外交上“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在国家治理政策上主张“简法重令”;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16]开明初理学之先河的“金华朱学”是金华地区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发展，经宋濂、苏伯衡等洪武儒士再发展成为明代洪武儒学的主流。“金华朱学”不同于其他朱子学派的思想，注重传以求经，强调“分殊而理一”，是对理学思想的又一改造。然而，“金华朱学”的最初发展契机源于南宋时朱熹亲临丽泽书院的讲学，由朱熹讲学的弟子何基一众将“朱学”在金华地区传播开来，金华逐渐成为程朱理学的主要传扬之地[17]。
这些特色鲜明的地方学派都通过书院的教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张，也在书院中与各派的学术意见碰撞、融合。学派的竞相发展推动了金衢整个地区儒学思想文化的创新，南孔儒学所主张的“义利并举”正是这样的区域背景下实现的区别于传统儒学思想的一大转变。因此，南宋书院对地域性儒学学派的蓬勃发展起了不容小觑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浙江省金华（古称婺州）、衢州地区的合称。
11.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双峰学案》。
12.吴锡标、刘小成、张慧霞：《孔氏南宗与浙西南社会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
13.张俊岭：《南孔、理学家与南宋书院——以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为例》，《赣南师范学报》2010年第5期，第69页。
14. 吾淳：《宋代：伦理的普遍性何以可能》，《孔氏研究》2005年第5期，第35页。
15.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1页。
16.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2页。
17.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2页。
参考文献：
[1]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十三 · 《双峰学案》。
[2]姜方友、方银泉、叶日章等：《衢州的书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4]胡佳：《浙江古书院》，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5]吴万居：《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之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
[6]赵国权：《论南宋时期江南疏远文化传承的价值取向》，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7]吾淳：《宋代：伦理的普遍性何以可能》，《孔氏研究》2005年第5期。
[8]金敏、周祖文：《儒家大学堂：长江流域的古代书院》，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吴锡标、刘小成、张慧霞：《孔氏南宗与浙西南社会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张俊岭：《南孔、理学家与南宋书院——以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为例》，《赣南师范学报》2010年第5期。
【关键词】：南宋书院;儒学;金衢地区
【正文】南宋时期，书院多为理学大师率先修建及主持，与儒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宋元学案》所言：“文靖曰：‘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若庸亦曰：‘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尔，立轩大夫宁不谓然﹖’”[11]其中的道即指理学，可见理学与书院关联甚密。如此一来，书院作为儒学传播的载体，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承起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总体而言，金衢地区的南宋书院起到了促进儒学教育平民化，在日常教学与制度管理中制度化了儒学教育，推动了儒学自身创新发展的作用。
一、儒学教育平民化的实现
对于金衢地区而言，在推动儒学教育平民化发展的主力军中不得不提及南渡的孔氏后裔。南宋建炎三年（1129）孔氏第47世孙孔传、第48世孙孔端友因战乱率一支族人南下，辗转之后寓居衢州，使衢州在后来的发展中成为“南孔圣地”、“东南阙里”。另有第47世孙孔若钧一支进入婺州，遂为婺州孔氏南宗之始祖。孔氏后裔的迁入与其参与的教育活动无疑对金衢地区儒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众所周知，中国私人讲学之风起于孔子，而他的后裔也都沿袭家族的重教传统，积极投身社会教育。
孔氏南渡之前，主要从事的是官方教育以及私塾教育，而在南宋教育背景下，孔氏南宗也积极地融入书院教学之中，通过书院传播自己的思想，与此同时向婺州、衢州地区注入了最为纯正的儒学血液。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孔氏南宗主要通过直接担任山长或创办书院等途径投身教育活动。[12]教学之余，他们也通过大量著作在江南地区普及儒家思想，如孔传的《东家杂记》、《孔氏六帖》，孔元龙的《柯山论语讲义》。孔氏南宗对书院教学的参与，既是他们自身对教育的拓展，也是他们由官方走向民间的一种转向。[13]南宋时期，孔子第五十世孙孔挺，在婺州榉溪建杏檀书院，教育子孙与乡里，这是榉溪地区第一所书院，也让处于山间的榉溪受到了儒学的教化;孔子第五十世孙孔元龙出任柯山精舍山长，以德为先，健全了柯山书院管理制度使其盛极一时。孔元龙著述颇多，《柯山讲义》、《论语集说》、《鲁樵斐稿》都是他在教学中向学生教授儒学的重要论作，深得当时士人的爱戴。
正是在南宋书院这一载体之下，源自北方的儒家文化融入浙江，并与当地的文化交互发展，丰富了金衢文化的内涵。可以说，南宋书院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在这里从小对南方文化耳濡目染的学子接受了正统的儒学教育，加速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与共同发展。
二、将儒学教育制度化
吕祖谦为其丽泽书院所制定的《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中明确提出“以孝悌忠信为本”，若有违者，周围人需要对其“规之、责之、勉之”，若仍不悔改则“除其籍”。在教育实践中，吕祖谦强调以儒为本，兼重史学。作为南宋中期的理学名儒，吕祖谦对儒家经典研究甚深，他的相关著作也很多，如《周易传义音训》、《书说》、《吕氏家塾读诗记》、《少仪外传》、《易说》等都是传播儒学的重要载体。另外朱熹则更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教化作为《白鹿洞书院揭示》的重点，在书院大力推行修身养性方面的内容，先要求学生培养处事接物的品德继而才要求学术上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的教学思想将儒学的精华“五伦”作为教学的最高追求，体现了对传统儒学的推崇。《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内容对浙江地区书院发展的走向影响很大，金衢两地的书院学制学规都与此相仿。
在理学家们的努力下，宋代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向，既由经学转向理学，或由知识转向伦理。[14]理学家更加关注伦理的作用，因此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作为书院教学的主要内容，促进了儒学与教育的制度化融合。
三、促进地域性儒学学派的蓬勃发展
金华学派又称“婺学”，为吕祖谦在南宋中期创立，主要的宣传则是通过与岳麓书院齐名的丽泽书院进行，当时“四方之士争趋之”，吕祖谦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从其学者甚众，朱熹、张栻这些大儒兼教育家都乐意把子女送到吕祖谦门下就学，足见其影响之大。婺学在儒学的基础上提倡“明理躬行”，以“致用”为治经史的目的，反对空谈阴阳性命。[15]婺学在当时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齐名，“理学”倡导格物致知，“心学”
主张明心，婺学兼取其长。同时吕祖谦在书院办学时的《丽泽讲义》更是对儒学加以自己的阐述，成为了自己学派的经典理论著作，不得不说是儒学在浙江地区实现的一大进步。永康学派又称“永康事功学派”，代表人物为南宋哲学家陈亮。相比婺学，永康学派的思想观点更为跳出传统的圈子，永康学派在当时外交上“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在国家治理政策上主张“简法重令”;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16]开明初理学之先河的“金华朱学”是金华地区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发展，经宋濂、苏伯衡等洪武儒士再发展成为明代洪武儒学的主流。“金华朱学”不同于其他朱子学派的思想，注重传以求经，强调“分殊而理一”，是对理学思想的又一改造。然而，“金华朱学”的最初发展契机源于南宋时朱熹亲临丽泽书院的讲学，由朱熹讲学的弟子何基一众将“朱学”在金华地区传播开来，金华逐渐成为程朱理学的主要传扬之地[17]。
这些特色鲜明的地方学派都通过书院的教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张，也在书院中与各派的学术意见碰撞、融合。学派的竞相发展推动了金衢整个地区儒学思想文化的创新，南孔儒学所主张的“义利并举”正是这样的区域背景下实现的区别于传统儒学思想的一大转变。因此，南宋书院对地域性儒学学派的蓬勃发展起了不容小觑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浙江省金华（古称婺州）、衢州地区的合称。
11.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双峰学案》。
12.吴锡标、刘小成、张慧霞：《孔氏南宗与浙西南社会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
13.张俊岭：《南孔、理学家与南宋书院——以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为例》，《赣南师范学报》2010年第5期，第69页。
14. 吾淳：《宋代：伦理的普遍性何以可能》，《孔氏研究》2005年第5期，第35页。
15.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1页。
16.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2页。
17.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2页。
参考文献：
[1]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十三 · 《双峰学案》。
[2]姜方友、方银泉、叶日章等：《衢州的书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4]胡佳：《浙江古书院》，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5]吴万居：《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之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
[6]赵国权：《论南宋时期江南疏远文化传承的价值取向》，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7]吾淳：《宋代：伦理的普遍性何以可能》，《孔氏研究》2005年第5期。
[8]金敏、周祖文：《儒家大学堂：长江流域的古代书院》，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吴锡标、刘小成、张慧霞：《孔氏南宗与浙西南社会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张俊岭：《南孔、理学家与南宋书院——以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为例》，《赣南师范学报》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