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后，紧接着在全党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李先念由于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被斥为“右倾思想”严重，首当其冲成为国务院财贸口的批判对象。
　　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财贸各部门的领导人与之在工作中多有接触，对李先念的为人和品德有深刻了解，有很多人和李先念的思想和看法相一致。中央担心财贸口对李先念的批判批不起来，或批得不深，所以9月初决定国务院财贸口与农林口合并，由谭震林主持召开财贸、农林各部党组书记会议，集中时间批评帮助李先念。
　　9月4日至7日，谭震林主持会议。他态度公正，发言也客观。当有人发言对李先念批评过头时，他就及时插话制止，申述毛泽东确定的“一批二帮”方针，引导会议避免出现过火斗争。随后召开财贸、农林口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由谭震林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李先念作补充发言，实际上在这个范围内作检讨。李先念说：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我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有错误。他还就关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基本建设等问题的“错误”认识作了具体检讨和说明。14日，李先念又在各省、市、自治区财贸书记务虚会上，以谈学习庐山会议精神的名义，作检讨发言。在这些过程中，谭震林一直在保护着李先念。对此，李先念深深感谢谭震林。
　　9月25日，毛泽东为李先念的检讨报告是否下发的问题，找他谈话。这次谈话给李先念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多次讲述这次谈话的情况。
　　李先念说：那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时毛主席还没有起床。他叫我进书房。一见面他就说，杞国人来了。接着就问我知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习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很吃惊，就坐下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
　　李先念说：“我在你面前是不会撒谎的。今天我得知济南市的粮店都开不了门。就将运往阳泉市的一列车粮掉头赶运济南市，以解燃眉之急。”毛泽东不仅耐心地听，还提出一些问题，李先念一一作答，毛泽东都听进去，尽管心情很沉重，但对李先念的态度却有了根本的改变，请李先念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不仅了解了真实情况，也再次真实地了解了李先念，不仅对李先念的气消了，而且支持李先念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所做的各项工作。
　　此后，李先念首先指导粮食部门摸清粮食的实际产量，消除虚假现象。为此，采取了生产队生产的粮食过秤入仓的办法。
　　其次，是周密组织粮食调运，力争保证大中城市粮食不脱销。为此，他不仅仔细研究、亲自计算粮食部的每期粮食购、销、调、存进度表，还向各省打电话询问或者找人来听取汇报。
　　第三，是积极主张进口粮食，缓和城乡关系，稳定农村，保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并周到安排抢卸、抢运。为此，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向周恩来并毛泽东报告，提出先进口12亿斤粮食或更多一些的建议，以解决急需。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能进20亿斤更好。后来李先念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由于抢运到国内粮食43亿斤，用在“刀刃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第四，是主张减少城市人口。由于压口粮、进口粮食、挖库存等办法都试过，日子还过得很艰难。李先念苦思冥想，从实际出发，只有减少城市人口。
　　为此，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致信毛泽东，指出：江苏昆山县的一个贫农对前去调查的姚依林说“请你给毛主席带个信，借一点粮食给我们吃，秋后一定归还，不然实在吃不饱，没劲干活”。目前在粮食分配上存在两个主要矛盾：一是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即在两年大灾之后，在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下，既要适当提高农民的口粮，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要保证城市工矿区的需要。二是余粮区与缺粮区的矛盾。为解决当前粮食问题，可以按两个方案设想：第一方案即继续征购880亿斤，城市人口基本维持。第二方案即将征购任务减为840亿斤，城市人口减少一个相当的数字。最后说：经过反复考虑，还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重相权取其轻”，把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采用第二个方案可能好一些。这样做，工业的发展速度暂时会慢一些，但从长远看，对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是有利的。把农业搞上去了，有了粮食，有了原料，工业就比较容易上去。只要农业这着棋走活了，全局皆活。党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李先念的建议，将城市人口减掉2000万，极大地缓解了城乡的粮食紧张状况。
　　李先念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采取以上这些重大措施和竭尽全力地工作，不仅为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立了大功，也对较快地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