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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年作家毕飞宇都市系列小说以其轻盈的笔调与深沉的内蕴受到评论界的高度关注。本文试用文艺理论家派克的理论，将其都市系列小说做一次全面细致的梳理，进而评论毕飞宇这一系列小说所传递的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命运与人的灵魂的洞察。
关键词：都市系列 审视 感知 直面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艺理论家派克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描绘城市，即从上面、从下面和从街道水平上（Street level）。从上面看是把城市当作一种固定的符号，这种眼光下的城市是一种渺小而且畸形的人造物，这种立场不仅把城市形象模式化，而且还带着蔑视城市、批判城市的优越感。从下面观察是发现城市的文化本能，发现城市人的潜意识和内心黑暗，发现在街道上禁止的事物。还有一种是从街道水平观察城市，这种观察更贴近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把城市视为同类的认同感，能够比较客观地表达出城市人生的隐衷、委曲和真实含义。毕飞宇的都市系列小说正是运用了这三种视角，将他眼中的都市的立体影像呈献给读者。
一 借乡下人的视角来审视城市
在以乡村社会和农业文明为轴心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背景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变革所带来的这场商品化大潮对人们的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现代商品化”观念强有力地刺激着个人生命力的搏动和内在的欲望吁求，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生存困境、思想困惑和精神焦虑。毕飞宇在许多作品中刻意以儿时的乡村经验作为参照来描写城市生活，其主人公往往就是闯入城市的乡村人，他们用相对健康和质朴的视角打量着现代都市，对它做出自己的评判。在这方面，《卖胡琴的乡下人》、《生活在天上》等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卖胡琴的乡下人》是毕飞宇较早的都市题材作品，作者以一个城市闯入者——卖胡琴人的视角来打量城市。被艺人视为生命的一部分的胡琴，无奈成为维持生计的工具和手段，而听觉疲惫以至于钙化的城市人却合情合理地拒绝了干涩的胡琴；知音相遇本应该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畅快与满足，但现代版的知音却表现为一种不敢交换姓名的尴尬与凄凉。在这里，作者所要传达的是关于城乡文化、传统与现代、高雅与世俗之间悖谬关系的一种思索，表达的是对于古老文明正被现代化社会遗忘和忽视的缩影。
作为城市的闯入者，不论他们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不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天地是开阔还是狭窄，这些乡下人往往都能迅即形成对城市的整体感知和判断。《生活在天上》中来自断桥镇的蚕婆婆“成功”获得和拥有了城市生活，然而这对她是一个被迫的行为，在她的眼中，惟钱是尊、信仰沦丧的城市是个“上得了天，入不了地的鬼地方”。城市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现代都市使人情变得冷漠，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即使那些在乡下肥大、慵懒、安闲的蚕宝宝，到了二十九层的高楼也不得不为生存而挣扎而痛苦。城市中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把自己束之高阁，困顿萎缩，无法舒展。
二 借进城后的乡下人的生存体验来感知城市
高耸的摩天大楼，商品的极大丰富，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城市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子弟来说，无疑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是一个寻梦的场所。城市意味着发达、体面，意味着财富、金钱，意味着目标、梦想，意味着成功、荣耀，“城市是土地的梦，土地的灵性，土地的终极，土地的至上”。（《家里乱了》）“乡下人”凭借各种方法（诸如打工、上学等）在城市占有一席之地。出生乡野的毕飞宇无疑也是其中一员。在借助这种人的视角展示都市记忆时，作品显得尤为逼真而又深刻。乡下人进入城市站稳脚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必然经历一番难以言说的艰辛。《生活边缘》中的大学生小苏与夏末为了爱情留在城市，而“城市居然如此脆弱，仅仅是家的愿望就使一派繁华变成了一张灰”。然而，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却开始满足于小小的成功，在自己的小幸福中自我享受、自得其乐，很快便融入蝇营狗苟、斤斤计较、 碌碌无为、无所事事的小市民中去了，失却了初进城时的积极向上与雄心勃勃。《家里乱了》中的苟泉、《马氏父子》中的老马最终都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的某些成功人士在都市过的又是怎样的日子呢？《生活在天上》中的大儿子引以为自豪的是“只要有钱，夜夜我都可以当新郎”，《哥俩好》中的图南背弃了“八代为师”的家族理想，赚来了大把的钞票，大学生图北进入城市很快成为二奶的二爷，他们这些人进入了城市并获得了大笔财富，却登上了欲望的快车，吃喝玩乐，最终丢失了心中意愿，迷失了自我。毕飞宇的深刻性就在于他没有简单地对他们的人生给予评判，却是站在这类人物的立场上来分析他们的特点，并试图为他们寻求解脱，虽然这种解脱的寻找最终往往沦为失败的悲观。
苟泉、图南们作为进城后的“乡下人”，在心理上和精神上他们一致认同自己是个“外来者”，他们虽然获得了城市人的身份，但乡村才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之根，是塑造他们精神和气质的最初场所，乡村与他们血脉相连，在他们的头脑中，还存在着浓厚的乡村意识或农民意识。这种乡村意识有时表现为极度的自卑，正如苟泉就是怕往乐果家里去，因为一到乐果家里他就想起自己是乡下人；乐果让他做家教贴补家用，他却说自己好歹也是城里人了，做家教没有脸面。《唱西皮二黄的一朵》中，一朵极为痛恨那个卖西瓜的乡下女人，就因她的长相和乡下口音提醒一朵她乡下人的身份，这一点让她感到羞耻。这种狭隘的自我意识有时又表现为丑陋与恶俗，一如苟泉找对象的促狭标准以及试图通过把对方“睡了”的手段来稳定他们关系的想法等，都是这种狭隘的乡村意识的体现。这种乡村意识有时又表现出对土地的无限眷恋与心灵上的归依感，“苟泉自己也怀疑，在城市里一说起那些穷乡僻壤，怎么那样诗情画意，像童话，像风景，像黑白明信片”，因而在遇到“家里乱了”之类的挫折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带着女儿逃离城市，回归乡村。《哥俩好》中图南的最大希望便是弟弟图北能回到故乡去完成他未完成的“八代为师”的乡村教师梦，花再多的钱也在所不惜；图北在白天与尤欢醉生梦死，只有在夜晚回忆故乡的初恋时才能得到某种解脱。
三 直面城市人
毕飞宇的直面都市人的系列小说因其思考的不断深入，其作品主题也体现出深入、深刻化的特点。例如：欲望对人的异化、空洞化、扁平化；人的灵魂能否拯救物质世界；传统的爱情、友情、正义在现代社会的现实遭遇；男性在爱情、婚姻被金钱、物欲挤压下承受的伤害；女性在物欲泛滥和沉闷婚姻生活中的渴望、堕落的放纵，等等。我们在这里把它们归结为两点：即人的物化和物化之后的虚无。
在毕飞宇看来，金钱是人被物化的始作俑者，《哥俩好》中他写道：“钱是宿命，让你有命无运，让你有运无命。钱是拴在尾巴上的一块骨头，你追得越猛它跑得越快，它近在咫尺，无穷无尽地满足你的视觉与嗅觉，最后你只能停下来，站在原地大口喘息。”正是基于对“钱”的这一认识，他笔下的都市人物大多信奉金钱至上。《家里乱了》中的乐果在第一次卖身后，面对她有好感男人给的800元钱，“她的愤怒其实是有点夸张的，并不致命，并不锐利，是可以承受和应允的，甚至还是很快乐的”。为了钱，《哥俩好》中大学生图北心甘情愿地当上了二奶尤欢的二爷，《生活边缘》中大学生小苏当上了汪老板的陪聊，《那个夏天 那个秋天》中大学生耿东亮放弃了母亲、老师的期望，辍学之后最终沦为女老板罗绮的情人。《睁大眼睛睡觉》中的“我”更是直白地喊道：“生活好。活着好。潮湿好。身体好。女人好。爽洁好。和女人性交好。高潮好。澄明好。健康好。青翠好。自由好。宁静好。南京好。生活好。有钱就更好。”在这些人的心目中，金钱显然已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与工具，它们被赋予了神一般的光芒与力量，成为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金钱成为了他们生存的全部理由，金钱可以买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可以使他们摆脱生活的责任与负累，可以使他们摆脱痛苦的思考，投入时尚的生活中去尽情潇洒，放肆享乐。就这样，在毕飞宇的眼中，金钱轻而易举地、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对人的第一重物化。
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面对可以带来无上物质享受的金钱，被物化后的男人、女人们只能是变坏，毕飞宇小说中的人物也难以免俗。作为人生命中最为隐秘、最具有生命活力和感官刺激的“性”，首当其冲地成为男人、女人交换的商品。正如评论家所指出的：“人类的性行为正被当作消费品分门别类，性成了一件日常用品，像麦片或家具摆在欲望的超级市场里。”作为都市人的“现代性”之一的“性开放”，在毕飞宇的笔下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首先，性爱至上。在这些都市人物中，不管是成功的男人，还是寂寞的女人，或是开放的新新人类，他们诠释生活品质的方式都是“性”。《故地》中推销员阿海与妻子梅朵两年多的婚姻关系概括起来很简单——“不是他睡她，就是她睡他”。《元旦之夜》中暴发之后发哥的最大愿望就是“睡遍天下所有的美人”。《生活在天上》中的儿子说：“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夜夜我都可以当新郎。”《与阿来生活二十二天》中女人阿来更是指出：“希望两三天能摸一回麻将，两三天能享受一次稳定的、持久的、高质量的性爱……这就是我的英特纳雄耐尔。”其次，把“性”作为改变生活的方式。其作品中这类都市人多为有家有室的中青年妇女。《家里乱了》中乐果喜欢男人对她的追逐，喜欢在男人目光的注视下展示自己，喜欢用身体换取金钱的工作。《那个夏天 那个秋天》中事业有成的中年女人罗绮，用可以当她儿子的帅哥耿东亮来点燃自己的“第二个春天”。《青衣》中的筱燕秋用与烟厂老板上床的方法来换取《奔月》的演出机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红的假日》这个颇具功力的中篇。林红算得上是都市的“头面人物”，身居要职，处处以身作则，生活留给她的感觉只有“忙”和“累”两种，这使她在都市里有种“梦中行走”的感觉，“每一步都是身不由己”。在“坏女人”青果的提醒下，她决定出游。弗洛伊德早就预言过，人的出游有渴望宣泄欲望的嫌疑。虽然最终林总的“放纵”与“逃离”以自己和张下属的放弃宣告失败，但林红选择的“逃离”方式却代表了都市人选择的普遍性，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个体感到其身体是一个客体，与世界中其他客体一样，而不是自身存在的核心。身体不再是他起初自我的核心，而成为某个假自我（false self）的核心。”心的麻木与虚无带来了身的堕落与放纵，“性”完成了对人的第二重物化。
毕飞宇的这些小说虽然大都采用了写实的手法，但具体到不同的篇章与人物之中，作者还是不免露出了他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在《男人还剩下什么》中他对于世俗的眼光来了一番辛辣的反讽。《睁大眼睛睡觉》中他对“我”与“小三子”的“爱情”给予了有限而必要的同情，并替“我”对马杆的友情感到心酸与感动。《与阿来生活二十二天》中抒发了对男人那种为女人而角斗的骑士精神丧失的怅惘与无奈。当然，更主要的是毕飞宇表达了对于物化后人类的虚无与颓丧的无限担忧。《遥控》是具有卡夫卡《变形记》特征的作品，作品虚构了一个完全被掏空了精神内核的“遥控”都市人，他身高一米七，体重一百九，而且还在不断攀升，高科技、现代化的物质世界带给他无尽的物质享受，把一个个遥控器送到他的手中，而他生命的丰富性、体验性及行动能力却完全被替代和掏空了。最后，他连最原始的性功能都失去了，遥控人最终被物质世界所遥控，遥控人丧失掉了最后一点伤痛的能力。在这个近似寓言的故事中，毕飞宇所要传达的是脱离了精神指向的人的极端化状态，从而表达出他对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的恐惧与担忧。从这种意义上说，毕飞宇也否定了新生代小说家把物质欲望单独剥离出来使之本体化的倾向，恢复了物欲对精神的依赖。
参考文献：
[1] 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三联书店，2002年版。
[2] R·D·莱恩：《分裂的自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黄婷，女，1980—，湖南长沙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文学部。
关键词：都市系列 审视 感知 直面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艺理论家派克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描绘城市，即从上面、从下面和从街道水平上（Street level）。从上面看是把城市当作一种固定的符号，这种眼光下的城市是一种渺小而且畸形的人造物，这种立场不仅把城市形象模式化，而且还带着蔑视城市、批判城市的优越感。从下面观察是发现城市的文化本能，发现城市人的潜意识和内心黑暗，发现在街道上禁止的事物。还有一种是从街道水平观察城市，这种观察更贴近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把城市视为同类的认同感，能够比较客观地表达出城市人生的隐衷、委曲和真实含义。毕飞宇的都市系列小说正是运用了这三种视角，将他眼中的都市的立体影像呈献给读者。
一 借乡下人的视角来审视城市
在以乡村社会和农业文明为轴心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背景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变革所带来的这场商品化大潮对人们的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现代商品化”观念强有力地刺激着个人生命力的搏动和内在的欲望吁求，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生存困境、思想困惑和精神焦虑。毕飞宇在许多作品中刻意以儿时的乡村经验作为参照来描写城市生活，其主人公往往就是闯入城市的乡村人，他们用相对健康和质朴的视角打量着现代都市，对它做出自己的评判。在这方面，《卖胡琴的乡下人》、《生活在天上》等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卖胡琴的乡下人》是毕飞宇较早的都市题材作品，作者以一个城市闯入者——卖胡琴人的视角来打量城市。被艺人视为生命的一部分的胡琴，无奈成为维持生计的工具和手段，而听觉疲惫以至于钙化的城市人却合情合理地拒绝了干涩的胡琴；知音相遇本应该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畅快与满足，但现代版的知音却表现为一种不敢交换姓名的尴尬与凄凉。在这里，作者所要传达的是关于城乡文化、传统与现代、高雅与世俗之间悖谬关系的一种思索，表达的是对于古老文明正被现代化社会遗忘和忽视的缩影。
作为城市的闯入者，不论他们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不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天地是开阔还是狭窄，这些乡下人往往都能迅即形成对城市的整体感知和判断。《生活在天上》中来自断桥镇的蚕婆婆“成功”获得和拥有了城市生活，然而这对她是一个被迫的行为，在她的眼中，惟钱是尊、信仰沦丧的城市是个“上得了天，入不了地的鬼地方”。城市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现代都市使人情变得冷漠，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即使那些在乡下肥大、慵懒、安闲的蚕宝宝，到了二十九层的高楼也不得不为生存而挣扎而痛苦。城市中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把自己束之高阁，困顿萎缩，无法舒展。
二 借进城后的乡下人的生存体验来感知城市
高耸的摩天大楼，商品的极大丰富，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城市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子弟来说，无疑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是一个寻梦的场所。城市意味着发达、体面，意味着财富、金钱，意味着目标、梦想，意味着成功、荣耀，“城市是土地的梦，土地的灵性，土地的终极，土地的至上”。（《家里乱了》）“乡下人”凭借各种方法（诸如打工、上学等）在城市占有一席之地。出生乡野的毕飞宇无疑也是其中一员。在借助这种人的视角展示都市记忆时，作品显得尤为逼真而又深刻。乡下人进入城市站稳脚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必然经历一番难以言说的艰辛。《生活边缘》中的大学生小苏与夏末为了爱情留在城市，而“城市居然如此脆弱，仅仅是家的愿望就使一派繁华变成了一张灰”。然而，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却开始满足于小小的成功，在自己的小幸福中自我享受、自得其乐，很快便融入蝇营狗苟、斤斤计较、 碌碌无为、无所事事的小市民中去了，失却了初进城时的积极向上与雄心勃勃。《家里乱了》中的苟泉、《马氏父子》中的老马最终都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的某些成功人士在都市过的又是怎样的日子呢？《生活在天上》中的大儿子引以为自豪的是“只要有钱，夜夜我都可以当新郎”，《哥俩好》中的图南背弃了“八代为师”的家族理想，赚来了大把的钞票，大学生图北进入城市很快成为二奶的二爷，他们这些人进入了城市并获得了大笔财富，却登上了欲望的快车，吃喝玩乐，最终丢失了心中意愿，迷失了自我。毕飞宇的深刻性就在于他没有简单地对他们的人生给予评判，却是站在这类人物的立场上来分析他们的特点，并试图为他们寻求解脱，虽然这种解脱的寻找最终往往沦为失败的悲观。
苟泉、图南们作为进城后的“乡下人”，在心理上和精神上他们一致认同自己是个“外来者”，他们虽然获得了城市人的身份，但乡村才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之根，是塑造他们精神和气质的最初场所，乡村与他们血脉相连，在他们的头脑中，还存在着浓厚的乡村意识或农民意识。这种乡村意识有时表现为极度的自卑，正如苟泉就是怕往乐果家里去，因为一到乐果家里他就想起自己是乡下人；乐果让他做家教贴补家用，他却说自己好歹也是城里人了，做家教没有脸面。《唱西皮二黄的一朵》中，一朵极为痛恨那个卖西瓜的乡下女人，就因她的长相和乡下口音提醒一朵她乡下人的身份，这一点让她感到羞耻。这种狭隘的自我意识有时又表现为丑陋与恶俗，一如苟泉找对象的促狭标准以及试图通过把对方“睡了”的手段来稳定他们关系的想法等，都是这种狭隘的乡村意识的体现。这种乡村意识有时又表现出对土地的无限眷恋与心灵上的归依感，“苟泉自己也怀疑，在城市里一说起那些穷乡僻壤，怎么那样诗情画意，像童话，像风景，像黑白明信片”，因而在遇到“家里乱了”之类的挫折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带着女儿逃离城市，回归乡村。《哥俩好》中图南的最大希望便是弟弟图北能回到故乡去完成他未完成的“八代为师”的乡村教师梦，花再多的钱也在所不惜；图北在白天与尤欢醉生梦死，只有在夜晚回忆故乡的初恋时才能得到某种解脱。
三 直面城市人
毕飞宇的直面都市人的系列小说因其思考的不断深入，其作品主题也体现出深入、深刻化的特点。例如：欲望对人的异化、空洞化、扁平化；人的灵魂能否拯救物质世界；传统的爱情、友情、正义在现代社会的现实遭遇；男性在爱情、婚姻被金钱、物欲挤压下承受的伤害；女性在物欲泛滥和沉闷婚姻生活中的渴望、堕落的放纵，等等。我们在这里把它们归结为两点：即人的物化和物化之后的虚无。
在毕飞宇看来，金钱是人被物化的始作俑者，《哥俩好》中他写道：“钱是宿命，让你有命无运，让你有运无命。钱是拴在尾巴上的一块骨头，你追得越猛它跑得越快，它近在咫尺，无穷无尽地满足你的视觉与嗅觉，最后你只能停下来，站在原地大口喘息。”正是基于对“钱”的这一认识，他笔下的都市人物大多信奉金钱至上。《家里乱了》中的乐果在第一次卖身后，面对她有好感男人给的800元钱，“她的愤怒其实是有点夸张的，并不致命，并不锐利，是可以承受和应允的，甚至还是很快乐的”。为了钱，《哥俩好》中大学生图北心甘情愿地当上了二奶尤欢的二爷，《生活边缘》中大学生小苏当上了汪老板的陪聊，《那个夏天 那个秋天》中大学生耿东亮放弃了母亲、老师的期望，辍学之后最终沦为女老板罗绮的情人。《睁大眼睛睡觉》中的“我”更是直白地喊道：“生活好。活着好。潮湿好。身体好。女人好。爽洁好。和女人性交好。高潮好。澄明好。健康好。青翠好。自由好。宁静好。南京好。生活好。有钱就更好。”在这些人的心目中，金钱显然已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与工具，它们被赋予了神一般的光芒与力量，成为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金钱成为了他们生存的全部理由，金钱可以买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可以使他们摆脱生活的责任与负累，可以使他们摆脱痛苦的思考，投入时尚的生活中去尽情潇洒，放肆享乐。就这样，在毕飞宇的眼中，金钱轻而易举地、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对人的第一重物化。
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面对可以带来无上物质享受的金钱，被物化后的男人、女人们只能是变坏，毕飞宇小说中的人物也难以免俗。作为人生命中最为隐秘、最具有生命活力和感官刺激的“性”，首当其冲地成为男人、女人交换的商品。正如评论家所指出的：“人类的性行为正被当作消费品分门别类，性成了一件日常用品，像麦片或家具摆在欲望的超级市场里。”作为都市人的“现代性”之一的“性开放”，在毕飞宇的笔下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首先，性爱至上。在这些都市人物中，不管是成功的男人，还是寂寞的女人，或是开放的新新人类，他们诠释生活品质的方式都是“性”。《故地》中推销员阿海与妻子梅朵两年多的婚姻关系概括起来很简单——“不是他睡她，就是她睡他”。《元旦之夜》中暴发之后发哥的最大愿望就是“睡遍天下所有的美人”。《生活在天上》中的儿子说：“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夜夜我都可以当新郎。”《与阿来生活二十二天》中女人阿来更是指出：“希望两三天能摸一回麻将，两三天能享受一次稳定的、持久的、高质量的性爱……这就是我的英特纳雄耐尔。”其次，把“性”作为改变生活的方式。其作品中这类都市人多为有家有室的中青年妇女。《家里乱了》中乐果喜欢男人对她的追逐，喜欢在男人目光的注视下展示自己，喜欢用身体换取金钱的工作。《那个夏天 那个秋天》中事业有成的中年女人罗绮，用可以当她儿子的帅哥耿东亮来点燃自己的“第二个春天”。《青衣》中的筱燕秋用与烟厂老板上床的方法来换取《奔月》的演出机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红的假日》这个颇具功力的中篇。林红算得上是都市的“头面人物”，身居要职，处处以身作则，生活留给她的感觉只有“忙”和“累”两种，这使她在都市里有种“梦中行走”的感觉，“每一步都是身不由己”。在“坏女人”青果的提醒下，她决定出游。弗洛伊德早就预言过，人的出游有渴望宣泄欲望的嫌疑。虽然最终林总的“放纵”与“逃离”以自己和张下属的放弃宣告失败，但林红选择的“逃离”方式却代表了都市人选择的普遍性，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个体感到其身体是一个客体，与世界中其他客体一样，而不是自身存在的核心。身体不再是他起初自我的核心，而成为某个假自我（false self）的核心。”心的麻木与虚无带来了身的堕落与放纵，“性”完成了对人的第二重物化。
毕飞宇的这些小说虽然大都采用了写实的手法，但具体到不同的篇章与人物之中，作者还是不免露出了他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在《男人还剩下什么》中他对于世俗的眼光来了一番辛辣的反讽。《睁大眼睛睡觉》中他对“我”与“小三子”的“爱情”给予了有限而必要的同情，并替“我”对马杆的友情感到心酸与感动。《与阿来生活二十二天》中抒发了对男人那种为女人而角斗的骑士精神丧失的怅惘与无奈。当然，更主要的是毕飞宇表达了对于物化后人类的虚无与颓丧的无限担忧。《遥控》是具有卡夫卡《变形记》特征的作品，作品虚构了一个完全被掏空了精神内核的“遥控”都市人，他身高一米七，体重一百九，而且还在不断攀升，高科技、现代化的物质世界带给他无尽的物质享受，把一个个遥控器送到他的手中，而他生命的丰富性、体验性及行动能力却完全被替代和掏空了。最后，他连最原始的性功能都失去了，遥控人最终被物质世界所遥控，遥控人丧失掉了最后一点伤痛的能力。在这个近似寓言的故事中，毕飞宇所要传达的是脱离了精神指向的人的极端化状态，从而表达出他对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的恐惧与担忧。从这种意义上说，毕飞宇也否定了新生代小说家把物质欲望单独剥离出来使之本体化的倾向，恢复了物欲对精神的依赖。
参考文献：
[1] 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三联书店，2002年版。
[2] R·D·莱恩：《分裂的自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黄婷，女，1980—，湖南长沙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文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