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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高粱》是莫言故乡家族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一部，作品以抗战时期作为社会背景，叙述了关于家族祖先爱恨情仇、精忠报国的故事，歌颂了家族祖先敢恨敢爱、敢打敢杀、奔放不羁的自由意志，并以此对抗传统主流文化和现代文明对人的压制和束缚，重铸民族性格。
关键词：莫言 《红高粱》 自由意志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从总体上看，莫言基本上属于生命文化型作家，他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其故乡山东农村。在作品中，莫言虽然也写到了乡村社会的落后和苦难，但是他更多地是从乡土社会中体验到个体生命那种奔放不羁的自由意志。莫言的故乡家族系列“红高粱家族”正是这样的作品。
“红高粱家族”系列由五部相对独立的中篇小说构成，作品以抗战时期作为社会背景，叙述了关于家族祖先爱恨情仇、精忠报国的故事，歌颂家族祖先敢恨敢爱、敢打敢杀、奔放不羁的自由意志。其中，《红高粱》是最具代表性的。《红高粱》就是从乡土社会中提升出自由意志，并以此对抗传统主流文化和现代文明对人的压制和束缚，重铸民族性格的经典之作。
一 在原始野性中提升人的自由意志
人本是一种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和谐的生命存在。但是，在现今社会和文学中，人的理性畸形膨胀而感性越来越孱弱成了一种普遍存在，这种畸形现象引起了许多文学家和哲学家的关注和思考。中国当代的文学界对此也做着不停的反驳，其中莫言的《红高粱》就以其独有的风格呼唤着人的感性生命，表现了对人的生命状态的关注。
《红高粱》的社会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作品加入了抗日的内容，很多人都把它读成了一个土匪抗日的爱国主义故事。其实，作品中的抗日，并非我们历史中的那种抗日。莫言无意用土匪抗日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他只是以抗日作为一种依托，表现乡土社会的原始生命力量，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作品既不是道德判断，也不是意识形态判断，而是一种生命判断。在莫言看来，一任自我的欲望、激情，敢恨敢爱，敢于反抗的生命，才是最有价值的生命。
莫言为了彰显这种真实强劲、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和自由意志，放弃了对传统伦理和传统意义上“高、大、全”英雄形象的追求。作品的封面上就曾经这样写道：“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里土匪如毛，“他们在高粱地里鱼儿般出没无常，结帮拉伙，拉驴绑票，坏事干尽，好事做绝”，“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整部作品弥漫着一种绿林豪强的狂野气息。
作为家族祖先的主人公余占鳌和戴凤莲的性格也表现出旺盛而饱满的生命力量和奔放不羁的自由意志。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和顾及，一任自我内在的生命欲望和冲动，敢恨敢爱，追求自我生命欲望的满足。指导他们生命活动的，是近乎原始的、单纯的、初民式的生命冲动和生命需求。他们在蒙昧的状态下生活，一切听从生命本能的召唤。他们都有着对生命本能的热爱，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生命的自然存在成了他们生活的最高意义。“自由自在、耻于伪饰是民间文化的先在秉性”，他们敬重这先在的秉性，强调生命的欲望和冲动——在实践上，向着所谓的秩序道德挑战；在精神上，表现为追求自由生命的需要。
余占鳌曾经用一把短剑杀死与母亲私通的和尚。在抬轿的时候，戴凤莲激发了他的情欲，他杀死强盗。然后，在戴凤莲回娘家的时候，把她拦截在高粱地里，并与之野合。为了和戴凤莲的情爱，杀死单家父子，终于成为戴凤莲丈夫。为了给刘罗汉复仇，他率领土匪部队袭击日军汽车，打死一个日军高级军官。在这里，余占鳌的抗日，主要不是为了表现传统的爱国主义，而是表现个体生命力量和自由意志。
戴凤莲也同样具有强劲的生命力量和奔放不羁的自由意志，她直接参与了袭击日军汽车的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她为了摆脱不幸的婚姻敢于接受余占鳌的情欲，并且敢于和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作者用欣赏和赞美的口气渲染了奶奶和爷爷的这次野合：“奶奶心头撞鹿，潜藏了十六年的情欲，迸然炸裂。”“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上了一道酥红。”
即使在女性生活领域里，戴凤莲也充满了无拘无束的自由感和叛逆性。譬如，她剪纸蝈蝈出笼，“一个跳出美丽牢笼的蝈蝈，站在笼盖上，振动翅膀歌唱”。还有“梅花小鹿”，在小鹿的背上“生出一枝红梅花”，小鹿“昂首挺胸，在自由的天地里，真在寻找自己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美满生活”。
戴凤莲临死前的那段内心独白也显示了她的这种性格：“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
二 自由意志的文化意义
余占鳌和戴凤莲的原始生命力量和自由意志，还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作品中作为自由意志的生命力量，具有很鲜明的文化批判性。
1 对传统封建文化的批判
这里涉及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潮流——寻根文学。寻根文学兴起于80年代中期，倡导者最初的目的是呼唤文学的民族性。当时，人们都把目光放到西方，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一些作家认识到了这种偏差，于是主张文学应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很多人开始创作那些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作品，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生活一般都是乡土生活，有很强的地域性和特殊的风土人情。
但是，由于当时反封建的启蒙主义的影响，寻根文学在思想文化的选择上，带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激烈地批判封建文化。在批判封建文化的时候，有的是直接用五四以来的现代思想，而有的却以民间文化为包装，在民间文化中注入现代人道、自由的思想。莫言属于后者，他的《红高粱》就是用民间原始的生命野性对抗封建礼教。这里的民间文化，实际上已经被注入了现代文化的生机。作品中，余占鳌与戴凤莲的生命力量，象征着现代人的自由意志。
在这方面，莫言是相当自觉的：“山东是孔孟故乡，是封建思想深厚博大、源远流长的地方；尤其是在爷爷奶奶的年代，封建礼教是所有下层人、尤其是下层妇女的铁囚笼。小说中奶奶和爷爷的‘野合’在当时是弥天的罪孽，我之所以用不无赞美的笔调渲染了这次‘野合’，并不是我在鼓吹这种方式，而是基于我对封建主义的痛恨。我觉得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的‘白昼宣淫’是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和报复。”
2 重铸民族性格
反抗封建文化，呼唤自由意志，在现代文学中往往具有改造民族性格的意义。在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比较中，一般认为东方人的性格是“静”、“柔”，而西方人是“动”、“强”；中国之所以愚昧、落后，重要的原因就是“静”的文化，“静”又是封建文化压抑的结果。
在寻根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当时中国正展开文化讨论的热潮。在讨论中，其核心思想仍然是强调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改造国民性。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封建文化具有巨大的压抑性，中国人仍然是弱化的，所以必须以一种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否定、重铸民族性格。《红高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一部经典之作。
作品把人物活动的背景放在抗战时期，并不是没有用意的，它是把个体自由意志与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在余占鳌和戴凤莲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作者滤去了他们的阶级属性的感性生命强力，是他们的血性方刚、勇武强壮、重义轻命和敢作敢为。作者欣赏他们野蛮中透出的生力、野蛮中包含的元气、粗犷中表露的率真、豪放中洋溢的侠情，他们的性格本色、自然，甚至还留有某些“兽性”的成分，但这也正是生命强力和自由意志的体现。在莫言看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历尽苦难而没有灭亡，并不是因为儒家礼教，而恰恰是因为这种底层民间的生命强力和自由意志，正是它们在支撑着我们的民族。因此，我们要以此作为改造民族性格的依据和根本。
不仅莫言呼唤和推崇这种生命强力，我们的先驱陈独秀为了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也曾呼吁过这种掺杂着兽性的生命强力：“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艾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惟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惟此兽性故……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如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陈独秀把蓬勃旺盛的生命强力看成民族振兴的重要条件，甚至为此不惜大声呼唤兽性的复归。
3 对文明的反省与抗拒
作品中显现的生命力量和自由意志，也蕴涵着现代人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反省。从作品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文明压抑了人的生命力。人越是接受文明，其生命越是孱弱无力。文明越是发展，人的生命力也就越是退化。譬如，小说中最有生命力的不是“我”这样的文明人，而是家族祖先爷爷奶奶。比起家族祖先，孙子辈的“我”已经退化。
莫言的小说往往涉及到三代人，最英雄的就是祖父一代，父亲就退化了，而孙子那辈就更退化了。批评家季红真也曾经说过：“在莫言笔下，祖父、祖母辈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能人好汉，他们几乎都是形象魁伟美丽，活力充沛，性情剽悍，血性方刚，情感奔放，带有浓烈的豪强气息。”“相形之下，父母辈的绝大多数形象，则显得毫无生气。他们几乎为了最基本的物质生存而耗尽了生命的光彩”，“是屈辱卑贱的生存写照，也是人性衰朽种族退化的象征”。第三代人物尽管“渴望着另一种更温暖、更明朗、更富魅力的人生”，但是“基于各种因素的压力和文明的腐蚀，也往往痛苦不堪”。
这种对于现代文明的怀疑和抗拒，表现出更强烈的自由意志，触及到文明与人的自由之间的矛盾。
《红高粱》所体现的生命力量、自由意志是一种“酒神精神”。“酒神精神”最初是一种本能的、热烈的生活方式。后来，这种“酒神精神”又和生命力量和自由意志联系在一起，它是以力量、激情、意志为核心，在力量的展示、激情的迸发之中，体验到自我的自由。它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和挑战性，也可以说是在对外部世界文明秩序的攻击、挑战中体验自由。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曾经论述过古希腊的“酒神精神”，他认为，“文明人之所以与野蛮人不同，主要在于审慎。”审慎使人获得了许多益处，但是，“审慎也很容易造成丧失生命中某些最美好的事物。巴库斯（酒神）的崇拜者就是对于审慎的反动。在沉醉状态中，无论是肉体上或精神上，他都又恢复了那种被审慎所摧毁了的强烈感情；他觉得世界充满了欢愉和美；他的想象从日常顾虑的监狱里面解放了出来”。
很明显，这种“酒神精神”主要是反抗文明压抑的。中国民间长期存在的庙会狂欢就是酒神精神的体现。在庙会狂欢中，人们男女混杂，鼓乐歌舞，不分贵贱，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约束被弃之不顾，尽情地放纵自己，从而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量和自由意志。
在中国，传统草莽英雄性格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酒神精神。余占鳌和戴凤莲更像中国传统的草莽英雄。这两个人物狂放不羁的性格，戴凤莲的那段心理独白，对于压抑人性的中国正统封建文化和现代文明具有巨大的反叛性，对于一元化的现实文化秩序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总之，莫言的《红高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自由意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莫言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反叛、对酒神精神的渴望，以及企图改造国民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韩琛：《历史的挽歌和生命的绝唱》，《小说评论》，2002年第1期。
[2] 莫言：《〈奇死〉之后的信笔涂鸦》，《昆仑》，1986年第6期。
[3] 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
[4] 罗素，张作成译：《西方哲学史》，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代柯洋，女，1980—，山东菏泽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单位：铜仁学院。
关键词：莫言 《红高粱》 自由意志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从总体上看，莫言基本上属于生命文化型作家，他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其故乡山东农村。在作品中，莫言虽然也写到了乡村社会的落后和苦难，但是他更多地是从乡土社会中体验到个体生命那种奔放不羁的自由意志。莫言的故乡家族系列“红高粱家族”正是这样的作品。
“红高粱家族”系列由五部相对独立的中篇小说构成，作品以抗战时期作为社会背景，叙述了关于家族祖先爱恨情仇、精忠报国的故事，歌颂家族祖先敢恨敢爱、敢打敢杀、奔放不羁的自由意志。其中，《红高粱》是最具代表性的。《红高粱》就是从乡土社会中提升出自由意志，并以此对抗传统主流文化和现代文明对人的压制和束缚，重铸民族性格的经典之作。
一 在原始野性中提升人的自由意志
人本是一种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和谐的生命存在。但是，在现今社会和文学中，人的理性畸形膨胀而感性越来越孱弱成了一种普遍存在，这种畸形现象引起了许多文学家和哲学家的关注和思考。中国当代的文学界对此也做着不停的反驳，其中莫言的《红高粱》就以其独有的风格呼唤着人的感性生命，表现了对人的生命状态的关注。
《红高粱》的社会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作品加入了抗日的内容，很多人都把它读成了一个土匪抗日的爱国主义故事。其实，作品中的抗日，并非我们历史中的那种抗日。莫言无意用土匪抗日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他只是以抗日作为一种依托，表现乡土社会的原始生命力量，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作品既不是道德判断，也不是意识形态判断，而是一种生命判断。在莫言看来，一任自我的欲望、激情，敢恨敢爱，敢于反抗的生命，才是最有价值的生命。
莫言为了彰显这种真实强劲、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和自由意志，放弃了对传统伦理和传统意义上“高、大、全”英雄形象的追求。作品的封面上就曾经这样写道：“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里土匪如毛，“他们在高粱地里鱼儿般出没无常，结帮拉伙，拉驴绑票，坏事干尽，好事做绝”，“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整部作品弥漫着一种绿林豪强的狂野气息。
作为家族祖先的主人公余占鳌和戴凤莲的性格也表现出旺盛而饱满的生命力量和奔放不羁的自由意志。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和顾及，一任自我内在的生命欲望和冲动，敢恨敢爱，追求自我生命欲望的满足。指导他们生命活动的，是近乎原始的、单纯的、初民式的生命冲动和生命需求。他们在蒙昧的状态下生活，一切听从生命本能的召唤。他们都有着对生命本能的热爱，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生命的自然存在成了他们生活的最高意义。“自由自在、耻于伪饰是民间文化的先在秉性”，他们敬重这先在的秉性，强调生命的欲望和冲动——在实践上，向着所谓的秩序道德挑战；在精神上，表现为追求自由生命的需要。
余占鳌曾经用一把短剑杀死与母亲私通的和尚。在抬轿的时候，戴凤莲激发了他的情欲，他杀死强盗。然后，在戴凤莲回娘家的时候，把她拦截在高粱地里，并与之野合。为了和戴凤莲的情爱，杀死单家父子，终于成为戴凤莲丈夫。为了给刘罗汉复仇，他率领土匪部队袭击日军汽车，打死一个日军高级军官。在这里，余占鳌的抗日，主要不是为了表现传统的爱国主义，而是表现个体生命力量和自由意志。
戴凤莲也同样具有强劲的生命力量和奔放不羁的自由意志，她直接参与了袭击日军汽车的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她为了摆脱不幸的婚姻敢于接受余占鳌的情欲，并且敢于和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作者用欣赏和赞美的口气渲染了奶奶和爷爷的这次野合：“奶奶心头撞鹿，潜藏了十六年的情欲，迸然炸裂。”“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上了一道酥红。”
即使在女性生活领域里，戴凤莲也充满了无拘无束的自由感和叛逆性。譬如，她剪纸蝈蝈出笼，“一个跳出美丽牢笼的蝈蝈，站在笼盖上，振动翅膀歌唱”。还有“梅花小鹿”，在小鹿的背上“生出一枝红梅花”，小鹿“昂首挺胸，在自由的天地里，真在寻找自己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美满生活”。
戴凤莲临死前的那段内心独白也显示了她的这种性格：“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
二 自由意志的文化意义
余占鳌和戴凤莲的原始生命力量和自由意志，还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作品中作为自由意志的生命力量，具有很鲜明的文化批判性。
1 对传统封建文化的批判
这里涉及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潮流——寻根文学。寻根文学兴起于80年代中期，倡导者最初的目的是呼唤文学的民族性。当时，人们都把目光放到西方，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一些作家认识到了这种偏差，于是主张文学应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很多人开始创作那些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作品，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生活一般都是乡土生活，有很强的地域性和特殊的风土人情。
但是，由于当时反封建的启蒙主义的影响，寻根文学在思想文化的选择上，带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激烈地批判封建文化。在批判封建文化的时候，有的是直接用五四以来的现代思想，而有的却以民间文化为包装，在民间文化中注入现代人道、自由的思想。莫言属于后者，他的《红高粱》就是用民间原始的生命野性对抗封建礼教。这里的民间文化，实际上已经被注入了现代文化的生机。作品中，余占鳌与戴凤莲的生命力量，象征着现代人的自由意志。
在这方面，莫言是相当自觉的：“山东是孔孟故乡，是封建思想深厚博大、源远流长的地方；尤其是在爷爷奶奶的年代，封建礼教是所有下层人、尤其是下层妇女的铁囚笼。小说中奶奶和爷爷的‘野合’在当时是弥天的罪孽，我之所以用不无赞美的笔调渲染了这次‘野合’，并不是我在鼓吹这种方式，而是基于我对封建主义的痛恨。我觉得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的‘白昼宣淫’是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和报复。”
2 重铸民族性格
反抗封建文化，呼唤自由意志，在现代文学中往往具有改造民族性格的意义。在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比较中，一般认为东方人的性格是“静”、“柔”，而西方人是“动”、“强”；中国之所以愚昧、落后，重要的原因就是“静”的文化，“静”又是封建文化压抑的结果。
在寻根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当时中国正展开文化讨论的热潮。在讨论中，其核心思想仍然是强调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改造国民性。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封建文化具有巨大的压抑性，中国人仍然是弱化的，所以必须以一种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否定、重铸民族性格。《红高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一部经典之作。
作品把人物活动的背景放在抗战时期，并不是没有用意的，它是把个体自由意志与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在余占鳌和戴凤莲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作者滤去了他们的阶级属性的感性生命强力，是他们的血性方刚、勇武强壮、重义轻命和敢作敢为。作者欣赏他们野蛮中透出的生力、野蛮中包含的元气、粗犷中表露的率真、豪放中洋溢的侠情，他们的性格本色、自然，甚至还留有某些“兽性”的成分，但这也正是生命强力和自由意志的体现。在莫言看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历尽苦难而没有灭亡，并不是因为儒家礼教，而恰恰是因为这种底层民间的生命强力和自由意志，正是它们在支撑着我们的民族。因此，我们要以此作为改造民族性格的依据和根本。
不仅莫言呼唤和推崇这种生命强力，我们的先驱陈独秀为了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也曾呼吁过这种掺杂着兽性的生命强力：“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艾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惟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惟此兽性故……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如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陈独秀把蓬勃旺盛的生命强力看成民族振兴的重要条件，甚至为此不惜大声呼唤兽性的复归。
3 对文明的反省与抗拒
作品中显现的生命力量和自由意志，也蕴涵着现代人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反省。从作品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文明压抑了人的生命力。人越是接受文明，其生命越是孱弱无力。文明越是发展，人的生命力也就越是退化。譬如，小说中最有生命力的不是“我”这样的文明人，而是家族祖先爷爷奶奶。比起家族祖先，孙子辈的“我”已经退化。
莫言的小说往往涉及到三代人，最英雄的就是祖父一代，父亲就退化了，而孙子那辈就更退化了。批评家季红真也曾经说过：“在莫言笔下，祖父、祖母辈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能人好汉，他们几乎都是形象魁伟美丽，活力充沛，性情剽悍，血性方刚，情感奔放，带有浓烈的豪强气息。”“相形之下，父母辈的绝大多数形象，则显得毫无生气。他们几乎为了最基本的物质生存而耗尽了生命的光彩”，“是屈辱卑贱的生存写照，也是人性衰朽种族退化的象征”。第三代人物尽管“渴望着另一种更温暖、更明朗、更富魅力的人生”，但是“基于各种因素的压力和文明的腐蚀，也往往痛苦不堪”。
这种对于现代文明的怀疑和抗拒，表现出更强烈的自由意志，触及到文明与人的自由之间的矛盾。
《红高粱》所体现的生命力量、自由意志是一种“酒神精神”。“酒神精神”最初是一种本能的、热烈的生活方式。后来，这种“酒神精神”又和生命力量和自由意志联系在一起，它是以力量、激情、意志为核心，在力量的展示、激情的迸发之中，体验到自我的自由。它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和挑战性，也可以说是在对外部世界文明秩序的攻击、挑战中体验自由。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曾经论述过古希腊的“酒神精神”，他认为，“文明人之所以与野蛮人不同，主要在于审慎。”审慎使人获得了许多益处，但是，“审慎也很容易造成丧失生命中某些最美好的事物。巴库斯（酒神）的崇拜者就是对于审慎的反动。在沉醉状态中，无论是肉体上或精神上，他都又恢复了那种被审慎所摧毁了的强烈感情；他觉得世界充满了欢愉和美；他的想象从日常顾虑的监狱里面解放了出来”。
很明显，这种“酒神精神”主要是反抗文明压抑的。中国民间长期存在的庙会狂欢就是酒神精神的体现。在庙会狂欢中，人们男女混杂，鼓乐歌舞，不分贵贱，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约束被弃之不顾，尽情地放纵自己，从而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量和自由意志。
在中国，传统草莽英雄性格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酒神精神。余占鳌和戴凤莲更像中国传统的草莽英雄。这两个人物狂放不羁的性格，戴凤莲的那段心理独白，对于压抑人性的中国正统封建文化和现代文明具有巨大的反叛性，对于一元化的现实文化秩序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总之，莫言的《红高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自由意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莫言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反叛、对酒神精神的渴望，以及企图改造国民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韩琛：《历史的挽歌和生命的绝唱》，《小说评论》，2002年第1期。
[2] 莫言：《〈奇死〉之后的信笔涂鸦》，《昆仑》，1986年第6期。
[3] 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
[4] 罗素，张作成译：《西方哲学史》，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代柯洋，女，1980—，山东菏泽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单位：铜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