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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7日，上海《商报》头版以“上海工商界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为题，报道了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的成立。此刻，全国尚未完全解放，上海解放才不过3个月。商店需要营业，工厂需要开工，社会秩序尚在恢复之中。选择这个时机，组建上海工商团体，不论从协助政府辅导私营工商业，还是恢复企业正常运行，保持社会稳定的意义上说，无疑都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两个市级工商团体，三百余个同业公会
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告捷，天下大势，渐显明朗。1949年2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负责解放江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得天下已成定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重点考虑如何治天下了。3月，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事实上，毛泽东所说的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已经按计划在进行之中。各地各界民主人士相继聚集北平，上海工商界耆宿陈叔通、盛丕华、俞寰澄、包达三等也陆续抵达北平。工商界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界别，开始参与新的政治协商和筹备民主联合政府。
人民解放军于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3日占领杭州，5月27日解放上海。国民党政府撤离上海时曾派军队运走了大量的黄金和美钞，并劝说工商界上层将资金和产业转移海外。上海原有1800多家外资企业，到1949年5月已减少到910家。金融业第一流“亨头”，如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铭等已携眷属离沪。工商企业的巨头既有离也有留的。此时的上海，工业80余个行业，20307家企业，其中私营企业20164家，生产规模居前的行业是纺织、卷烟、火柴、肥皂、面粉、皮革、橡胶。工业总产值35.06亿元，其中轻工业占76%，钢铁、化工等原材料工业占3.3%，装备工业占8.5%……商业230余个行业，近10万家商号，10万余个摊点。尚有24个物品交易所、30余个茶楼茶会市场；菜市场、地货行300多个；批发企业近1万家，各地驻沪申庄2000余家。就比重而言，上海轻工业占全国的50-60%（台湾、东北除外），贸易占全国70%，金融业更为集中。私营工商业比国营工商业大，以棉纺业为例：国营纱厂纱锭约90万锭，私营纱厂纱锭约140万枚，约为4比6。
此时的上海有2个市级工商业团体。一个是上海市工业会，另一个是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工业会是1948年8月22日成立的，未满周岁，便寿终正寝。工业会的理事长是大名鼎鼎的杜先生杜月笙。工业会会员以团体会员（工业类同业公会）和工厂会员为单位，当时会员数有86个。另一个是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商会历史比较久，它是沿袭清末民初上海总商会于1930年6月改组而来。理事长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庼。市商会会员由商业类同业公会和大型商店组成，当时会员数有251个。工业会和市商会合计有337个同业公会。然而，在这337个同业公会中有十分之一处于停顿状态。实际运作的为303个。此时，杜月笙已经离开上海，徐寄庼因患病，行动不便很少外出，且辞职在先。两个会的事务基本上由常务理事决策处理。
工商界座谈会前的一个“谜团”
据1949年8月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工商处一份材料透露：“对于工商团体，我们采取稳重的态度。在未成立合法组织以前，采用个别来往的方法。”确实，军管会接触的是工商界人士，而没有理会工商业团体。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与工商界最早公开接触是6月2日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举行的茶会。说是茶会，实际上是非常严肃的一次会议。这个会从下午2点一直开到晚上7点半，5个半小时。上海最高级别的首长都出席会议，市长陈毅、政委饶漱石、副市长潘汉年、曾山、韦悫。招待的金融工商产业界人士除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的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以外，也基本囊括了在沪工商界上层人士，如：新华银行王志莘、孙瑞璜，永安纱厂郭棣活、申新纱厂荣毅仁、关勒铭金笔厂陈巳生、徐永祚会计事务所的徐永祚等80余人。陈毅市长在会上阐述了人民政府的工商政策，他说：“遵奉毛主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我们）脚踏实地、努力做去，希望产业界人士通力合作，建设新中国。” 他说：他愿倾听产业界的建议。此刻间，胡厥文、蒉延芳、刘靖基、俞寰澄、经叔平等13人轮番在这个会上先后发表意见。大致的意思是：上海工商界过去受各种舆论不正确的宣传而被蒙蔽，对共产党确实抱有相当疑惧。自从《商报》刊载中共各项工商政策以后，开始获得消息，渐渐了解中共的政策。上海解放，证实了各项工商政策。于是一变过去疑惧心理，满怀希望，深信产业界必定真诚拥护人民政府，随时随地准备作出本职岗位的贡献。发言的代表也列举了产业界关于原料、销路、运输、劳资问题等困难，谈及过去的情形、目前现状、未来展望。会上，饶漱石就各位发言提出的问题加以综合答复，说道：产业界的困难，即是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困难；同时人民政府和我们党的困难，也是产业界的困难。如果互相体认，彼此谅解，各就可能范围，图谋解决，则一切困难可迎刃而解。对于劳资问题，希望由双方开诚商谈，能够获得解决最好，否则政府方面一定秉承不偏不倚、合情合理的方法，说服处理。饶漱石在这个会上讲了2个多小时。当时媒体评论：“演词真切而风趣，听者为之动容。”这次会议给上海工商界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参加会议的工商界人士在日后的回忆文章里，无不提到这次会议，可见它的意义深远。
至于5月27日上海解放至6月2日政府举行工商界座谈会之间的一周时间，政府和工商界有没有会谈？与谁会谈？在哪里会谈？一直是个谜。有人认为6月2日在中国银行四楼召开的会议是上海市军管会首长第一次与工商界接触。笔者认为那么大规模的会议，不可能一蹴而就，之前一定有一个小型的会议形成默契。于是，曾多次采访过周素琼大姐，才解开这个迷团。工商界人士之间尊敬地称夫人、太太为“大姐”。“大姐”不分年龄，30多岁称“大姐’，80、90岁也称大姐。周素琼大姐当年已经90挂零，但记忆清晰。她是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先生儿媳、民建上海市分会秘书长盛康年先生的夫人。周素琼大姐回忆起上海刚解放时，陈毅同志和华东局领导想找个合适的地方与工商界代表人物见见面，向他们宣传党的工商经济政策。当年负责统战工作的潘汉年同志把陈毅同志这个意思告诉他的先生盛康年，请盛康年想想办法。盛康年征询周素琼意见后便向潘汉年同志建议：陈毅同志与工商界的见面会是否安排在他丈人留下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花园洋房里。因为工商界都熟悉周家花园，有的还是多年的朋友，到这儿开会有亲切感；同时环境优雅，花园里又可以停车，不易引起注意，安全系数大。潘汉年同志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于是，陈毅同志与上海工商界的第一次见面会就安排在周家花园洋房，周家花园洋房当时具体地址是南京西路806号。稍年长的读者或许知道，上海评弹团东面曾经是静安区少年宫，这个静安区少年宫原先就是周家的花园洋房，这栋建筑现已荡而无存，它在上世纪80年代被拆改建了商厦。盛康年与荣毅仁、王志莘、经叔平他们都是好朋友，在周家花园洋房与军管会首长的小型会晤为6月2日会议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因此，军管会气很顺，工商界发言也敢讲，会议达到预期的效果。 劳军捐献59.8亿元，工商界的一个漂亮的见面礼
人民政府与工商界6月2日座谈会以后，各业座谈会接踵而来。6月8日起连续3天，针织内衣业、纺线业、电筒电池业、造纸业、植物油业、制茶业分别因存货滞销、原料供给困难等问题召开座谈会，6月9日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贸易处举行国外贸易管理问题座谈会，6月10日棉纺业举行座谈会，讨论原棉供应成品推销等问题，政委饶漱石、财经会副主任许涤新、轻工业处处长刘少文等参加。政府与工商界沟通趋于频繁。
6月25日，新政协筹委会和全国妇联一行70余名代表抵沪。抵沪的民主建国会、产业界代表中有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吴羹梅等人。新政协筹委受到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次日，26日晚上六时，陈毅市长宴请新政协筹委。28日，民主建国会开欢迎会。29日晚，产业界26人在迪化北路（今乌鲁木齐北路）27号全国纺织业联合会招待。7月4日。工商界100多人在红棉酒家欢迎招待。新政协筹委在这些会上报告了政治、经济方面形势和发表自己的见解。
7月初，各界提议成立上海市各界劳军总会。7月14日，工商界劳军分会筹备会举行会议，讨论筹募方式及数字，初定以同业公会为单位，分别定指标募集，工商界最低筹集30亿元（旧币）。在7月16日举行的上海市各界劳军总会成立会上，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许涤新、盛丕华为副主任委员。陈叔通是前清翰林，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办过学、办过报，是最早的国会议员。对于工商界他不陌生，早期商务印书馆、浙江兴业银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对于进步社会活动、学生运动他有同情心，1947年5-6月间，上海学生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当局派出警察大肆逮逋学生。由陈叔通起草，张元济缮写，与唐文治、陈汉弟、叶景葵、张国淦、李宣龚、夏敬观、胡焕、项藻馨等10人联名上书，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被当时舆论称为“十老上书”，“十老上书”以后被捕学生释放，“十老上书”影响深远。他被推选为上海市各界劳军总会主任委员在情理之中。
上海市劳军总会下设7个分会：职工界劳军分会、师生员工界劳军分会、工商界劳军分会、青年界劳军分会、妇女界劳军分会、文艺界劳军分会、自由职业界劳军分会。7月18日，工商界劳军分会召开成立会议，推举盛丕华为主任委员、胡厥文、蒉延芳为副主任委员，推定77名委员。并商讨劳军办法，决定采取捐献、义卖等各种方式。新药业决定将营业的10%提成作为劳军款项，百货业也决定提成10%，电影制片业将租片所得全部款项捐献。除捐款、捐献、义卖以外，工商界劳军分会还在南京西路456号康乐酒家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晚会”，组织精彩的文艺节目招待人民解放军。上海军政首长非常重视，几乎全体出席。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警备区政委郭化若，市政府副秘书长沙千里，军管会工商处处长许涤新和11名战斗英雄以及各业代表380多人等。会上，工商界劳军分会向第三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献旗。
捐款、捐献、义卖过程中，工商界推荐代表蒉延芳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市人民广播。蒉延芳讲道：“……人民解放军所受的苦，所受的牺牲，是每一个人所明白看到的，本人希望我工商业同仁，要拿出良心来，多多捐款，来表示我们的一些意思才是。”接着他又说：“此次劳军所得，有一半是要救济难民。这表示人民解放军的伟大精神。名义是由自己负的，好处却给别人的，试问这种作风从前有过没有？我们如不踊跃捐献，实在太说不过去了”。蒉延芳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实实在在打动了各行各业工商界的心，纷纷捐款、捐物和义卖。经过一个多月捐献及义卖，工商界劳军分会收入达59.8亿元（旧币），占劳军总会收入87亿的68.73%，超出工商界劳军分会预订目标30亿的一倍不到一点点。上海工商界献出了一份漂亮而体面的见面礼。
（未完待续）
两个市级工商团体，三百余个同业公会
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告捷，天下大势，渐显明朗。1949年2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负责解放江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得天下已成定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重点考虑如何治天下了。3月，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事实上，毛泽东所说的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已经按计划在进行之中。各地各界民主人士相继聚集北平，上海工商界耆宿陈叔通、盛丕华、俞寰澄、包达三等也陆续抵达北平。工商界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界别，开始参与新的政治协商和筹备民主联合政府。
人民解放军于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3日占领杭州，5月27日解放上海。国民党政府撤离上海时曾派军队运走了大量的黄金和美钞，并劝说工商界上层将资金和产业转移海外。上海原有1800多家外资企业，到1949年5月已减少到910家。金融业第一流“亨头”，如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铭等已携眷属离沪。工商企业的巨头既有离也有留的。此时的上海，工业80余个行业，20307家企业，其中私营企业20164家，生产规模居前的行业是纺织、卷烟、火柴、肥皂、面粉、皮革、橡胶。工业总产值35.06亿元，其中轻工业占76%，钢铁、化工等原材料工业占3.3%，装备工业占8.5%……商业230余个行业，近10万家商号，10万余个摊点。尚有24个物品交易所、30余个茶楼茶会市场；菜市场、地货行300多个；批发企业近1万家，各地驻沪申庄2000余家。就比重而言，上海轻工业占全国的50-60%（台湾、东北除外），贸易占全国70%，金融业更为集中。私营工商业比国营工商业大，以棉纺业为例：国营纱厂纱锭约90万锭，私营纱厂纱锭约140万枚，约为4比6。
此时的上海有2个市级工商业团体。一个是上海市工业会，另一个是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工业会是1948年8月22日成立的，未满周岁，便寿终正寝。工业会的理事长是大名鼎鼎的杜先生杜月笙。工业会会员以团体会员（工业类同业公会）和工厂会员为单位，当时会员数有86个。另一个是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商会历史比较久，它是沿袭清末民初上海总商会于1930年6月改组而来。理事长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庼。市商会会员由商业类同业公会和大型商店组成，当时会员数有251个。工业会和市商会合计有337个同业公会。然而，在这337个同业公会中有十分之一处于停顿状态。实际运作的为303个。此时，杜月笙已经离开上海，徐寄庼因患病，行动不便很少外出，且辞职在先。两个会的事务基本上由常务理事决策处理。
工商界座谈会前的一个“谜团”
据1949年8月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工商处一份材料透露：“对于工商团体，我们采取稳重的态度。在未成立合法组织以前，采用个别来往的方法。”确实，军管会接触的是工商界人士，而没有理会工商业团体。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与工商界最早公开接触是6月2日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举行的茶会。说是茶会，实际上是非常严肃的一次会议。这个会从下午2点一直开到晚上7点半，5个半小时。上海最高级别的首长都出席会议，市长陈毅、政委饶漱石、副市长潘汉年、曾山、韦悫。招待的金融工商产业界人士除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的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以外，也基本囊括了在沪工商界上层人士，如：新华银行王志莘、孙瑞璜，永安纱厂郭棣活、申新纱厂荣毅仁、关勒铭金笔厂陈巳生、徐永祚会计事务所的徐永祚等80余人。陈毅市长在会上阐述了人民政府的工商政策，他说：“遵奉毛主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我们）脚踏实地、努力做去，希望产业界人士通力合作，建设新中国。” 他说：他愿倾听产业界的建议。此刻间，胡厥文、蒉延芳、刘靖基、俞寰澄、经叔平等13人轮番在这个会上先后发表意见。大致的意思是：上海工商界过去受各种舆论不正确的宣传而被蒙蔽，对共产党确实抱有相当疑惧。自从《商报》刊载中共各项工商政策以后，开始获得消息，渐渐了解中共的政策。上海解放，证实了各项工商政策。于是一变过去疑惧心理，满怀希望，深信产业界必定真诚拥护人民政府，随时随地准备作出本职岗位的贡献。发言的代表也列举了产业界关于原料、销路、运输、劳资问题等困难，谈及过去的情形、目前现状、未来展望。会上，饶漱石就各位发言提出的问题加以综合答复，说道：产业界的困难，即是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困难；同时人民政府和我们党的困难，也是产业界的困难。如果互相体认，彼此谅解，各就可能范围，图谋解决，则一切困难可迎刃而解。对于劳资问题，希望由双方开诚商谈，能够获得解决最好，否则政府方面一定秉承不偏不倚、合情合理的方法，说服处理。饶漱石在这个会上讲了2个多小时。当时媒体评论：“演词真切而风趣，听者为之动容。”这次会议给上海工商界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参加会议的工商界人士在日后的回忆文章里，无不提到这次会议，可见它的意义深远。
至于5月27日上海解放至6月2日政府举行工商界座谈会之间的一周时间，政府和工商界有没有会谈？与谁会谈？在哪里会谈？一直是个谜。有人认为6月2日在中国银行四楼召开的会议是上海市军管会首长第一次与工商界接触。笔者认为那么大规模的会议，不可能一蹴而就，之前一定有一个小型的会议形成默契。于是，曾多次采访过周素琼大姐，才解开这个迷团。工商界人士之间尊敬地称夫人、太太为“大姐”。“大姐”不分年龄，30多岁称“大姐’，80、90岁也称大姐。周素琼大姐当年已经90挂零，但记忆清晰。她是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先生儿媳、民建上海市分会秘书长盛康年先生的夫人。周素琼大姐回忆起上海刚解放时，陈毅同志和华东局领导想找个合适的地方与工商界代表人物见见面，向他们宣传党的工商经济政策。当年负责统战工作的潘汉年同志把陈毅同志这个意思告诉他的先生盛康年，请盛康年想想办法。盛康年征询周素琼意见后便向潘汉年同志建议：陈毅同志与工商界的见面会是否安排在他丈人留下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花园洋房里。因为工商界都熟悉周家花园，有的还是多年的朋友，到这儿开会有亲切感；同时环境优雅，花园里又可以停车，不易引起注意，安全系数大。潘汉年同志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于是，陈毅同志与上海工商界的第一次见面会就安排在周家花园洋房，周家花园洋房当时具体地址是南京西路806号。稍年长的读者或许知道，上海评弹团东面曾经是静安区少年宫，这个静安区少年宫原先就是周家的花园洋房，这栋建筑现已荡而无存，它在上世纪80年代被拆改建了商厦。盛康年与荣毅仁、王志莘、经叔平他们都是好朋友，在周家花园洋房与军管会首长的小型会晤为6月2日会议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因此，军管会气很顺，工商界发言也敢讲，会议达到预期的效果。 劳军捐献59.8亿元，工商界的一个漂亮的见面礼
人民政府与工商界6月2日座谈会以后，各业座谈会接踵而来。6月8日起连续3天，针织内衣业、纺线业、电筒电池业、造纸业、植物油业、制茶业分别因存货滞销、原料供给困难等问题召开座谈会，6月9日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贸易处举行国外贸易管理问题座谈会，6月10日棉纺业举行座谈会，讨论原棉供应成品推销等问题，政委饶漱石、财经会副主任许涤新、轻工业处处长刘少文等参加。政府与工商界沟通趋于频繁。
6月25日，新政协筹委会和全国妇联一行70余名代表抵沪。抵沪的民主建国会、产业界代表中有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吴羹梅等人。新政协筹委受到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次日，26日晚上六时，陈毅市长宴请新政协筹委。28日，民主建国会开欢迎会。29日晚，产业界26人在迪化北路（今乌鲁木齐北路）27号全国纺织业联合会招待。7月4日。工商界100多人在红棉酒家欢迎招待。新政协筹委在这些会上报告了政治、经济方面形势和发表自己的见解。
7月初，各界提议成立上海市各界劳军总会。7月14日，工商界劳军分会筹备会举行会议，讨论筹募方式及数字，初定以同业公会为单位，分别定指标募集，工商界最低筹集30亿元（旧币）。在7月16日举行的上海市各界劳军总会成立会上，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许涤新、盛丕华为副主任委员。陈叔通是前清翰林，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办过学、办过报，是最早的国会议员。对于工商界他不陌生，早期商务印书馆、浙江兴业银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对于进步社会活动、学生运动他有同情心，1947年5-6月间，上海学生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当局派出警察大肆逮逋学生。由陈叔通起草，张元济缮写，与唐文治、陈汉弟、叶景葵、张国淦、李宣龚、夏敬观、胡焕、项藻馨等10人联名上书，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被当时舆论称为“十老上书”，“十老上书”以后被捕学生释放，“十老上书”影响深远。他被推选为上海市各界劳军总会主任委员在情理之中。
上海市劳军总会下设7个分会：职工界劳军分会、师生员工界劳军分会、工商界劳军分会、青年界劳军分会、妇女界劳军分会、文艺界劳军分会、自由职业界劳军分会。7月18日，工商界劳军分会召开成立会议，推举盛丕华为主任委员、胡厥文、蒉延芳为副主任委员，推定77名委员。并商讨劳军办法，决定采取捐献、义卖等各种方式。新药业决定将营业的10%提成作为劳军款项，百货业也决定提成10%，电影制片业将租片所得全部款项捐献。除捐款、捐献、义卖以外，工商界劳军分会还在南京西路456号康乐酒家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晚会”，组织精彩的文艺节目招待人民解放军。上海军政首长非常重视，几乎全体出席。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警备区政委郭化若，市政府副秘书长沙千里，军管会工商处处长许涤新和11名战斗英雄以及各业代表380多人等。会上，工商界劳军分会向第三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献旗。
捐款、捐献、义卖过程中，工商界推荐代表蒉延芳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市人民广播。蒉延芳讲道：“……人民解放军所受的苦，所受的牺牲，是每一个人所明白看到的，本人希望我工商业同仁，要拿出良心来，多多捐款，来表示我们的一些意思才是。”接着他又说：“此次劳军所得，有一半是要救济难民。这表示人民解放军的伟大精神。名义是由自己负的，好处却给别人的，试问这种作风从前有过没有？我们如不踊跃捐献，实在太说不过去了”。蒉延芳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实实在在打动了各行各业工商界的心，纷纷捐款、捐物和义卖。经过一个多月捐献及义卖，工商界劳军分会收入达59.8亿元（旧币），占劳军总会收入87亿的68.73%，超出工商界劳军分会预订目标30亿的一倍不到一点点。上海工商界献出了一份漂亮而体面的见面礼。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