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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日本学者白鸟芳郎的《东南亚山地民族志》是泰国瑶民族志资料的早期代表。本文旨在以该著作为对象，从民族志资料 对人类学理论研究的关系、跨文化比较研究、地方性知识、研究方法这种角度，对民族志资料于人类学研究的价值进行初步探析，提出自己的点滴思考。
【关键词】民族志；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人类学；价值
瑶族是泰国多民族国家中人数非常少的一个族群。从早期的泰国瑶族研究的成果来看，以日本学者白鸟芳郎的《东南亚山地民族志》最具代表性。这学期的民族志写作课上，我选择该书作为我的民族志读本之一。
就民族志写作风格来看，这本书似乎显得有些“老式”。全书虽然只有10 余万字，篇幅短小，但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泰国瑶族历史文化的人类学著作，再加上作者以“他者”的人类学视角，使得该书具有了特殊的学术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位历史民族学者的著作所利用的建立权威、构写客观性的描述方法在民族志文献中已经是成熟的了。我想，就作者的写作时间和民族志的价值而言，这本民族志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是开启了日本民族志范本的先河。下面本文以该书为例，尝试探析一下民族志资料对人类学研究的价值。
一、民族志资料与人类学理论互利共生
著名的人类学家E·A·霍倍尔在他的《原始世界中的人：人类学导论》一书中对民族志定义为“人类学中专门属于文化之记述的一个部门。”在80年代较新的材料如霍尔墨斯和帕里斯合著的《人类学导论》一书中，则把民族志定义为“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进行的资料收集活动。”总而言之，民族志是一门基础科学，它偏重于实际工作，即搜集、整理资料和详细的描述。
从人类学产生开始，民族志资料便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直到功能学派，田野调查才逐渐规范化，技术化，从而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资料的步调才取得了一致。即便有些许多研究的倾向、偏好不同，但从总体上来说，民族志资料与人类学理论研究也应该是互利共生的关系。一方面，民族志资料是人类学研究的源泉。在研究人类文化的规律和变迁时，世界上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民族和文化便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在民族志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中，人类学理论应运而生，这一理论反过来又指导了资料的收集。而《东南亚山地民族志》正基于此。
二战后，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民族运动的高涨，西方人类学家逐渐将研究视角转向亚洲，尤其将中国大陆境内的各民族纳入学术视野。但是，1949年以后，随着世界两极格局的形成，很多西方人类学家无法进入中国大陆进行人类学研究，转而将中国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国家等作为窥视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来进行调查和研究。于是，从事瑶族研究的外国学者就退而求其次，选择临近中国的泰国做瑶族研究。在此学术互动的背景下，泰国瑶族就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族群。二战后，学术界强化了泰国瑶族的研究，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最早的经典代表作要属白鸟先生的《东南亚山地民族志》。
在这本书里，白鸟先生主要研讨的是瑶与苗等山地民族的族源问题，他的论点是“所谓苗族就是一个包括瑶民在内的种族混合集团”。他于1967年至1974年间，率领日本上智大学泰国西北部民族历史文化调查团，四次赴泰国北部山地对瑶族、苗族进行了调查研究，作者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调查瑶族上，并编著了该书。而他的调查团的最大收获便是收集到了大量的瑶族文献，特别是发现了《评皇券牒》，以及《瑶人文书》，为研究国际瑶族的渊源关系提供了证据，因而博得了学术界极高的评价。这部著作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泰国瑶族研究堪忧的现状得到了缓解，学术界开始关注泰国瑶族这个移民群体的社会文化变迁及其文化适应和适调。
二、跨文化比较——对民族志资料的运用
民族志资料的获取有一定的难度，其运用也有类似的困惑。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资料进行整理，然后提出问题，再决定研究的方向。但是，民族志中错误的或不成熟的解释会误导研究者。但如果没有知道思想，研究也就没有头绪。因此，“在观察的基础上，对民族志资料的运用需要与科学推理相结合。这种推理或构拟具有很大的冒险性。总之一句话，就是实际运用价值不大。要避免这一点也不是很困难，结合跨文化比较研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失误”。
白鸟芳郎先生是日本当代著名的民族史、民族学家，他更是自喻为“历史民族学者”，其主要原因是“出身于一个史学世家，有家学渊源的传统，本人又受过严格、正规的大学史学专业的训练，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因此，加上他个人熟练驾驭汉字的能力，在他的研究中十分注重汉文文献史料的运用，即“以史学文献为基础，注重严密地史料考证”。这一特点贯穿白鸟先生学问研究的始终，特别在《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一书的研究中，大量的篇幅论著以此见长。
但是，作为早期的代表作，这本书对泰国瑶族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略有不足。该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然而，由于文献资料不足、调查环境特殊，白鸟先生不会说汉文和泰文等原因，再加上他们的调查只局限在清莱府3个县的10多个瑶族村寨，调查的内容则更像是一部族史。
所以，要从文化人类学“他者”的角度对泰国瑶族进行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就应该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才使得这部民族志不至于没有“实际运用价值”。“跨文化比较研究是通过比较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样本来验证人类心理和行为特征的研究方法。例如，以语言、风俗习惯、社会制度、育儿方式等均不同的民族为样本，搜罗资料，进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他们之间在心理和行为上的相同与相异。”《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主要由“瑶族种族史调查”、“瑶族的自然环境与生活”、“经济生活与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与社会组织”等四部分组成，分别论述了泰国瑶族的种族史、自然环境、生活习惯、宗教仪式和社会组织等主要内容。这部民族志涉及面未免过于狭窄，故跨文化比较则是必要的。简单地说，除了对泰国瑶族这个民族进行全面的了解外，在时空上，还要将泰国瑶族与中国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如苗族、克伦族、阿卡族、傈僳族、拉祜族等之间的民族关系进行比较，动态地了解泰国瑶族的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跨文化比较研究对利用《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主要作用表现如下： 1、对已有的理论进行检验，修正，拓展。白鸟先生在实地调查后认为，泰国瑶族的万物有灵或精灵崇拜还“混杂了中国道教的一些因素”。而《泰国瑶人》的作者差博·卡差·阿南达博士则在此基础上详细统计了不同时期泰国瑶族改信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情况，并具体统计了各政府信奉宗教的人数，最后认定泰国瑶族的宗教信仰主要为万物有灵论和祖先信仰与中国道教两个系统结合而成的特殊信仰，将白鸟先生在《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中关于泰国瑶族信仰的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
2、有助于增加可变因素的范围。白鸟先生未进行查问，仅从泰国瑶人的一些生理迹象如贫血、营养不良、皮肤干燥灰暗和瞳孔缩小等就确认这个地区的大多数成年男人是成瘾者。这样方式的民族志叙述未免显得证据不足。如果将鸦片问题放在“金三角”地区研究，那么就会发现很多影响因子，包括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程度等诸多可变因素。
3、从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得出的一般规律，可指导文化变迁。民族志资料帮助人类学研究文化，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作者讨论了泰国瑶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泰国瑶族在特殊自然环境下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智慧，认为“泰国瑶族是一个山地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摇荡于稳定和不稳定之间”，他们一方面“消极地适应他们的自然环境”，而另一方面“又极其自私地利用自然资源”，即使如此，但泰国“瑶族实际上已处于来自外部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民族志研究一向提倡“价值无涉”，“似乎”、“消极地”、“自私”等修辞描述显然带有明显的价值介入，但是跨文化比较研究归根到底是指导变迁，使泰国瑶族文化更好地适应发展和变化。
4、能拓展人类学家的视野，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每一个民族都对本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排斥异文化，认为自己的文化优于其他文化。从跨文化的角度，我们就能避免这种狭隘，也就理解何谓文化相对主义。
三、重视地方性知识的作用
地方性知识是一种理解和解读一个地方生存环境及其政治文化内涵的基本工具和手段，这种知识包括技术性和非技术性知识，地方种植技术、养殖技术、生计技能等属于技术性知识，宗教仪式、民间契约、民间信仰等知识就属于非技术性知识。要理解乃至阐释一个地方，不了解和把握这两个方面的知识显然是不能全面完整的去理解一个地方或社区的内涵性的东西。《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中，白鸟先生在第三部分就描述了泰国瑶族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如耕地、农产品、庄稼收割、农具等内容，并对泰国瑶族的服饰、饮食和居住环境进行了民族志叙述。同时，作者还调查了泰国瑶族的医疗状况等问题，这开辟了泰国瑶族研究的新领域。在第四部分，作者首次对泰国瑶族的祭祀仪式、婚庆活动、葬礼葬俗等社会生活内容进行了详尽记叙，尤其是“卦灯”仪式和“过桥”仪式等，在中国瑶族地区很难见到，资料可贵。
因此，我们在民族志写作时，一定要重视地方性知识的收集与理解，在全面收集地方性知识基础上，结合理论知识，进行阐述与解读，这才助于更深刻理解地方性社会文化政治境况。
四、“民族—历史”观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作为最早和最系统的泰国瑶族民族志资料，其研究具有起点高、专业性强的特点。如前所述，“白鸟芳郎出身于一个史学世家，有家学渊源的传统，本人又受过严格、正规的大学史学专业的训练，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并且他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广泛涉猎有关华南和东南亚民族的历史文献，及有关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书刊资料，已有了大量丰富的文献史料的积累，加上有着日本人熟习汉字这一令西方学者望尘莫及的优势，因此在他的研究中十分注重汉文文献史料的运用，即以史学文献为基础，注重严密地史料考证。这一特点贯穿白鸟教授学问研究的始终，在对华南民族的研究中，大量的论著也以此见长”。
《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体现了一种把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即运用文献）与民族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即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进行的综合研究。他对华南民族研究的目的，旨在搞清各民族的系属关系，从其纷繁的头绪中找到各民族历史的原点，复原其文化史。要实现这一总体构想，因资料匮乏而困难重重。白鸟教授在《关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问题》一文中谈到：“……有关这些少数民族的基本的汉文记录或历史文献都太少了，并且既使有所发现，也都是些零星片断的记述，很难用什么方法解释中国南方各民族的形成及其历史。要处理这些历史上复杂的民族学领域中的现象并了解不同的民族集团，必须采纳其他方法，特别是从民族—历史（ethno—history）的观点去进行研究。”“民族—历史”这一术语是白鸟先生早在1960 年的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会议上首次提出的，白鸟先生将其解释为：“它是一种综合了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史前史及基于文献历史研究等实地调查研究的成果而形成的生动的历史人类学。”因此白鸟先生认为史学与民族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是适合于复现中国南方文化史和民族—历史的。实践也证明，这两者的结合既是白鸟先生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他在学问上耕耘多年成就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上述四种价值各有支持者和追随者。可谓“环肥燕瘦，各有千秋”。在我眼中，《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体现的这四种价值各有侧重，其角度和方法各有优劣。也许挖掘得不全面，并且都只体现了人类的一个“面”，而不是立体，缺乏整体感。“我们可能会欣赏文化概念本身，但是如果没有民族志，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瓦格纳总结道：‘民族志，通过对一种文化的描述，促使另一文化的成员更好地理解这一文化，促进着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对一种文化及其种族如同纸板剪刀切拼凑而成的刻板印象，已经让位给更加全面详细的包含着矛盾和不一致的描述。’”只有多地点、多视角和多种书写方式结合起来体现“本地人观点”（虽不能完全达到）时，才能构成了完整的人类学视角，才能为人类学研究展现人们实际上如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分享和协调意义的“原始资料”。
【参考文献】
[1]（日）白鸟芳郎.东南亚山地民族志[Z].黄来钧，译，喻翔生，校.昆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1980（4）.
[2]（美）克利福德，（美）马尔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Z].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美）卢克·拉斯克.人类学的邀请[M].王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信息：蓝咏石（1989—），女，瑶族，广西南宁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2014级硕士，研究方向：南方民族研究。
【关键词】民族志；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人类学；价值
瑶族是泰国多民族国家中人数非常少的一个族群。从早期的泰国瑶族研究的成果来看，以日本学者白鸟芳郎的《东南亚山地民族志》最具代表性。这学期的民族志写作课上，我选择该书作为我的民族志读本之一。
就民族志写作风格来看，这本书似乎显得有些“老式”。全书虽然只有10 余万字，篇幅短小，但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泰国瑶族历史文化的人类学著作，再加上作者以“他者”的人类学视角，使得该书具有了特殊的学术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位历史民族学者的著作所利用的建立权威、构写客观性的描述方法在民族志文献中已经是成熟的了。我想，就作者的写作时间和民族志的价值而言，这本民族志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是开启了日本民族志范本的先河。下面本文以该书为例，尝试探析一下民族志资料对人类学研究的价值。
一、民族志资料与人类学理论互利共生
著名的人类学家E·A·霍倍尔在他的《原始世界中的人：人类学导论》一书中对民族志定义为“人类学中专门属于文化之记述的一个部门。”在80年代较新的材料如霍尔墨斯和帕里斯合著的《人类学导论》一书中，则把民族志定义为“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进行的资料收集活动。”总而言之，民族志是一门基础科学，它偏重于实际工作，即搜集、整理资料和详细的描述。
从人类学产生开始，民族志资料便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直到功能学派，田野调查才逐渐规范化，技术化，从而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资料的步调才取得了一致。即便有些许多研究的倾向、偏好不同，但从总体上来说，民族志资料与人类学理论研究也应该是互利共生的关系。一方面，民族志资料是人类学研究的源泉。在研究人类文化的规律和变迁时，世界上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民族和文化便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在民族志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中，人类学理论应运而生，这一理论反过来又指导了资料的收集。而《东南亚山地民族志》正基于此。
二战后，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民族运动的高涨，西方人类学家逐渐将研究视角转向亚洲，尤其将中国大陆境内的各民族纳入学术视野。但是，1949年以后，随着世界两极格局的形成，很多西方人类学家无法进入中国大陆进行人类学研究，转而将中国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国家等作为窥视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来进行调查和研究。于是，从事瑶族研究的外国学者就退而求其次，选择临近中国的泰国做瑶族研究。在此学术互动的背景下，泰国瑶族就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族群。二战后，学术界强化了泰国瑶族的研究，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最早的经典代表作要属白鸟先生的《东南亚山地民族志》。
在这本书里，白鸟先生主要研讨的是瑶与苗等山地民族的族源问题，他的论点是“所谓苗族就是一个包括瑶民在内的种族混合集团”。他于1967年至1974年间，率领日本上智大学泰国西北部民族历史文化调查团，四次赴泰国北部山地对瑶族、苗族进行了调查研究，作者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调查瑶族上，并编著了该书。而他的调查团的最大收获便是收集到了大量的瑶族文献，特别是发现了《评皇券牒》，以及《瑶人文书》，为研究国际瑶族的渊源关系提供了证据，因而博得了学术界极高的评价。这部著作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泰国瑶族研究堪忧的现状得到了缓解，学术界开始关注泰国瑶族这个移民群体的社会文化变迁及其文化适应和适调。
二、跨文化比较——对民族志资料的运用
民族志资料的获取有一定的难度，其运用也有类似的困惑。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资料进行整理，然后提出问题，再决定研究的方向。但是，民族志中错误的或不成熟的解释会误导研究者。但如果没有知道思想，研究也就没有头绪。因此，“在观察的基础上，对民族志资料的运用需要与科学推理相结合。这种推理或构拟具有很大的冒险性。总之一句话，就是实际运用价值不大。要避免这一点也不是很困难，结合跨文化比较研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失误”。
白鸟芳郎先生是日本当代著名的民族史、民族学家，他更是自喻为“历史民族学者”，其主要原因是“出身于一个史学世家，有家学渊源的传统，本人又受过严格、正规的大学史学专业的训练，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因此，加上他个人熟练驾驭汉字的能力，在他的研究中十分注重汉文文献史料的运用，即“以史学文献为基础，注重严密地史料考证”。这一特点贯穿白鸟先生学问研究的始终，特别在《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一书的研究中，大量的篇幅论著以此见长。
但是，作为早期的代表作，这本书对泰国瑶族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略有不足。该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然而，由于文献资料不足、调查环境特殊，白鸟先生不会说汉文和泰文等原因，再加上他们的调查只局限在清莱府3个县的10多个瑶族村寨，调查的内容则更像是一部族史。
所以，要从文化人类学“他者”的角度对泰国瑶族进行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就应该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才使得这部民族志不至于没有“实际运用价值”。“跨文化比较研究是通过比较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样本来验证人类心理和行为特征的研究方法。例如，以语言、风俗习惯、社会制度、育儿方式等均不同的民族为样本，搜罗资料，进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他们之间在心理和行为上的相同与相异。”《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主要由“瑶族种族史调查”、“瑶族的自然环境与生活”、“经济生活与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与社会组织”等四部分组成，分别论述了泰国瑶族的种族史、自然环境、生活习惯、宗教仪式和社会组织等主要内容。这部民族志涉及面未免过于狭窄，故跨文化比较则是必要的。简单地说，除了对泰国瑶族这个民族进行全面的了解外，在时空上，还要将泰国瑶族与中国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如苗族、克伦族、阿卡族、傈僳族、拉祜族等之间的民族关系进行比较，动态地了解泰国瑶族的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跨文化比较研究对利用《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主要作用表现如下： 1、对已有的理论进行检验，修正，拓展。白鸟先生在实地调查后认为，泰国瑶族的万物有灵或精灵崇拜还“混杂了中国道教的一些因素”。而《泰国瑶人》的作者差博·卡差·阿南达博士则在此基础上详细统计了不同时期泰国瑶族改信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情况，并具体统计了各政府信奉宗教的人数，最后认定泰国瑶族的宗教信仰主要为万物有灵论和祖先信仰与中国道教两个系统结合而成的特殊信仰，将白鸟先生在《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中关于泰国瑶族信仰的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
2、有助于增加可变因素的范围。白鸟先生未进行查问，仅从泰国瑶人的一些生理迹象如贫血、营养不良、皮肤干燥灰暗和瞳孔缩小等就确认这个地区的大多数成年男人是成瘾者。这样方式的民族志叙述未免显得证据不足。如果将鸦片问题放在“金三角”地区研究，那么就会发现很多影响因子，包括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程度等诸多可变因素。
3、从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得出的一般规律，可指导文化变迁。民族志资料帮助人类学研究文化，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作者讨论了泰国瑶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泰国瑶族在特殊自然环境下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智慧，认为“泰国瑶族是一个山地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摇荡于稳定和不稳定之间”，他们一方面“消极地适应他们的自然环境”，而另一方面“又极其自私地利用自然资源”，即使如此，但泰国“瑶族实际上已处于来自外部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民族志研究一向提倡“价值无涉”，“似乎”、“消极地”、“自私”等修辞描述显然带有明显的价值介入，但是跨文化比较研究归根到底是指导变迁，使泰国瑶族文化更好地适应发展和变化。
4、能拓展人类学家的视野，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每一个民族都对本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排斥异文化，认为自己的文化优于其他文化。从跨文化的角度，我们就能避免这种狭隘，也就理解何谓文化相对主义。
三、重视地方性知识的作用
地方性知识是一种理解和解读一个地方生存环境及其政治文化内涵的基本工具和手段，这种知识包括技术性和非技术性知识，地方种植技术、养殖技术、生计技能等属于技术性知识，宗教仪式、民间契约、民间信仰等知识就属于非技术性知识。要理解乃至阐释一个地方，不了解和把握这两个方面的知识显然是不能全面完整的去理解一个地方或社区的内涵性的东西。《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中，白鸟先生在第三部分就描述了泰国瑶族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如耕地、农产品、庄稼收割、农具等内容，并对泰国瑶族的服饰、饮食和居住环境进行了民族志叙述。同时，作者还调查了泰国瑶族的医疗状况等问题，这开辟了泰国瑶族研究的新领域。在第四部分，作者首次对泰国瑶族的祭祀仪式、婚庆活动、葬礼葬俗等社会生活内容进行了详尽记叙，尤其是“卦灯”仪式和“过桥”仪式等，在中国瑶族地区很难见到，资料可贵。
因此，我们在民族志写作时，一定要重视地方性知识的收集与理解，在全面收集地方性知识基础上，结合理论知识，进行阐述与解读，这才助于更深刻理解地方性社会文化政治境况。
四、“民族—历史”观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作为最早和最系统的泰国瑶族民族志资料，其研究具有起点高、专业性强的特点。如前所述，“白鸟芳郎出身于一个史学世家，有家学渊源的传统，本人又受过严格、正规的大学史学专业的训练，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并且他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广泛涉猎有关华南和东南亚民族的历史文献，及有关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书刊资料，已有了大量丰富的文献史料的积累，加上有着日本人熟习汉字这一令西方学者望尘莫及的优势，因此在他的研究中十分注重汉文文献史料的运用，即以史学文献为基础，注重严密地史料考证。这一特点贯穿白鸟教授学问研究的始终，在对华南民族的研究中，大量的论著也以此见长”。
《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体现了一种把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即运用文献）与民族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即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进行的综合研究。他对华南民族研究的目的，旨在搞清各民族的系属关系，从其纷繁的头绪中找到各民族历史的原点，复原其文化史。要实现这一总体构想，因资料匮乏而困难重重。白鸟教授在《关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问题》一文中谈到：“……有关这些少数民族的基本的汉文记录或历史文献都太少了，并且既使有所发现，也都是些零星片断的记述，很难用什么方法解释中国南方各民族的形成及其历史。要处理这些历史上复杂的民族学领域中的现象并了解不同的民族集团，必须采纳其他方法，特别是从民族—历史（ethno—history）的观点去进行研究。”“民族—历史”这一术语是白鸟先生早在1960 年的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会议上首次提出的，白鸟先生将其解释为：“它是一种综合了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史前史及基于文献历史研究等实地调查研究的成果而形成的生动的历史人类学。”因此白鸟先生认为史学与民族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是适合于复现中国南方文化史和民族—历史的。实践也证明，这两者的结合既是白鸟先生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他在学问上耕耘多年成就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上述四种价值各有支持者和追随者。可谓“环肥燕瘦，各有千秋”。在我眼中，《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体现的这四种价值各有侧重，其角度和方法各有优劣。也许挖掘得不全面，并且都只体现了人类的一个“面”，而不是立体，缺乏整体感。“我们可能会欣赏文化概念本身，但是如果没有民族志，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瓦格纳总结道：‘民族志，通过对一种文化的描述，促使另一文化的成员更好地理解这一文化，促进着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对一种文化及其种族如同纸板剪刀切拼凑而成的刻板印象，已经让位给更加全面详细的包含着矛盾和不一致的描述。’”只有多地点、多视角和多种书写方式结合起来体现“本地人观点”（虽不能完全达到）时，才能构成了完整的人类学视角，才能为人类学研究展现人们实际上如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分享和协调意义的“原始资料”。
【参考文献】
[1]（日）白鸟芳郎.东南亚山地民族志[Z].黄来钧，译，喻翔生，校.昆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1980（4）.
[2]（美）克利福德，（美）马尔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Z].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美）卢克·拉斯克.人类学的邀请[M].王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信息：蓝咏石（1989—），女，瑶族，广西南宁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2014级硕士，研究方向：南方民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