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策划编辑的《5·12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研究》一书，为“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系列丛书中的第九本，由外文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该书以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这一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经典案例为研究对象，分为危机应对与信息管理、新闻报道的研究与思考、广播电视的作用与特点和抗震救灾与网络信息传播四个部分，对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的信息传播和新闻报道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总结分析。所选论文既有对传播活动的整体思考，又有对具体媒体报道的个案研究，既有学理探讨，又有业务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及工作实际的参考价值。
　　论文的作者分别来自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广电总局等媒体管理部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外文局等中央媒体单位，以及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知名新闻传播研究机构，许多专家学者在新闻传播界享有盛誉。
　　在这里我们将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副总编辑、外文局赴地震灾区前方报道组组长方正辉为该书作的序言和书中部分观点摘编如下，供参考借鉴。
　　
　　面前的这厚厚一摞书稿，把我带回到汶川大地震举国抗震救灾期间那些特殊的日子。岁月易逝，不是所有的记忆都能够永存，曾经深刻的感受也可能慢慢淡漠。作为媒体工作者，作为这一民族之痛、国家之殇的亲历者，细心地收集和整理，理性地分析与概括，让我们在强烈的震撼面前焕发出来的激情和智慧不再只是昙花的短暂，对于我们自己，对于我们从事的事业，以及我们的后人，也许都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我参加了赴灾区一线的采访和组织报道，耳闻目睹了发生在那里的种种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催人泪下的场景。在媒体全方位不间断的信息包围中，许多人们关注和担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可以期待的事实，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尽管如此，有一个现象还是有些出乎意料地触动了我。奔走在灾民集中安置地，可以发现在那些仓促搭建或改造的往往容纳了数以万计的村民的地方，饮食、通信、卫生、治安、医疗、心理援助等等，几乎可以说是秩序井然，应有尽有。一位老太太在安置点里突然情绪失控，嚎啕失声，多名专业人士在几分钟内赶到，迅速采取措施帮助老人稳定下来救援者在搜救中发现遇难者遗体，一律按规范程序清洗、消毒、拍照、登记、默哀，令每一个目击者肃然动容。我们深切感受到，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一种强大的共同的力量在支撑，我认为那就是近些年为人们熟知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这些所见所闻并不是本书要研究的內容。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观点一旦形成一种理念，这种理念一旦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就会变成自然而然的行为，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甚至成为超越时空的支配人们行为的永恒的价值观。
　　我认真阅读了本书的全部论文，尽管由于这些文章完成于震后集中报道结束不久，研究与思考的系统性和深度还不够，不同媒体的优势和特色还不突出，编辑与分类也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探讨，但几乎所有作者都从各自的研究角度提出了共同的关键词：
　　一、第一时间。外电用“神速”评价中国领导人到达灾区现场的速度。而争取第一时间也成了各主要媒体的一致选择。不管是在灾害刚刚发生还是此后的一系列事件中，不能延迟，绝不失语，新闻的时效性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体现，中国主要媒体的信息被境外媒体广为引述和采用。事实证明，第一时间意识大大增强了报道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掌握了报道的主动权，凝聚了人心，树立了形象，为今后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积累了可贵经验。
　　二、共同价值观。遵循对外传播中的共同价值观，成为不同媒体的共同主题。共同价值观是很朴素的道理，它无非就是告诉人们，以人为本比以别的什么为本好，法治比人治好，尊重比歧视好，和谐比争斗好，多彩比单调好。这是人类文明在经历了无数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之后的珍贵收获。整个抗震救灾报道的主题和细节，都浸透了对人的理解、尊重和关怀，无论对活着的还是逝去的，使得发生在中国四川山区里的故事感动了全世界。
　　三、全方位报道。在这场灾难中，受灾面积之大，波及人数之多，形势之复杂，不可预见因素之多，以及全球关注程度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是遵循社会心理认知和舆论传播规律来展开报道，还是单纯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味地自说自话，其效果相去天壤。令人欣慰的是，各媒体不约而同地相互承担，没有回避，毫不躲闪，全面、客观、及时，展示了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
　　当然绝不仅仅是上述这些。
　　汶川大地震之后，科学家已经測量出四川盆地整体沉降，而重庆明显隆起，可见这次地壳运动的巨大力量。但媒体几乎是同时在发问：地震改变的仅仅是地貌吗?我还想问：地震改变了我们媒体什么呢?在我们感受和思考着这场灾难的精神遗产的时候是否也包含了媒体的某些变化呢?这些变化是否能够持续以至于成为社会进步的追随者或者推动者呢?本书其实已经不同程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它让我们看到灾难在改变自然，改变社会，改变人心的时候，也改变了媒体和我们自己。我想，从重建家园到重建人文精神，真正在废墟上解放思想，探索制度创新这可能才是媒体工作者共同的美好愿景。
　　让我们记住并感谢汶川地震灾区的人民，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让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也包括每个人开始变得更温暖，能感动，懂得爱，并且懂得在灾难中学习、进步。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北纬31度这个黑暗又光彩的地方，必将成为中国人心中一份沉甸甸的继往开来的精神遗产。
　　
　　[观点摘编]
　　面对灾难，中国通过成功的危机传播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一些西方学者称，西方传媒从来就没有像这次这样客观正面地报道中国，而这种变化却是跟中国本身的危机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改变了自己之后才改变了西方媒体。
　　无须讳言，中国政府过去也曾进行过一些较为成功的危机传播，但没有哪一次能与这次相提并论。在汶川大地震中所进行的危机传播，是中国政府历次危机传播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其所产生的传播效应，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量变的积累，而是集束的放大效应，应该成为一个中国危机传播的典范。
　　——杨　咏
　　国际传播中长期以来都是“西强我弱”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着西方媒体的“议程设置”，并充当它的“二传手”。而在此次抗震救灾报道中，由于政府对信息源进行了有效管理，我国媒体发出的信息和设置的“议程”，反而被包括西方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所转载、转播，井获得高度评价。这就说明，只要管理好信息源，我们完全可以反向利用二次传播、多次传播的手段，在更大的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引导国际舆论的涉华报道，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程曼丽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不仅综合经济实力上了大台阶，应急处理能力和杭灾敉灾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新闻传播领域从灾难发生时的缺席、失语到能够及时全面报道并努力形成新的机制的趋势不断加强。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中国媒体的进步。诚如马杰伟在文章结束时所说：“媒介事件是一个重整社会作风与价值的大舞台。今次四川的国难令人悲恸哀痛，但可幸的是，事件给人隐约看到一个正在开放、正在进步的中国社会。”
　　——闵大洪
　　在这场媒体突击战中，我们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不仅有力、有序、有效地引导了国内舆论，而且成功地引导了境外舆论，西方媒体的一些鼓噪之音、猜测之言、攻击之词没有生存和传播的空间。西方主要媒体也一改往日逢灾必乘机攻击我国政府的做法，对我国抗震救灾的关注度不断上升，报道数量持续增加，报道角度趋于客观公正。许多国外媒体均对我国政府快速启动应急机制、及时公开信息的做法给予赞誉。中国不仅向全世界传播了真实的声音，而且树立了中国政府开放、务实、坚定的形象。
　　——胡建红
　　每次特殊状态结束后，媒体都应该认真分析、总结规律性认识，研究出现的新问题。在此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就有不少值得分析讨论的问题。比如，在突发公共危机中媒介的角色定位问题，如何在突发事件中构建高效率的新闻信息传递系统，复杂状况下如何对各种来源的信息进行甄别、选择，如何实施特殊时期的民意监测和公众心理变化状态的监测，如何根据不同的社会心理状态调整传播活动等等。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只有平时多主动钻研，才能在“战时”获得期望的传播效果。
　　——胡正荣 李 舒
　　
　　编辑：乔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