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宗教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动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不管是对于一般的信教群众，还是这些信众所处的社区，宗教也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给它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带来影响，如何处理宗教生活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生活的关系，既关系到人民的幸福，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本文选取云南一个苗族村寨，试图从实地调研中来探讨基督教这种外来文化与少数民族社区生活的关系，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实际的借鉴和例证。
关键词：宗教；基督教；少数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12-0130-03
一、调研地点的基本情况介绍
大箐是位于云南楚雄州禄丰县仁兴镇的一个纯苗族的村寨，地处滇中北部的乌蒙山区西部，是典型的高寒山区。大箐村有9个自然村，共有村户400户，共1274人，其中男性613人，女性661人。大箐村以传统农业种植和饲养牲畜家禽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常年在外务工人员156人，2013年，大箐村人均年收入3781元。
大箐村民大多信仰基督教，基督教传入到这个村的历史有百年之久，村里共建有10座大小不等的基督教堂，基本每个村小组都有一座教堂作为宗教活动的聚会场所。信教人数占全村总人数的70%，经过洗礼仪式的信徒就有600左右，信教人群以中老人为主，年轻人和小孩也不乏信众，信教群众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总的来说，大箐村作为一个纯苗族的村寨，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人口和社区结构也是比较简单和纯粹的，在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等方面保留了较多的传统模式，而基督教较早的传入，它其实是伴随着大箐村的社会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兴盛，并成为大箐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基督教与大箐苗族社区生活的关系
宗教对于社区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影响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在大箐我们既能看到宗教在社区生活的良好适应，也会发现其中出现冲突和矛盾的方面。
（一）经济生活上的协调和奉献。
在大箐宗教活动的开展和村民的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协调的。一方面宗教不干预村民的生产生活，宗教活动的进行一般选择在村民劳作之余的时间，安息日教会的信徒，教会虽然规定不能食用猪肉，但是并不限制教徒饲养和销售牲猪。不影响村民正常的经济生产活动。比如教会组织的唱诗活动安排在每周一、周三、周五的晚上举行，每周一次的最重要的礼拜日活动，也是设在星期天的中午举行，礼拜活动一般在两个小时左右。但星期天也是村民每周下到镇里赶集的日子，对于礼拜日的活动，教会没有硬性要求每个信徒每次都必须参与，信徒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此外，教会往往还会根据农忙的具体情况来调整礼拜活动的时间。另一方面，教会的运转资金大部分都是从信徒的捐献中获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直接减少了村民的收入，但是信徒对教会的捐献都是自愿的，捐献的多少也是信徒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奉献，不存在硬性摊派的情况。捐献资金的管理面向信徒进行透明公开，教会运用信徒捐献的钱物主要作为教会活动的开展资金。经济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宗教活动开展的基础，所以在村民的經济生产活动中，教会更多的表现出积极的协调配合，以期信徒能有更大的奉献。
（二）教育卫生事业的开创和继承。
百年之前，苗族一直作为彝族的奴仆和佃户，经济水平十分低下，卫生条件和意识都很差，基督教传入这些地方之后，为了更有效地宣教扩大福音，教会在此设立教堂的同时也开办学校和医院，而这些公共事业的兴设，在客观上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的文卫事业的发展。医院在为村民看病治疗的同时也开展了一些卫生知识的教育和普及行动，从个人卫生的习惯养成到社区环境的净化保护，教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解放之前，大箐最早的学校就是由教会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设立的，由于学校的开设，使原来处在社会底层的苗族同胞的文化知识水平有了巨大的提升，甚至超过了附近坝子上的汉族同胞。在解放后，教会小学由政府承接公办了，教学资源和水平都有了更大的提升，教会在学生的教育方面仍有自己的作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教会对苗文和苗语的保护作用，甚至比政府和学校的作用还要大些。苗族的文字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制的，教会在大箐开展的活动都是用苗语和汉语同时进行的。虽然政府也对苗文苗语的保护也较为重视，投入了很多资金，但是学校的苗文教育只推行到三年级，之后就不再教授，学校短短三年的苗文学习其实是很有限的，教会则承担了后续苗文教育的工作，因为教会有自己印行的苗文圣经，传道员在讲道时，也全程使用苗语，信徒每天都要看、都要读、都要讲，教会组织的唱诗活动，也使用苗语演唱，这些都极大的保护了苗语和苗文的传承与保护。不管教会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其采取的办学设医的传教方式，在历史上确实对大箐苗族村的现代文化的开启起了巨大作用，即使到现在仍然积极的起到传承和促进的作用。
（三）文化生活上的兴废和特色。
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的传入必然会与苗族传统的文化发生碰撞和博弈，而在大箐，基督教确实导致了村民文化生活的许多兴废，同时也促进形成了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
1.关于芦笙乐器。芦笙在苗族中是一个很标志的承载传统文化的器物，但是大箐村现在会吹奏芦笙的几乎没有了。教会也把芦笙作为一个关乎信仰纯洁行的东西，并加以禁绝，因为芦笙原来一般都是在丧事上演奏，是作为一个沟通死人灵魂、祖宗和鬼神的桥梁，芦笙其实已经隐含了关于鬼神信仰的内容，这当然是与强调上帝是唯一救世主的信仰相冲突的。而我们访谈中也听到说，他们之所以支持芦笙的禁绝，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于过去苦难历史的一种解脱，因为芦笙盛行的年代正是苗家人最苦难的年月，芦笙中记载着更多的苦与泪，所以放弃芦笙是对于苦难的解脱。教会无疑在大箐村芦笙衰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
2.基督教对于传统婚丧嫁娶的影响。现在大箐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嫁娶和丧葬仪式，一是传统的丧葬嫁娶习俗，还有一种是教会影响下的丧葬嫁娶的习俗。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婚丧嫁娶方面是有差异的，教徒按照教会的要求来严格进行活动的礼仪，不管是婚嫁还是丧葬，教会的仪式都更趋向于从简，而传统的则更加繁杂和耗费钱财一些，所以基督教倡导的这种简化的礼仪形式对于当时普遍不富裕的人来说，确实减轻了许多压力。但是在节庆仪式上，难免会有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一起参加，此时两方都抱有极大的宽容，即各自分开举行属于各自的仪式活动，而不指责和干涉教会对苗族传统丧葬嫁娶习俗的影响。 3.歌舞艺术方面的影响。苗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大箐更是云南有名的歌舞之乡，教会不干涉信徒唱歌跳舞的活动，而且教会会组织信徒一起举行唱诗活动，大箐小有名气的金芦笙合唱团也是以唱诗班的人员为主体，这与教会的鼓励和培训是分不开的。另外圣经提倡人要做文明人，圣经要求信教者文明向上，抵触低俗淫秽，所以村民在进行苗族歌舞时的穿着打扮，不能穿着暴露，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苗族歌舞文化向纯洁和高雅发展，并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和宗教情怀的特色歌舞文化。
（四）政治生活上的规范和竞争。
在这样一个几乎全民信教的社区中，基层政权如何与教会以及信教群众互动和联系，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大箐可以感觉到基层政权和教会之间基本是保持独立的，并没看到十分严格的领导关系，也没有看到剧烈的矛盾冲突。教会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规范而自由的开展自己的教务活动，基层政权对于教会的活动基本是不干涉的，而教会表示他们是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只要有需要教会处理帮忙的地方，教会是很愿意提供支援和协助的。
但是，在大箐基督教会与基层政权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对人才吸收的竞争关系。许多信教的青年拥有较高的知识和文化水平，但是由于信仰的关系，就不能被吸收到村委班子和工作里面来，这其实使基层政权的公信力及参与度和动员力量受到了削减，而教会的动员力则似乎要比村委大得多。一个家庭父母长辈信教，这个家庭中的子女也会跟着父母长辈信教，而这个家庭的子女文化知识和思想品德都较好，但因为信教了，就不愿参与党团组织，也就不愿参加基层政权组织，基层政权组织人才就流失了。比如说，在大箐广地山村小组里，龙先生曾担任村支书，他们一家自然是不信教的，但是龙老人的二哥和四弟是信教的，所以他们的子女也都跟着他们信教，现在龙老人二哥家的大儿子，是村里屈指可数的大学生，但因为随父母信教后，到大学后就不入党，也不愿意参加党团活动，自然而然也就不愿意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了。现在大箐基层政权组织的干部，知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一定程度上是受教会竞争的影响。
三、大箐基督教信仰产生的原因和一些变化动向
大箐村民绝大多数是信仰基督教的，具体比重和数值，教会和村委给出的说法是有出入的，村委说是有60%的村民是信仰基督教的，但是教会说经过了洗礼的信徒就有60%，这部分加上其他没受洗的信徒后估计是要占到90%了，我们从教堂的数量和规模上也能看到宗教在这个社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和作用。
（一）大箐村村民信仰宗教的原因。
1.历史机缘。苗族在以前是个备受其他民族压迫和剥削的民族，百年之前苗族的日子可谓是悲惨痛苦的，当时的传教士来到苗族聚居的村落里传教，这些深受打压的人们听说还有一位至尊的上帝在爱着苗族的同胞，并且不放弃对这些底層的人民的救赎，在心理上就给苗族巨大的安慰，激起了他们慕道和皈依的信心。
2.社会事业的带动。基督教之所以在苗族中能够得到广泛传播，更多的是得益于基督教在这些地区所开展的社会公益事业的推动和鼓励。基督教在最贫困落后的地方建起医院、学校、教堂，给这些人科教文卫事业提供实实在在的建设和帮助，福泽后代，也是这些收益的民众心悦诚服。比如大箐小学，也快有近百年的历史，当初也是传教士在这边筹划建立的，在民国时期，大箐小学对于提高大箐人的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是巨大的，据说由于这个学校的存在，使得这个穷山沟里的人的知识水平一度超过了山下坝子里的地主富人家的孩子。而从大箐小学走出山村的人更是数量众多的。
3.传承的惯性。基督教信仰在这个村寨已经形成一种传统的习惯和力量，家庭的信教传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下一辈中。现在村里许多年轻的信教群众往往都是从小随长辈进出于教堂，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会的熏陶，长大以后自然而然的归信的。教堂里的年轻传道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小时候跟着担任教会传道员的父亲去教堂，慢慢这变成一种习惯，长大后自己更是钻研教义，并得到教会的培养去到了外省和外国参与神学院的进修，后来回村又继任了父亲的教职，他自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家庭的影响。基督教信仰这种宗教文化已经成为大箐村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二）宗教信仰的一些变化。
从星期天教堂的礼拜活动中发现信教的群众还是以妇女居多，而且是以中老年人为多数，年轻人信教的是比较少的。经调查了解，许多青年人小时候是信教的，但是等他读书了解了更多的知识，或者是外出升学和打工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之后，他们会出现对于自己信仰的一个重新的审视，这种审视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放弃自己的信仰，另一个是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那种放弃信仰者，更多是因为小时候的信教行为更多是出于一种家庭文化的传承和习惯而去坚持的，而且当时也没能接触到更多的文化和信仰形式，所以他不会有怀疑和思考，但是等到有外界新的信息传入，他开始主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就有了选择，因此，年轻人在面对科学教育、大众传媒、信息开放等等这些因素会导致一部分人在信仰问题上重新进行选择。
四、小结
从这大箐村这个个案，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到一个宗教和当地民族社区生活较好的一个融合与适应的现象，基督教已经深深的融入到苗族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基督教信仰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苗族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一种宗教只要是真的从为某个民族或者某个人群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解脱与安慰出发，它就会得到较好的接受和认可并发展下来。从中我们能看到宗教对于社会生活产生出的积极和促进的功能，我们也不能忽视宗教本身所具有的消极和局限的地方，在其他民族成分和宗教成分更复杂的地区，如何处理好宗教与民族社区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考量的因素就更多和更复杂，处理起来也更有难度。
关键词：宗教；基督教；少数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12-0130-03
一、调研地点的基本情况介绍
大箐是位于云南楚雄州禄丰县仁兴镇的一个纯苗族的村寨，地处滇中北部的乌蒙山区西部，是典型的高寒山区。大箐村有9个自然村，共有村户400户，共1274人，其中男性613人，女性661人。大箐村以传统农业种植和饲养牲畜家禽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常年在外务工人员156人，2013年，大箐村人均年收入3781元。
大箐村民大多信仰基督教，基督教传入到这个村的历史有百年之久，村里共建有10座大小不等的基督教堂，基本每个村小组都有一座教堂作为宗教活动的聚会场所。信教人数占全村总人数的70%，经过洗礼仪式的信徒就有600左右，信教人群以中老人为主，年轻人和小孩也不乏信众，信教群众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总的来说，大箐村作为一个纯苗族的村寨，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人口和社区结构也是比较简单和纯粹的，在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等方面保留了较多的传统模式，而基督教较早的传入，它其实是伴随着大箐村的社会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兴盛，并成为大箐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基督教与大箐苗族社区生活的关系
宗教对于社区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影响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在大箐我们既能看到宗教在社区生活的良好适应，也会发现其中出现冲突和矛盾的方面。
（一）经济生活上的协调和奉献。
在大箐宗教活动的开展和村民的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协调的。一方面宗教不干预村民的生产生活，宗教活动的进行一般选择在村民劳作之余的时间，安息日教会的信徒，教会虽然规定不能食用猪肉，但是并不限制教徒饲养和销售牲猪。不影响村民正常的经济生产活动。比如教会组织的唱诗活动安排在每周一、周三、周五的晚上举行，每周一次的最重要的礼拜日活动，也是设在星期天的中午举行，礼拜活动一般在两个小时左右。但星期天也是村民每周下到镇里赶集的日子，对于礼拜日的活动，教会没有硬性要求每个信徒每次都必须参与，信徒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此外，教会往往还会根据农忙的具体情况来调整礼拜活动的时间。另一方面，教会的运转资金大部分都是从信徒的捐献中获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直接减少了村民的收入，但是信徒对教会的捐献都是自愿的，捐献的多少也是信徒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奉献，不存在硬性摊派的情况。捐献资金的管理面向信徒进行透明公开，教会运用信徒捐献的钱物主要作为教会活动的开展资金。经济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宗教活动开展的基础，所以在村民的經济生产活动中，教会更多的表现出积极的协调配合，以期信徒能有更大的奉献。
（二）教育卫生事业的开创和继承。
百年之前，苗族一直作为彝族的奴仆和佃户，经济水平十分低下，卫生条件和意识都很差，基督教传入这些地方之后，为了更有效地宣教扩大福音，教会在此设立教堂的同时也开办学校和医院，而这些公共事业的兴设，在客观上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的文卫事业的发展。医院在为村民看病治疗的同时也开展了一些卫生知识的教育和普及行动，从个人卫生的习惯养成到社区环境的净化保护，教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解放之前，大箐最早的学校就是由教会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设立的，由于学校的开设，使原来处在社会底层的苗族同胞的文化知识水平有了巨大的提升，甚至超过了附近坝子上的汉族同胞。在解放后，教会小学由政府承接公办了，教学资源和水平都有了更大的提升，教会在学生的教育方面仍有自己的作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教会对苗文和苗语的保护作用，甚至比政府和学校的作用还要大些。苗族的文字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制的，教会在大箐开展的活动都是用苗语和汉语同时进行的。虽然政府也对苗文苗语的保护也较为重视，投入了很多资金，但是学校的苗文教育只推行到三年级，之后就不再教授，学校短短三年的苗文学习其实是很有限的，教会则承担了后续苗文教育的工作，因为教会有自己印行的苗文圣经，传道员在讲道时，也全程使用苗语，信徒每天都要看、都要读、都要讲，教会组织的唱诗活动，也使用苗语演唱，这些都极大的保护了苗语和苗文的传承与保护。不管教会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其采取的办学设医的传教方式，在历史上确实对大箐苗族村的现代文化的开启起了巨大作用，即使到现在仍然积极的起到传承和促进的作用。
（三）文化生活上的兴废和特色。
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的传入必然会与苗族传统的文化发生碰撞和博弈，而在大箐，基督教确实导致了村民文化生活的许多兴废，同时也促进形成了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
1.关于芦笙乐器。芦笙在苗族中是一个很标志的承载传统文化的器物，但是大箐村现在会吹奏芦笙的几乎没有了。教会也把芦笙作为一个关乎信仰纯洁行的东西，并加以禁绝，因为芦笙原来一般都是在丧事上演奏，是作为一个沟通死人灵魂、祖宗和鬼神的桥梁，芦笙其实已经隐含了关于鬼神信仰的内容，这当然是与强调上帝是唯一救世主的信仰相冲突的。而我们访谈中也听到说，他们之所以支持芦笙的禁绝，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于过去苦难历史的一种解脱，因为芦笙盛行的年代正是苗家人最苦难的年月，芦笙中记载着更多的苦与泪，所以放弃芦笙是对于苦难的解脱。教会无疑在大箐村芦笙衰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
2.基督教对于传统婚丧嫁娶的影响。现在大箐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嫁娶和丧葬仪式，一是传统的丧葬嫁娶习俗，还有一种是教会影响下的丧葬嫁娶的习俗。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婚丧嫁娶方面是有差异的，教徒按照教会的要求来严格进行活动的礼仪，不管是婚嫁还是丧葬，教会的仪式都更趋向于从简，而传统的则更加繁杂和耗费钱财一些，所以基督教倡导的这种简化的礼仪形式对于当时普遍不富裕的人来说，确实减轻了许多压力。但是在节庆仪式上，难免会有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一起参加，此时两方都抱有极大的宽容，即各自分开举行属于各自的仪式活动，而不指责和干涉教会对苗族传统丧葬嫁娶习俗的影响。 3.歌舞艺术方面的影响。苗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大箐更是云南有名的歌舞之乡，教会不干涉信徒唱歌跳舞的活动，而且教会会组织信徒一起举行唱诗活动，大箐小有名气的金芦笙合唱团也是以唱诗班的人员为主体，这与教会的鼓励和培训是分不开的。另外圣经提倡人要做文明人，圣经要求信教者文明向上，抵触低俗淫秽，所以村民在进行苗族歌舞时的穿着打扮，不能穿着暴露，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苗族歌舞文化向纯洁和高雅发展，并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和宗教情怀的特色歌舞文化。
（四）政治生活上的规范和竞争。
在这样一个几乎全民信教的社区中，基层政权如何与教会以及信教群众互动和联系，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大箐可以感觉到基层政权和教会之间基本是保持独立的，并没看到十分严格的领导关系，也没有看到剧烈的矛盾冲突。教会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规范而自由的开展自己的教务活动，基层政权对于教会的活动基本是不干涉的，而教会表示他们是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只要有需要教会处理帮忙的地方，教会是很愿意提供支援和协助的。
但是，在大箐基督教会与基层政权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对人才吸收的竞争关系。许多信教的青年拥有较高的知识和文化水平，但是由于信仰的关系，就不能被吸收到村委班子和工作里面来，这其实使基层政权的公信力及参与度和动员力量受到了削减，而教会的动员力则似乎要比村委大得多。一个家庭父母长辈信教，这个家庭中的子女也会跟着父母长辈信教，而这个家庭的子女文化知识和思想品德都较好，但因为信教了，就不愿参与党团组织，也就不愿参加基层政权组织，基层政权组织人才就流失了。比如说，在大箐广地山村小组里，龙先生曾担任村支书，他们一家自然是不信教的，但是龙老人的二哥和四弟是信教的，所以他们的子女也都跟着他们信教，现在龙老人二哥家的大儿子，是村里屈指可数的大学生，但因为随父母信教后，到大学后就不入党，也不愿意参加党团活动，自然而然也就不愿意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了。现在大箐基层政权组织的干部，知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一定程度上是受教会竞争的影响。
三、大箐基督教信仰产生的原因和一些变化动向
大箐村民绝大多数是信仰基督教的，具体比重和数值，教会和村委给出的说法是有出入的，村委说是有60%的村民是信仰基督教的，但是教会说经过了洗礼的信徒就有60%，这部分加上其他没受洗的信徒后估计是要占到90%了，我们从教堂的数量和规模上也能看到宗教在这个社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和作用。
（一）大箐村村民信仰宗教的原因。
1.历史机缘。苗族在以前是个备受其他民族压迫和剥削的民族，百年之前苗族的日子可谓是悲惨痛苦的，当时的传教士来到苗族聚居的村落里传教，这些深受打压的人们听说还有一位至尊的上帝在爱着苗族的同胞，并且不放弃对这些底層的人民的救赎，在心理上就给苗族巨大的安慰，激起了他们慕道和皈依的信心。
2.社会事业的带动。基督教之所以在苗族中能够得到广泛传播，更多的是得益于基督教在这些地区所开展的社会公益事业的推动和鼓励。基督教在最贫困落后的地方建起医院、学校、教堂，给这些人科教文卫事业提供实实在在的建设和帮助，福泽后代，也是这些收益的民众心悦诚服。比如大箐小学，也快有近百年的历史，当初也是传教士在这边筹划建立的，在民国时期，大箐小学对于提高大箐人的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是巨大的，据说由于这个学校的存在，使得这个穷山沟里的人的知识水平一度超过了山下坝子里的地主富人家的孩子。而从大箐小学走出山村的人更是数量众多的。
3.传承的惯性。基督教信仰在这个村寨已经形成一种传统的习惯和力量，家庭的信教传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下一辈中。现在村里许多年轻的信教群众往往都是从小随长辈进出于教堂，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会的熏陶，长大以后自然而然的归信的。教堂里的年轻传道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小时候跟着担任教会传道员的父亲去教堂，慢慢这变成一种习惯，长大后自己更是钻研教义，并得到教会的培养去到了外省和外国参与神学院的进修，后来回村又继任了父亲的教职，他自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家庭的影响。基督教信仰这种宗教文化已经成为大箐村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二）宗教信仰的一些变化。
从星期天教堂的礼拜活动中发现信教的群众还是以妇女居多，而且是以中老年人为多数，年轻人信教的是比较少的。经调查了解，许多青年人小时候是信教的，但是等他读书了解了更多的知识，或者是外出升学和打工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之后，他们会出现对于自己信仰的一个重新的审视，这种审视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放弃自己的信仰，另一个是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那种放弃信仰者，更多是因为小时候的信教行为更多是出于一种家庭文化的传承和习惯而去坚持的，而且当时也没能接触到更多的文化和信仰形式，所以他不会有怀疑和思考，但是等到有外界新的信息传入，他开始主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就有了选择，因此，年轻人在面对科学教育、大众传媒、信息开放等等这些因素会导致一部分人在信仰问题上重新进行选择。
四、小结
从这大箐村这个个案，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到一个宗教和当地民族社区生活较好的一个融合与适应的现象，基督教已经深深的融入到苗族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基督教信仰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苗族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一种宗教只要是真的从为某个民族或者某个人群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解脱与安慰出发，它就会得到较好的接受和认可并发展下来。从中我们能看到宗教对于社会生活产生出的积极和促进的功能，我们也不能忽视宗教本身所具有的消极和局限的地方，在其他民族成分和宗教成分更复杂的地区，如何处理好宗教与民族社区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考量的因素就更多和更复杂，处理起来也更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