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人无癖不可交。衣食住行皆可成癖。近读苏雪林长达50年间的四百万言日记，发现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信”，我姑妄称其有“信癖”。事一成癖，趣随之生矣。
　　苏雪林年过花甲后，日记中常有“还信债”或“一天光阴又在写信中度过”或“今日为写信最多之日”的记录。94岁时则曰：“余现别无所乐，唯得知音者之信，及自己有文字刊于报章，乃稍稍开心耳。”（1991年8月24日）
　　苏雪林一生节俭，用她自己的话说“近乎啬”。但由于她爱写信，邮资成为她生活中一笔不小的开支。日记有载：“于今每个月邮费及信封、信纸不知用多少，以往十元邮票可用数月，今则半月耳。”（1959年1月17日）为节省邮资，信封她常用商家塞在信箱内的广告自己糊制，信纸则由随手抓来的各样替代品充当，甚至包括餐厅的餐巾纸。80岁时，她偶见旧物中一叠老得发皱的信纸，“熨了一下。此信纸乃余20年前自法国携归，或20余年前台北所购，早已微黄而皱，幸熨后尚可用”。
　　20世纪50年代末台湾邮资下调，她十分高兴：“我可以写薄信纸四张，而不用航空信笺，殊方便也。”好景不长，后台湾邮政当局宣布作廢了一批邮票，她牢骚不已，说“这是坑民”。20世纪70年代台湾邮政当局又出新花招：凡在邮局定做寄信用的规范化橡皮章者，钤此印八折收费。她专定一枚，云：“定做此物以来，今始用之。若居心不贪，发出三四封信皆加此章，则回信不致冷落。”她是求信若渴，想广种多收罢了。
　　寄台外邮资昂贵。某次她让女佣到邮局挂号寄两本书到九龙，一过秤要250元，她嫌贵，让女佣改为平邮。到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航空信笺从9元涨到10元，她盘算着还是寄航信划算。可是一旦超重便会被退回，还要罚款，她叹道：“以后不便写信矣。”苏雪林写信如作文，往往下笔千言。她喜用薄纸，正反面都写，仍稍不留心便会因超重被退回。鉴于此，她专备了一个小秤，信封口前先过秤，如果超了，去掉一页便是。
　　另一件令人捧腹的事，是1991年台湾邮资大涨，她很是不满，以实际行动“抵抗”：“邮资增资后，即少写一二封，乃市民之消极抵抗也。信少，邮局收入也少，则增邮资实为失策，或不久的将来又将减资，则我辈胜利矣。”（1991年8月1日）还有更有趣的是，20世纪50年代她由法赴台，船泊西贡一天：“余听说西贡写信到巴黎航空亦仅需十五方，竟欲占占便宜，遂以整天工夫写信，计写五封……下午写完去寄，问管信件之船员，则由巴黎写航信到西贡为十五方，而由西贡写航信到巴黎则需五十五方。”（1952年6月25日）遗憾的是此日记无下文，不知信她最后寄了否。
　　为省邮资，苏雪林常请从海外回台的朋友带信。“因明日公宴陈通伯（陈西滢）先生，余将利用渠飞欧机会托其携带信件，故今日将学生作文束之高阁，大写其信……共十三封，直写到晚上11时始睡。”（1952年11月2日）20世纪60年代她一度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教书，该校各人来信一律存在图书馆。图书馆距其住地较远，她为了能及时读到朋友们的来信，不得不每日奔波到图书馆取信，虽然直喊划不来，但仍照跑不误。她寄的信数量多、质量高（长），而所得回报极不平衡。在日记中她历数友人不够朋友：“叔华来信，余立复一航笺，写得密密麻麻，比她来信的字多五六倍。”她常抱怨谢冰莹写信像写条子，“不知她一天到晚在忙什么”。她发誓要“以牙还牙”，写短简，可一挥笔又刹不住了，非千言不罢休。
　　苏雪林写信的热情，笔者深有体会。1996年的半年内，她共致我7封信，用的都是超薄型大白纸，密密麻麻，正反面均写，有一封字密到与落款重叠，看都看不清楚。最长的一封长达3000字，而那时她已百岁。她致我的最后一封信的日期，距她50年日记终结的1996年10月19日只有11天。那时她的字已歪扭重叠、笔画不全，几不成形。这或许可称是她的“绝笔”了。
　　苏雪林晚年耳朵失聪，不能接电话，与人面对面交流也只能靠笔谈。特别是与她共同生活的姐姐淑孟过世后，她一人独居，终日面壁无语，更赖写信排闷遣愁取乐自娱了。
　　苏雪林一生究竟写了多少信，且看“今日为余烧信日”一篇记载：“昨日烧信纸未尽，又到后院烧之。下午睡起，看报二份毕，续烧废纸。三四年来积信上千封，连一些被白蚁蚀之物皆付一炬，足足烧到晚餐的时候。”（1974年11月2日）笔者又从苏淑年《雪林师与我》中获悉，仅她收藏的苏雪林的信就有300多封。与苏雪林有书信往来者很多，包括胡适、曾虚白、蒋梦麟、王雪艇、张道藩、谢冰莹、潘玉良、凌叔华等等；晚年她与大陆友人的通信也多，包括冰心、钱钟书、萧乾、袁昌英、舒乙等等。苏雪林自言，友人的信她是每信必复；而友人复她者，“唯半数耳”。由此我估计她一生写的信，谅有一二万封之多，或可获当代文人写信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