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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调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使投资率维持在一个可持续的合理水平上，应该是结构调整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长期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投资率接近50%，成为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在未来若干年内，除非出现“硬着陆”，投资率还将进一步上升。
当前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广泛共识是：中国应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而使投资率降到一个可持续的合理水平。由于中国政府所确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限是7.5%，如果降低投资增速，就必须提高消费增速。于是，用消费需求取代投资需求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便成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支持的政策主张。
个人认为，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过多依赖投资驱动的问题，适当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例（消费率）、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的比例（投资率）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调整必须把握好分寸，切勿矫枉过正。此外，这种调整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应主要发挥引导作用，但也不必回避直接干预。
投资率过高的增长模式低效且难以持续
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源配置问题主要体现在消费与投资间的资源配置，即在资源（资本存量、劳动力和土地）总量给定条件下，决定分配用于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资源。资本品又可以分为用于生产资本品的资本品（如生产纺织机的工作母机）和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如纺织机）。
投资与消费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但是当期有效需求的构成部分，而且影响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苏联和中国都强调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而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则被进一步引申为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苏联早期经济学家费尔德曼证明，为使消费品的增长速度在未来（他并未指明“未来”是多少年后的未来）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不但必须把尽可能多的资源配置给资本品生产部门，而且必须把这些资源优先配置给生产“生产资本品”的资本品部门。但经验证明，尽管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可以取得较好的增长表现，这种增长模式是低效和不可持续的。
1960年代前后，经济学家认识到，除了资本和劳动力两个因素之外，技术进步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大量经验研究显示，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之和可能超过资本积累的贡献。如果我们进一步引入“人力资本”的概念，考虑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等通常被纳入消费范畴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可能被进一步压缩。事实上，资本积累的单兵独进甚至有可能对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例如，仅仅注意实物资本投资而忽略人力资本投资（消费），经济增长就可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因而，资源在投资和消费之间以及在不同投资部门的分配存在最优值问题。
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我们很难判断给定经济增长速度，投资应该保持何种增速，从而使投资率维持在一个可持续的合理水平上，但我们还是可以对投资增速的合理水平作出相应经验判断。
衡量投资率是否过高的简单尺度是资本生产率的变动状况。以50%的投资率获得7.5%-8%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一事实以及许多经验研究都说明，中国的资本生产率已经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如果考虑到中国式投资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产生的“黑色GDP”，中国的资本生产率还应该打更大的折扣。从中国经济对投资的吸收能力和经济规模收益递减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投资增速确实过快，需要逐步降下来。
产能过剩凸显投资过度而非需求不足
中国目前普遍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否也说明中国投资增长速度过高呢？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这五个行业是中国产能过剩的突出代表。例如，中国粗钢年产能近10亿吨，占全球产能的46%。2012年中国粗钢产量7.2亿吨，产能利用率是72%。
不少人认为，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因而寄希望于政府推出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值得商榷。
仍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不具有生产钢铁的比较优势。建立近千座钢铁厂、粗钢产能占全球产量的近一半是资源严重错配的表现。即便钢铁需求的增加会导致钢铁行业利润增加，进口铁矿石价格的水涨船高很快就会使钢铁行业利润回跌。中国钢铁行业的庞大规模决定了它难以摆脱给三大矿山打工的命运。
业内人士坦承，中国钢铁企业已经被铁矿石成本逼到只有上涨钢材价格才能摆脱亏损。也就是说，钢铁行业只有在能把成本上涨转嫁到其他行业和全社会时，才能维持微利。在这种情况下，钢铁行业盈利状况的改善，对中国经济整体而言又有何益处？显然，钢铁行业的微利状况主要是资源配置不当问题而不是经济周期问题。换言之，造成当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以往的投资过度而不是当前的需求不足。
多年以来，中国实际上是通过创造更多产能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钢铁产能过剩，我们就通过建立更多钢厂和投资其他钢材投入比率较高的产业。这种增长方式，解决了需求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但却可能使未来产能更为过剩，并最终可能只好靠经济危机来解决过剩。
总之，如果产能过剩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刺激有效需求的政策无可非议。如果产能过剩是投资过度造成的，就必须让相关企业通过并购或破产，消灭过剩产能，提升产品结构。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钢铁行业也适用于大多数其他产能过剩行业。
过多地产投资挤占包容性发展空间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消费增长速度过慢）、投资率过高、产能过剩严重等问题相比，中国房地产投资在投资和GDP中的比例过高、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依赖过大则是中国目前所面对的更为重要、更为棘手的问题。
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房地产投资开始高速增长。目前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比例应该在10%?13%之间。在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占了32%。在2010年至2012年间，房地产投资增速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2012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名义增长速度由2011年的27.9%下降到2012年的17.7%，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重要原因。而目前又有舆论开始把经济增长的回升寄托在房地产投资的回升上。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可分成三块：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应该看到，房地产投资与其他两类投资在性质上有重大差异。房地产投资所提供的产品一般不是生产性的资本品而是金融意义上的资产。从物理属性上看，地产投资同耐用消费品生产并无本质区别。因而，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应该注意到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地产投资所占比例可能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这一事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资本—产出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原因。
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5000多美元，应该把更多资金用于可包容性发展，用于医疗、教育、养老、科学技术、安居工程，并继续维持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合理投资。但是，房地产投资的持续、急剧增长却挤占了本应用于上述领域的资源，形成了以房地产投资为主要支柱的经济结构，从而使中国经济偏离了可持续增长的道路。
诸多数据表明，中国近年来的房地产投资狂潮早已是“过犹不及”。房地产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降低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而维持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会导致未来经济更严重的发展困境。如何摆脱困局，我们寄希望于决策者的智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长期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投资率接近50%，成为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在未来若干年内，除非出现“硬着陆”，投资率还将进一步上升。
当前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广泛共识是：中国应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而使投资率降到一个可持续的合理水平。由于中国政府所确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限是7.5%，如果降低投资增速，就必须提高消费增速。于是，用消费需求取代投资需求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便成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支持的政策主张。
个人认为，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过多依赖投资驱动的问题，适当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例（消费率）、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的比例（投资率）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调整必须把握好分寸，切勿矫枉过正。此外，这种调整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应主要发挥引导作用，但也不必回避直接干预。
投资率过高的增长模式低效且难以持续
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源配置问题主要体现在消费与投资间的资源配置，即在资源（资本存量、劳动力和土地）总量给定条件下，决定分配用于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资源。资本品又可以分为用于生产资本品的资本品（如生产纺织机的工作母机）和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如纺织机）。
投资与消费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但是当期有效需求的构成部分，而且影响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苏联和中国都强调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而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则被进一步引申为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苏联早期经济学家费尔德曼证明，为使消费品的增长速度在未来（他并未指明“未来”是多少年后的未来）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不但必须把尽可能多的资源配置给资本品生产部门，而且必须把这些资源优先配置给生产“生产资本品”的资本品部门。但经验证明，尽管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可以取得较好的增长表现，这种增长模式是低效和不可持续的。
1960年代前后，经济学家认识到，除了资本和劳动力两个因素之外，技术进步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大量经验研究显示，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之和可能超过资本积累的贡献。如果我们进一步引入“人力资本”的概念，考虑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等通常被纳入消费范畴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可能被进一步压缩。事实上，资本积累的单兵独进甚至有可能对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例如，仅仅注意实物资本投资而忽略人力资本投资（消费），经济增长就可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因而，资源在投资和消费之间以及在不同投资部门的分配存在最优值问题。
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我们很难判断给定经济增长速度，投资应该保持何种增速，从而使投资率维持在一个可持续的合理水平上，但我们还是可以对投资增速的合理水平作出相应经验判断。
衡量投资率是否过高的简单尺度是资本生产率的变动状况。以50%的投资率获得7.5%-8%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一事实以及许多经验研究都说明，中国的资本生产率已经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如果考虑到中国式投资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产生的“黑色GDP”，中国的资本生产率还应该打更大的折扣。从中国经济对投资的吸收能力和经济规模收益递减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投资增速确实过快，需要逐步降下来。
产能过剩凸显投资过度而非需求不足
中国目前普遍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否也说明中国投资增长速度过高呢？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这五个行业是中国产能过剩的突出代表。例如，中国粗钢年产能近10亿吨，占全球产能的46%。2012年中国粗钢产量7.2亿吨，产能利用率是72%。
不少人认为，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因而寄希望于政府推出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值得商榷。
仍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不具有生产钢铁的比较优势。建立近千座钢铁厂、粗钢产能占全球产量的近一半是资源严重错配的表现。即便钢铁需求的增加会导致钢铁行业利润增加，进口铁矿石价格的水涨船高很快就会使钢铁行业利润回跌。中国钢铁行业的庞大规模决定了它难以摆脱给三大矿山打工的命运。
业内人士坦承，中国钢铁企业已经被铁矿石成本逼到只有上涨钢材价格才能摆脱亏损。也就是说，钢铁行业只有在能把成本上涨转嫁到其他行业和全社会时，才能维持微利。在这种情况下，钢铁行业盈利状况的改善，对中国经济整体而言又有何益处？显然，钢铁行业的微利状况主要是资源配置不当问题而不是经济周期问题。换言之，造成当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以往的投资过度而不是当前的需求不足。
多年以来，中国实际上是通过创造更多产能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钢铁产能过剩，我们就通过建立更多钢厂和投资其他钢材投入比率较高的产业。这种增长方式，解决了需求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但却可能使未来产能更为过剩，并最终可能只好靠经济危机来解决过剩。
总之，如果产能过剩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刺激有效需求的政策无可非议。如果产能过剩是投资过度造成的，就必须让相关企业通过并购或破产，消灭过剩产能，提升产品结构。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钢铁行业也适用于大多数其他产能过剩行业。
过多地产投资挤占包容性发展空间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消费增长速度过慢）、投资率过高、产能过剩严重等问题相比，中国房地产投资在投资和GDP中的比例过高、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依赖过大则是中国目前所面对的更为重要、更为棘手的问题。
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房地产投资开始高速增长。目前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比例应该在10%?13%之间。在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占了32%。在2010年至2012年间，房地产投资增速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2012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名义增长速度由2011年的27.9%下降到2012年的17.7%，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重要原因。而目前又有舆论开始把经济增长的回升寄托在房地产投资的回升上。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可分成三块：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应该看到，房地产投资与其他两类投资在性质上有重大差异。房地产投资所提供的产品一般不是生产性的资本品而是金融意义上的资产。从物理属性上看，地产投资同耐用消费品生产并无本质区别。因而，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应该注意到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地产投资所占比例可能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这一事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资本—产出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原因。
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5000多美元，应该把更多资金用于可包容性发展，用于医疗、教育、养老、科学技术、安居工程，并继续维持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合理投资。但是，房地产投资的持续、急剧增长却挤占了本应用于上述领域的资源，形成了以房地产投资为主要支柱的经济结构，从而使中国经济偏离了可持续增长的道路。
诸多数据表明，中国近年来的房地产投资狂潮早已是“过犹不及”。房地产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降低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而维持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会导致未来经济更严重的发展困境。如何摆脱困局，我们寄希望于决策者的智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