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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开始于1840年,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英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动军舰进攻广州,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晚清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社会的转型期,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欺凌期和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抗争期,是各种救国保种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起义大量涌现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大高潮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翻译已经不仅仅作为单纯的沟通文化、促进交流的工具而存在,而是被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翻译成为了各政治派别宣扬和推广其政治思想与主张的重要辅助工具。本文将以晚清期三个重要政治思想派别——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切入点,分析这一时期的各种政治思想对翻译活动的渗透与影响。
一、洋务派——洋务运动影响下的翻译活动
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壮大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当时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在中央是以奕、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官员,在地方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员。
概括洋务派兴起翻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方便与洋人交流。鸦片战争的炮响使得闭关封锁的清政府被逼打开大门与外国人打交道,而这其中就不得不涉及翻译的问题。一如洋务派代表李鸿章上奏所言:"伏惟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各国在沪均设立翻译官二员,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陈福康 2000:78)第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之后,洋务派见识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认识到引进西方文化的重要性,由此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马尾船政局、天津武备学堂以及江南制造局等翻译机关,培养外语人才,翻译西书, 以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从而走出一条"实业救国"之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客观上讲,洋务派的政策对西学的引入和晚清翻译的发展是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的,但是洋务派作为封建统治力量之一,无论是与外国交流,还是"求强求富",其根本出发点以及根本目的,都在于维护和巩固其封建统治,因此,在这样的政治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将翻译的选材集中在应用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兵工类书籍上,而有关政治思想及文学方面的翻译,则几乎为空白。
据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80年撰写的《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文后所附書目, 1880年以前所译之书, 水陆兵法方面24部, 制造工艺面21部, 蒸汽轮机方面10部, 测量算学方面24部, 天文行船方面12部, 化学方面6部, 地学方面5部, 地理学方面8部, 博物学方面10部。这些数字清晰的反映了洋务派政治地位与立场,并印证了其政治思想和主张,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实业救国",而非以变革封建制度进行"政体改革"救国。在洋务派的认知中,既然西方是以坚船利炮击败中国的,那么将与坚船利炮有关的书籍翻译过来为我所用,就可以强国,而封建体制、"祖宗家法"是万万不可变的,至于其它,尤其是一些"有辱民风"的文学翻译和"扰乱民心"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翻译则更是要坚决排除在外的。
二、维新派——戊戌变法思想映射下的翻译活动
洋务派轰轰烈烈的运动以甲午海战的惨败而告终,随之登上舞台的是维新派,维新派是活动于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之一,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主要代表。因受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严重的刺激,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振兴国家而得名。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法,以挽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和洋务派一样,维新派同样认识到了翻译西学的重要性——救国需变法,变法需维新,维新需学习国外,学习国外则需从翻译开始。但由于与洋务派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不同,维新派是主张改良而非维护统治阶级的内部结构的,因此他们在翻译的选材上与洋务派大相径庭。相比之下,他们并不侧重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翻译,而是将重点放在有关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题材上。总的来讲,维新派的翻译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戊戌变法失败之前和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而这两个阶段的翻译活动,不仅清晰的反映了维新派的思想主张,同时也折射出了其两个阶段中思想主张针对对象的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之前,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是效仿日本明治维新,以资产阶级改良的方式改革,其重心是放在上层统治阶级上的。也就是说,试图通过变法,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进行改革,从而由封建统治和平过渡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本着这样的政治思想,维新派对翻译的选材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上,其中尤其以律法和历史题材为重。因为在维新派看来,律法是变法之本,是政治变革成功的保证,"夫政法者, 立国之本。日本变法, 则先变其本, 中国变法,则务其末, 是以事虽同而效乃大异也, 故今日之计, 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而译之。"(陈晓麓 1992:62)维新派希望通过律法的引入,使统治阶级认逐步识到西方制度的先进性,从而使其主动配合、推动变革。
在这一政治主张的渗透下,维新派掀起了律法书籍翻译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1904年三年间, 有关政法类书籍的翻译达136种,居各类译书之首。其中较为出名译作有《国宪泛论》《监狱学》《法学通论》等。此外,维新派还翻译了大量的历史题材作品,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历史,如《日本维新三十年考》《新选日本史问答》等,为中国的变法提供借鉴。这些书籍的翻译,当然一方面非常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另一方面,则更明确的传达了维新派以变革政体而救国的政治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自上而下变革也随之宣告破产,此时的维新派不得不改变其自上而下的方式为自下而上,即通过"开民智"提高下层人民的思想素质和觉悟,激发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和革命斗志,从而宣传其变法革新的民主思想。随着传播对象的转变,维新派的翻译的选材重点也有社会科学翻译转向文学翻译,尤其是小说翻译——因为对于维新派而言,"开民智"最便捷的方式就是翻译小说。正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中所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维新派的这一翻译小说以"开民智"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晚清小说翻译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首次出现了翻译外国小说的浪潮。1895-1906年间,国内就出版翻译小说达516部,小说类型纷繁,包括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爱情小说等。而这些小说的翻译,也充分反映并服务于维新派资产阶级改革以及救亡图存的政治思想。比如梁启超翻译的《佳人奇遇》目的在于通过书中对弱小国家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描述激起国人的斗志,林纾翻译《黑奴呼天录》是要借黑奴的悲惨命运警醒国人爱国保种。而为了进一步传播这些救亡思想,维新派们还采取了相应的的翻译策略,即对原作进行删减、改写、增添评论甚至对原作的主题、结构、人物进行故意的修改以达到宣传目的。
当然,单纯从"忠实"的角度来讲,这些翻译作无疑是不合格的,但是如果从当时翻译被赋予的政治性来看,这样的翻译处理则很好的达到了其宣传政治思想的目的。夸张一点讲,维新派资产阶级救亡图存的政治理念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些被"篡改"过的翻译小说而实现的。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革命思想渗透下的翻译活动
维新派并没有能像他们宣扬的那样,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階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宏观上讲,维新派与革命派同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倡导者,但与维新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改良方式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掀起自下而上的革命,以人民的力量彻底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在这样的政治理念的影响下,资产阶级革命派翻译的重点集中在反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潮的作品上,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思想的传播,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启蒙,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做好思想基础并创造有利于革命的社会舆论。为此,资产阶级革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介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书刊, 如蔡元培翻译的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杨廷栋翻译的《路索民约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马君武翻译的《弥勒约翰自由原理》(弥勒约翰《自由论》)等。
同时,这一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同样强有力的配合了这些革命思想的宣传。比较典型的如苏曼殊翻译的《惨世界》(《悲惨世界》),经由他的改写,书中不但彻底破灭了人们将希望寄托于宗教的幻想,而且借由杜撰的新人物男德之口直抒胸臆:"在这个惨世界上,哪一个人不和华贱一般,我想是非用狠辣的手段,破坏这腐败的旧世界。
四、结语
政治因素是影响和限制翻译活动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影响在处于历史转型期的晚清时期表现的更为明显。这一时期的翻译带着深刻的时代政治烙印,各个政治派别按照其政治理念需要,选择其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配合其政治思想宣扬与推广,为实现其政治目的制造思想基础。同时,通过这些新的政治思想的渗透,翻译也有力的冲击着旧的政治体制,促进了新体制的形成。
参考文献:
[1]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4]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5]陈晓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6]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7]张鲁艳.从目的论角度看晚清翻译文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 08, (7).
[8]肖琦.从文化背景看晚清翻译高潮.赤峰学院学报,2009(4).
[9]徐静怡.操纵论视野下的晚清小说之"不信"翻译.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9,(6).
一、洋务派——洋务运动影响下的翻译活动
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壮大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当时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在中央是以奕、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官员,在地方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员。
概括洋务派兴起翻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方便与洋人交流。鸦片战争的炮响使得闭关封锁的清政府被逼打开大门与外国人打交道,而这其中就不得不涉及翻译的问题。一如洋务派代表李鸿章上奏所言:"伏惟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各国在沪均设立翻译官二员,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陈福康 2000:78)第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之后,洋务派见识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认识到引进西方文化的重要性,由此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马尾船政局、天津武备学堂以及江南制造局等翻译机关,培养外语人才,翻译西书, 以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从而走出一条"实业救国"之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客观上讲,洋务派的政策对西学的引入和晚清翻译的发展是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的,但是洋务派作为封建统治力量之一,无论是与外国交流,还是"求强求富",其根本出发点以及根本目的,都在于维护和巩固其封建统治,因此,在这样的政治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将翻译的选材集中在应用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兵工类书籍上,而有关政治思想及文学方面的翻译,则几乎为空白。
据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80年撰写的《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文后所附書目, 1880年以前所译之书, 水陆兵法方面24部, 制造工艺面21部, 蒸汽轮机方面10部, 测量算学方面24部, 天文行船方面12部, 化学方面6部, 地学方面5部, 地理学方面8部, 博物学方面10部。这些数字清晰的反映了洋务派政治地位与立场,并印证了其政治思想和主张,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实业救国",而非以变革封建制度进行"政体改革"救国。在洋务派的认知中,既然西方是以坚船利炮击败中国的,那么将与坚船利炮有关的书籍翻译过来为我所用,就可以强国,而封建体制、"祖宗家法"是万万不可变的,至于其它,尤其是一些"有辱民风"的文学翻译和"扰乱民心"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翻译则更是要坚决排除在外的。
二、维新派——戊戌变法思想映射下的翻译活动
洋务派轰轰烈烈的运动以甲午海战的惨败而告终,随之登上舞台的是维新派,维新派是活动于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之一,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主要代表。因受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严重的刺激,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振兴国家而得名。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法,以挽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和洋务派一样,维新派同样认识到了翻译西学的重要性——救国需变法,变法需维新,维新需学习国外,学习国外则需从翻译开始。但由于与洋务派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不同,维新派是主张改良而非维护统治阶级的内部结构的,因此他们在翻译的选材上与洋务派大相径庭。相比之下,他们并不侧重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翻译,而是将重点放在有关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题材上。总的来讲,维新派的翻译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戊戌变法失败之前和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而这两个阶段的翻译活动,不仅清晰的反映了维新派的思想主张,同时也折射出了其两个阶段中思想主张针对对象的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之前,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是效仿日本明治维新,以资产阶级改良的方式改革,其重心是放在上层统治阶级上的。也就是说,试图通过变法,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进行改革,从而由封建统治和平过渡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本着这样的政治思想,维新派对翻译的选材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上,其中尤其以律法和历史题材为重。因为在维新派看来,律法是变法之本,是政治变革成功的保证,"夫政法者, 立国之本。日本变法, 则先变其本, 中国变法,则务其末, 是以事虽同而效乃大异也, 故今日之计, 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而译之。"(陈晓麓 1992:62)维新派希望通过律法的引入,使统治阶级认逐步识到西方制度的先进性,从而使其主动配合、推动变革。
在这一政治主张的渗透下,维新派掀起了律法书籍翻译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1904年三年间, 有关政法类书籍的翻译达136种,居各类译书之首。其中较为出名译作有《国宪泛论》《监狱学》《法学通论》等。此外,维新派还翻译了大量的历史题材作品,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历史,如《日本维新三十年考》《新选日本史问答》等,为中国的变法提供借鉴。这些书籍的翻译,当然一方面非常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另一方面,则更明确的传达了维新派以变革政体而救国的政治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自上而下变革也随之宣告破产,此时的维新派不得不改变其自上而下的方式为自下而上,即通过"开民智"提高下层人民的思想素质和觉悟,激发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和革命斗志,从而宣传其变法革新的民主思想。随着传播对象的转变,维新派的翻译的选材重点也有社会科学翻译转向文学翻译,尤其是小说翻译——因为对于维新派而言,"开民智"最便捷的方式就是翻译小说。正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中所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维新派的这一翻译小说以"开民智"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晚清小说翻译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首次出现了翻译外国小说的浪潮。1895-1906年间,国内就出版翻译小说达516部,小说类型纷繁,包括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爱情小说等。而这些小说的翻译,也充分反映并服务于维新派资产阶级改革以及救亡图存的政治思想。比如梁启超翻译的《佳人奇遇》目的在于通过书中对弱小国家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描述激起国人的斗志,林纾翻译《黑奴呼天录》是要借黑奴的悲惨命运警醒国人爱国保种。而为了进一步传播这些救亡思想,维新派们还采取了相应的的翻译策略,即对原作进行删减、改写、增添评论甚至对原作的主题、结构、人物进行故意的修改以达到宣传目的。
当然,单纯从"忠实"的角度来讲,这些翻译作无疑是不合格的,但是如果从当时翻译被赋予的政治性来看,这样的翻译处理则很好的达到了其宣传政治思想的目的。夸张一点讲,维新派资产阶级救亡图存的政治理念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些被"篡改"过的翻译小说而实现的。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革命思想渗透下的翻译活动
维新派并没有能像他们宣扬的那样,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階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宏观上讲,维新派与革命派同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倡导者,但与维新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改良方式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掀起自下而上的革命,以人民的力量彻底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在这样的政治理念的影响下,资产阶级革命派翻译的重点集中在反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潮的作品上,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思想的传播,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启蒙,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做好思想基础并创造有利于革命的社会舆论。为此,资产阶级革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介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书刊, 如蔡元培翻译的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杨廷栋翻译的《路索民约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马君武翻译的《弥勒约翰自由原理》(弥勒约翰《自由论》)等。
同时,这一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同样强有力的配合了这些革命思想的宣传。比较典型的如苏曼殊翻译的《惨世界》(《悲惨世界》),经由他的改写,书中不但彻底破灭了人们将希望寄托于宗教的幻想,而且借由杜撰的新人物男德之口直抒胸臆:"在这个惨世界上,哪一个人不和华贱一般,我想是非用狠辣的手段,破坏这腐败的旧世界。
四、结语
政治因素是影响和限制翻译活动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影响在处于历史转型期的晚清时期表现的更为明显。这一时期的翻译带着深刻的时代政治烙印,各个政治派别按照其政治理念需要,选择其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配合其政治思想宣扬与推广,为实现其政治目的制造思想基础。同时,通过这些新的政治思想的渗透,翻译也有力的冲击着旧的政治体制,促进了新体制的形成。
参考文献:
[1]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4]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5]陈晓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6]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7]张鲁艳.从目的论角度看晚清翻译文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 08, (7).
[8]肖琦.从文化背景看晚清翻译高潮.赤峰学院学报,2009(4).
[9]徐静怡.操纵论视野下的晚清小说之"不信"翻译.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