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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造国民性作为乡土小说的主题，自鲁迅起至今已一个世纪，陈继明的中篇小说《每一个下午》告诉我们，即使在社会转型的当下，国民性中诸如奴性、依附性、官本位意识等病态成分依然像幽灵一样徘徊不去。陈继明既承续了鲁迅批判国民性传统，又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努力，他不但“揭出了病苦”，还开出了“药方”，使得乡土小说的主题意蕴向前迈进了一步。
关键词：《每一个下午》 乡土人格 精神阵痛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陈继明是以宁夏作家群“三棵树”之一引起批评家注意的。丁帆曾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高度评价了陈继明的乡土小说和城市小说，郎伟对陈继明写“惯常的人生故事”的小说也非常赞赏。在我看来，其乡土小说是他写得最为出色的题材之一。陈继明的《每一个下午》（以下简称《每》）最早发表在《黄河文学》2009年第10期，随后被《小说月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转载。《小说选刊》2009年第11期在转载时，同时还刊载了陈继明的创作谈。陈继明继续凭借他长于心理分析的优势，通过叙写当下农村一桩丧事，把笔触伸向“幽微的不明确的未知领域”，挑开生活的一角，展示了社会转型期乡土人格重塑过程中人们内心的艰难挣扎与痛苦反思，为乡土人格的精神走向，开辟出了一条健康的轨迹。
一 乡土病态人格之丑
《每》的主人公是二十岁的农村少妇晚晚。晚晚三个月大的孩子不幸得了白血病，家人向当交通局局长的连臣求救被拒绝。孩子因无钱医治很快死去，晚晚为此精神失常，从此晚晚家人对连臣心怀怨恨。不久，连臣年迈的母亲病重，连臣兄妹不惜花重金延长其母的生命。晚晚的公公借机拔掉氧气，导致连臣母亲当场死亡。死亡是人生的宿命，也是小说常见的主题，本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但陈继明的高超之处在于把两种人的死亡设置在对比的语境当中，通过一个稚嫩生命的迅速消失与一个老迈生命的缓慢衰竭的对比，用审视的眼光关照丰富复杂的人生世态，刻写了在当下语境中国民性中某些“深藏不露”的东西，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国民性中那些“苍老极了”的丑陋与病态。
首先是“官人”的媚态中所体现出来的“奴性”。连臣因在城里当官，村里人把连臣“像活菩萨一样爱着敬着”。知道连臣回村，“满目的沟沟坎坎都洋溢着媚态了”，人就更是如此了。村里人的“奴性”集中体现在连臣妈的丧事上。给连臣妈办丧事，全村人出动，全队每家都去一个人帮忙哭丧。晚晚家对连臣家虽心有怨恨，晚晚的婆婆也为能够加入哭丧的行列感到得意。连臣为没能帮上晚晚表示自责时，座中人就“争着列举连臣的功劳”，劝连臣不要在意。他们把连臣妈的丧事办得非常隆重，似乎把生命看得特别重要，但是他们对晚晚儿子的死以及晚晚的精神失常却表现得非常冷漠，所有这些很难认为是民风淳朴的表现。村里半大孩子拿出连臣给的中华烟时，那句充满自豪感的“连臣给的”把他们内里的奴性暴露无遗，这与鲁迅曾犀利嘲讽的遭到赵太爷斥骂却引以为骄傲的阿Q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民国初年，梁启超、林纾就把奴性视为国民劣根性之首加以批判，鲁迅用他的杂文和小说当作匕首也投向了国人性格中的奴性。一个世纪已经过去，陈继明告诉我们，事情并不乐观，奴性像幽灵一样依然依附在国人的灵魂之中。
与奴性紧密相关的是强烈的依附性。依附性也曾是林纾猛烈抨击的对象，他说：“为国家而藉助于人，虞心因之而滋，斗志因之以馁，一不得力，则举国张皇。”林纾对依附性的抨击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重忧思。实际上，这种依附性时至今日仍是国人病态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陈继明笔下的海棠村人不但奴性十足，依附性也十分强烈，不管是村里集体的事情还是个人的事情，都依赖做官的连臣。村里修路要靠在交通局当副局长的连臣，村里通自来水要靠调到水利局当局长的连臣，村里人有事情都去找连臣帮忙，晚晚家也不例外。连臣之所以慷慨相助是因为手中握有权力，无论是修路、通自来水这样的大事，还是招待村里人吃喝这样的小事，都无需他私人付出什么。一旦需要他私人掏腰包时，他立刻现出自私吝啬的一面，拒绝帮晚晚救儿子就是有力的证明。所以，被村里人像活菩萨一样爱着敬着的连臣并不可靠。在这种情况下，依附者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张皇失措，其病态人格的特征也立刻显现出来，晚晚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村里人都希望连臣妈活着，目的只是为了日后有事情好请连臣帮忙，由此国人性格中自私、狡黠、怠惰之心可见一斑。
另外，《每》通过写连臣家的丧事批判了国人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中国思想史流传至今的那串伴生概念，诸如入世与出世、兼济与慎独、庙堂与江湖、中心与边缘，等等，皆出自政治为轴心的官本位文化，一切以权力为转移，依此为参照，则权力无疑是天下最具威势、最具价值的。”因而，在几千年来的士大夫文化中，“学而优则仕”几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不但如此，即使在民间，“官本位”意识也已经深入骨髓。基于对“官本位”文化的反思，“官本位”成为了许多文学作品与影视剧的批判对象。如近年热播的清宫戏、风行一时的官场小说就是如此。“官本位”也是当下乡土小说作家关注较多的一个主题。如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第三部《青烟或白雾》、阎真的《沧浪之水》、李佩甫的《城的灯》与《羊的门》、毕飞宇的中篇《玉米》等。以上作品大都直接以官场为书写对象，或者在表现乡土民间时侧重书写官场。而陈继明的《每》从“庙堂”与“江湖”两个方面刻写了国民性中的“官本位”思想：一个方面是身居“庙堂”的连臣。小说没有正面写连臣在官场中的所作所为，而是侧面写他如何与海棠村人打交道。连臣回海棠村，总是让司机把车停在村外，自己下车后走回家。遇到人总是态度和蔼，回村时也总是好烟、好酒、好菜招待村里人。喝酒划拳时，连臣该赢则赢，该输则输。他揣摩透了在座人等的心理，让人人欢喜、个个高兴，从此可以想见连臣在官场上的八面玲珑。所以，他先是交通局的副局长，后是水利局局长，一路攀升。连臣深谙为官之道，处处为“小”，处处伏“低”，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官位，因而可以看出在连臣眼中“官”的分量。另一方面是身居“江湖”的海棠村人。他们虽身处社会最低层，是“官”的对立面，按理应该没有官本位思想，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甘愿匍匐于权力的脚下，依附于“官”、谄媚于“官”。他们的苦难所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他们心底蛰伏着顽固的“官本位”思想。前文所论“奴性”与“依附性”归根到底是“官本位”思想在做怪。陈独秀当年曾说：“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有‘做官发财’四个大字。”“发财”暂且不论，“官本位”思想确实至今仍在国人思想中有露骨的表现。
《小说选刊》2009年第11期扉页上的“阅读与阐释”中说，“作家陈继明在看‘山’，山还是那座山，只是距离不同，角度有异，作家的目光便从熟视无睹中脱缰而出，那座‘山’也就有了新的含义。”陈继明自觉站在启蒙立场上，以知识分子的理性目光审视着国人的病态人格，其批判的锋芒不可谓不犀利。
二 乡土健康人格的新生之痛
《每》对国民性的思考并未停留在揭露与批判上，而是进一步为国民健康人格的形成指出了一条出路：宽容、坚强、自立、自强。这一点小说主要通过晚晚的成长传达了出来。晚晚的疯癫既是失子之后内心痛苦所致，也是失去连臣这一靠山之后内心忧虑与痛苦的表征。晚晚并不想一直疯下去，但内心又恨意未消。当得知连臣妈病重回乡后，晚晚到连臣家大哭一场，初次公开表露了她的失子之痛，同时借题发挥，表达了对连臣关键时候不出手相救的指责。之后，晚晚开始反省自己，“她确实也烦自己，没完没了地生事”，给在广州打工的丈夫打电话，表示要离开海棠村，不想一直纠缠在痛苦之中，此时晚晚的健康人格已经萌芽。这里，晚晚想做正常人的愿望、在连臣家痛哭的行为、对自己没完没了生事表示厌烦的自省，都是她日后形成健康人格的良好基础。
晚晚虽然做过反省，但内心充满了矛盾，就此离去觉得不甘心，留下来又感觉痛苦。在去与留之间，在沉浸痛苦与超脱痛苦之间，也即健康人格与病态人格之间，晚晚挣扎着，旧病再次发作。晚晚在半是清醒半是疯癫中，听到人们议论“钱”，心情极为烦乱。她正是因为没有钱才失去了孩子，以往受了刺激就会发病，但这次她努力控制自己，没有发病，此举证明她的病在好转。小说接下来写了晚晚的公公趁只有他一人看护连臣妈的机会，拔掉了氧气管，致使连臣妈当场死亡。在“拔氧事件”的刺激下，晚晚又一次失去控制，在疯癫状态下，晚晚隔墙听到两个人在议论连臣家收到的丧礼钱达六十多万。此时再次听到“钱”，无异于火上浇油，因而，晚晚内心翻腾起来：连臣妈死前村里人争相帮忙，家里人满为患，自己儿子死前无人问津，求告无门；连臣妈死后葬礼隆重，礼钱异常丰厚，自己儿子死后只能随便扔到医院附近的山沟里。晚晚在巨大的反差对比中，受到了最强烈的刺激，她冲进院子，跳进了自家的水窖里，至此，晚晚的病态心理在一次又一次的刺激下达到极致。这一阶段，晚晚的健康人格在成长，在与痼疾分裂，同时旧病不时冒出来与新生力量抗衡。在两种力量撕扯之中，虽然健康人格在成长，却终于未能抵得住一次“拔氧事件”、两次谈“钱”的接连打击，晚晚的精神再次崩溃。
晚晚被人及时从水窖里救了出来，自杀未成。在去医院途中，苏醒过来的晚晚听到了队长和婆婆的对话。原来，为救晚晚，村长自作主张把连臣家厚厚的一信封礼钱给了送晚晚的队长，队长想借为晚晚看病的机会，把看病花剩下的钱据为己有。听到这些以后，晚晚真正觉醒了。那一番对话，让她看清了队长的利欲熏心，看清了自己一家自私狭隘的报复与怨恨，“她看清了万事万物的底，心头的委屈竟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晚晚谅解冷酷的连臣之时，就是她摆脱痛苦之日，更是她健康人格形成之日。
此时的晚晚感受到了劳动的美好，她获得了看待事物时一种“游离和俯瞰”的眼光。连臣家的丧事仍然在隆重热闹地进行着，因为获得了“游离和俯瞰”的眼光，连臣家的葬礼不再成为刺激晚晚的因素，海棠村人和晚晚一样也“醒”过来了。丧事还是那桩丧事，因为人们心态的转变，与原来的况味截然不同了。原来呈现媚态的沟沟坎坎，现在换上了全新的容颜。在小说结尾，陈继明写到：“那些低矮错落的农家瓦房倒显得有几分傲气了，包括晚晚家的那几间老房子。”
晚晚哭过、闹过、疯狂过、死过，经过一次次心灵上的磨砺、一阵阵撕裂般的疼痛，最后完全摆脱了痼疾。她怀着无限依恋与牵挂，将要离开海棠村到象征文明与现代的广州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去了。晚晚和村里人一道，终于从自私、狭隘、惯于依赖别人、奴性十足的病态扭曲的人格中挣扎出来，甩掉了禁锢他们的精神枷锁，以宽容、豁达的心态面对过去，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踏上了一条自尊、自立、自强的生活之路。
改造国民性问题自鲁迅时代至今，期间曲折起伏，但即使在当今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时代，仍有一批作家关注国民性，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陈继明就属于这一行列。作家在继承鲁迅传统的同时，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努力，他不但揭出病苦，还开出了“药方”，使得乡土小说的主题意蕴向前发展了一步。虽然这一步并不起自陈继明，但陈继明在这条道路上无疑走得很有力度，《每》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 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郎伟：《负重的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 陈继明：《写作的前提》，《小说选刊》，2009年第11期。
[4] 马德翠：《林纾的国民性焦虑》，《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5] 武斌：《话说“官本位”》，《求是》，2000年第24期。
[6] 夏中义：《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李琦，女，1966—，山东淄博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宁夏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关键词：《每一个下午》 乡土人格 精神阵痛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陈继明是以宁夏作家群“三棵树”之一引起批评家注意的。丁帆曾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高度评价了陈继明的乡土小说和城市小说，郎伟对陈继明写“惯常的人生故事”的小说也非常赞赏。在我看来，其乡土小说是他写得最为出色的题材之一。陈继明的《每一个下午》（以下简称《每》）最早发表在《黄河文学》2009年第10期，随后被《小说月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转载。《小说选刊》2009年第11期在转载时，同时还刊载了陈继明的创作谈。陈继明继续凭借他长于心理分析的优势，通过叙写当下农村一桩丧事，把笔触伸向“幽微的不明确的未知领域”，挑开生活的一角，展示了社会转型期乡土人格重塑过程中人们内心的艰难挣扎与痛苦反思，为乡土人格的精神走向，开辟出了一条健康的轨迹。
一 乡土病态人格之丑
《每》的主人公是二十岁的农村少妇晚晚。晚晚三个月大的孩子不幸得了白血病，家人向当交通局局长的连臣求救被拒绝。孩子因无钱医治很快死去，晚晚为此精神失常，从此晚晚家人对连臣心怀怨恨。不久，连臣年迈的母亲病重，连臣兄妹不惜花重金延长其母的生命。晚晚的公公借机拔掉氧气，导致连臣母亲当场死亡。死亡是人生的宿命，也是小说常见的主题，本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但陈继明的高超之处在于把两种人的死亡设置在对比的语境当中，通过一个稚嫩生命的迅速消失与一个老迈生命的缓慢衰竭的对比，用审视的眼光关照丰富复杂的人生世态，刻写了在当下语境中国民性中某些“深藏不露”的东西，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国民性中那些“苍老极了”的丑陋与病态。
首先是“官人”的媚态中所体现出来的“奴性”。连臣因在城里当官，村里人把连臣“像活菩萨一样爱着敬着”。知道连臣回村，“满目的沟沟坎坎都洋溢着媚态了”，人就更是如此了。村里人的“奴性”集中体现在连臣妈的丧事上。给连臣妈办丧事，全村人出动，全队每家都去一个人帮忙哭丧。晚晚家对连臣家虽心有怨恨，晚晚的婆婆也为能够加入哭丧的行列感到得意。连臣为没能帮上晚晚表示自责时，座中人就“争着列举连臣的功劳”，劝连臣不要在意。他们把连臣妈的丧事办得非常隆重，似乎把生命看得特别重要，但是他们对晚晚儿子的死以及晚晚的精神失常却表现得非常冷漠，所有这些很难认为是民风淳朴的表现。村里半大孩子拿出连臣给的中华烟时，那句充满自豪感的“连臣给的”把他们内里的奴性暴露无遗，这与鲁迅曾犀利嘲讽的遭到赵太爷斥骂却引以为骄傲的阿Q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民国初年，梁启超、林纾就把奴性视为国民劣根性之首加以批判，鲁迅用他的杂文和小说当作匕首也投向了国人性格中的奴性。一个世纪已经过去，陈继明告诉我们，事情并不乐观，奴性像幽灵一样依然依附在国人的灵魂之中。
与奴性紧密相关的是强烈的依附性。依附性也曾是林纾猛烈抨击的对象，他说：“为国家而藉助于人，虞心因之而滋，斗志因之以馁，一不得力，则举国张皇。”林纾对依附性的抨击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重忧思。实际上，这种依附性时至今日仍是国人病态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陈继明笔下的海棠村人不但奴性十足，依附性也十分强烈，不管是村里集体的事情还是个人的事情，都依赖做官的连臣。村里修路要靠在交通局当副局长的连臣，村里通自来水要靠调到水利局当局长的连臣，村里人有事情都去找连臣帮忙，晚晚家也不例外。连臣之所以慷慨相助是因为手中握有权力，无论是修路、通自来水这样的大事，还是招待村里人吃喝这样的小事，都无需他私人付出什么。一旦需要他私人掏腰包时，他立刻现出自私吝啬的一面，拒绝帮晚晚救儿子就是有力的证明。所以，被村里人像活菩萨一样爱着敬着的连臣并不可靠。在这种情况下，依附者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张皇失措，其病态人格的特征也立刻显现出来，晚晚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村里人都希望连臣妈活着，目的只是为了日后有事情好请连臣帮忙，由此国人性格中自私、狡黠、怠惰之心可见一斑。
另外，《每》通过写连臣家的丧事批判了国人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中国思想史流传至今的那串伴生概念，诸如入世与出世、兼济与慎独、庙堂与江湖、中心与边缘，等等，皆出自政治为轴心的官本位文化，一切以权力为转移，依此为参照，则权力无疑是天下最具威势、最具价值的。”因而，在几千年来的士大夫文化中，“学而优则仕”几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不但如此，即使在民间，“官本位”意识也已经深入骨髓。基于对“官本位”文化的反思，“官本位”成为了许多文学作品与影视剧的批判对象。如近年热播的清宫戏、风行一时的官场小说就是如此。“官本位”也是当下乡土小说作家关注较多的一个主题。如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第三部《青烟或白雾》、阎真的《沧浪之水》、李佩甫的《城的灯》与《羊的门》、毕飞宇的中篇《玉米》等。以上作品大都直接以官场为书写对象，或者在表现乡土民间时侧重书写官场。而陈继明的《每》从“庙堂”与“江湖”两个方面刻写了国民性中的“官本位”思想：一个方面是身居“庙堂”的连臣。小说没有正面写连臣在官场中的所作所为，而是侧面写他如何与海棠村人打交道。连臣回海棠村，总是让司机把车停在村外，自己下车后走回家。遇到人总是态度和蔼，回村时也总是好烟、好酒、好菜招待村里人。喝酒划拳时，连臣该赢则赢，该输则输。他揣摩透了在座人等的心理，让人人欢喜、个个高兴，从此可以想见连臣在官场上的八面玲珑。所以，他先是交通局的副局长，后是水利局局长，一路攀升。连臣深谙为官之道，处处为“小”，处处伏“低”，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官位，因而可以看出在连臣眼中“官”的分量。另一方面是身居“江湖”的海棠村人。他们虽身处社会最低层，是“官”的对立面，按理应该没有官本位思想，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甘愿匍匐于权力的脚下，依附于“官”、谄媚于“官”。他们的苦难所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他们心底蛰伏着顽固的“官本位”思想。前文所论“奴性”与“依附性”归根到底是“官本位”思想在做怪。陈独秀当年曾说：“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有‘做官发财’四个大字。”“发财”暂且不论，“官本位”思想确实至今仍在国人思想中有露骨的表现。
《小说选刊》2009年第11期扉页上的“阅读与阐释”中说，“作家陈继明在看‘山’，山还是那座山，只是距离不同，角度有异，作家的目光便从熟视无睹中脱缰而出，那座‘山’也就有了新的含义。”陈继明自觉站在启蒙立场上，以知识分子的理性目光审视着国人的病态人格，其批判的锋芒不可谓不犀利。
二 乡土健康人格的新生之痛
《每》对国民性的思考并未停留在揭露与批判上，而是进一步为国民健康人格的形成指出了一条出路：宽容、坚强、自立、自强。这一点小说主要通过晚晚的成长传达了出来。晚晚的疯癫既是失子之后内心痛苦所致，也是失去连臣这一靠山之后内心忧虑与痛苦的表征。晚晚并不想一直疯下去，但内心又恨意未消。当得知连臣妈病重回乡后，晚晚到连臣家大哭一场，初次公开表露了她的失子之痛，同时借题发挥，表达了对连臣关键时候不出手相救的指责。之后，晚晚开始反省自己，“她确实也烦自己，没完没了地生事”，给在广州打工的丈夫打电话，表示要离开海棠村，不想一直纠缠在痛苦之中，此时晚晚的健康人格已经萌芽。这里，晚晚想做正常人的愿望、在连臣家痛哭的行为、对自己没完没了生事表示厌烦的自省，都是她日后形成健康人格的良好基础。
晚晚虽然做过反省，但内心充满了矛盾，就此离去觉得不甘心，留下来又感觉痛苦。在去与留之间，在沉浸痛苦与超脱痛苦之间，也即健康人格与病态人格之间，晚晚挣扎着，旧病再次发作。晚晚在半是清醒半是疯癫中，听到人们议论“钱”，心情极为烦乱。她正是因为没有钱才失去了孩子，以往受了刺激就会发病，但这次她努力控制自己，没有发病，此举证明她的病在好转。小说接下来写了晚晚的公公趁只有他一人看护连臣妈的机会，拔掉了氧气管，致使连臣妈当场死亡。在“拔氧事件”的刺激下，晚晚又一次失去控制，在疯癫状态下，晚晚隔墙听到两个人在议论连臣家收到的丧礼钱达六十多万。此时再次听到“钱”，无异于火上浇油，因而，晚晚内心翻腾起来：连臣妈死前村里人争相帮忙，家里人满为患，自己儿子死前无人问津，求告无门；连臣妈死后葬礼隆重，礼钱异常丰厚，自己儿子死后只能随便扔到医院附近的山沟里。晚晚在巨大的反差对比中，受到了最强烈的刺激，她冲进院子，跳进了自家的水窖里，至此，晚晚的病态心理在一次又一次的刺激下达到极致。这一阶段，晚晚的健康人格在成长，在与痼疾分裂，同时旧病不时冒出来与新生力量抗衡。在两种力量撕扯之中，虽然健康人格在成长，却终于未能抵得住一次“拔氧事件”、两次谈“钱”的接连打击，晚晚的精神再次崩溃。
晚晚被人及时从水窖里救了出来，自杀未成。在去医院途中，苏醒过来的晚晚听到了队长和婆婆的对话。原来，为救晚晚，村长自作主张把连臣家厚厚的一信封礼钱给了送晚晚的队长，队长想借为晚晚看病的机会，把看病花剩下的钱据为己有。听到这些以后，晚晚真正觉醒了。那一番对话，让她看清了队长的利欲熏心，看清了自己一家自私狭隘的报复与怨恨，“她看清了万事万物的底，心头的委屈竟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晚晚谅解冷酷的连臣之时，就是她摆脱痛苦之日，更是她健康人格形成之日。
此时的晚晚感受到了劳动的美好，她获得了看待事物时一种“游离和俯瞰”的眼光。连臣家的丧事仍然在隆重热闹地进行着，因为获得了“游离和俯瞰”的眼光，连臣家的葬礼不再成为刺激晚晚的因素，海棠村人和晚晚一样也“醒”过来了。丧事还是那桩丧事，因为人们心态的转变，与原来的况味截然不同了。原来呈现媚态的沟沟坎坎，现在换上了全新的容颜。在小说结尾，陈继明写到：“那些低矮错落的农家瓦房倒显得有几分傲气了，包括晚晚家的那几间老房子。”
晚晚哭过、闹过、疯狂过、死过，经过一次次心灵上的磨砺、一阵阵撕裂般的疼痛，最后完全摆脱了痼疾。她怀着无限依恋与牵挂，将要离开海棠村到象征文明与现代的广州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去了。晚晚和村里人一道，终于从自私、狭隘、惯于依赖别人、奴性十足的病态扭曲的人格中挣扎出来，甩掉了禁锢他们的精神枷锁，以宽容、豁达的心态面对过去，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踏上了一条自尊、自立、自强的生活之路。
改造国民性问题自鲁迅时代至今，期间曲折起伏，但即使在当今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时代，仍有一批作家关注国民性，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陈继明就属于这一行列。作家在继承鲁迅传统的同时，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努力，他不但揭出病苦，还开出了“药方”，使得乡土小说的主题意蕴向前发展了一步。虽然这一步并不起自陈继明，但陈继明在这条道路上无疑走得很有力度，《每》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 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郎伟：《负重的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 陈继明：《写作的前提》，《小说选刊》，2009年第11期。
[4] 马德翠：《林纾的国民性焦虑》，《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5] 武斌：《话说“官本位”》，《求是》，2000年第24期。
[6] 夏中义：《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李琦，女，1966—，山东淄博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宁夏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