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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两个艺术典型——《儿子与情人》中的保罗和《雷雨》中的周萍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度，在诸多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在运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方法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两个人物身上体现出的“俄狄浦斯情结”之异同及其两性模式进行了深度分析后，本文发现，两人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性格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如变态和“多余”。
关键词：保罗 周萍 两性模式 性格 比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有评论家认为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是一部弗洛伊德式小说，它运用艺术的手法和自我剖析的形式对“俄狄浦斯情结”理论进行了深入探索；劳伦斯在书中描述了保罗的三种不同的爱恋经历。而曹禺《雷雨》中的那个涉世之初的周萍，为摆脱空虚、孤寂、满足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一次次、自觉不自觉地犯下乱伦之罪，在罪恶的旋涡中沉沦。
一 保罗和周萍的两性模式
1 从母子关系角度看
周萍和继母蘩漪一同渴求爱但又处于感情荒漠中，在地狱般的周公馆里，母子之情最终演变成了畸形恋情。尽管蘩漪也认识到自己已变得“母亲不是母亲，情人不是情人”，但只要能保持这种关系，她也愿意苟且地活下去。伦理道德在他们最基本、最原始的要求面前，此时都显得苍白无力。其实，蘩漪最终的爆发正是她的人性尊严遭受到践踏后所进行的本能反抗。
劳伦斯曾说，保罗最终认识到他和母亲之间的爱是病态的，他必须不屈服，不追随她走向黑暗、走向死亡。但母亲的离去也没能让他得到解脱，却是更加完善了他对母亲的忠诚。生存还是毁灭，在他的头脑里已无区别，在他的生命中，只有母亲存在才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一方面，保罗表现出对母亲的恋母倾向；另一方面，保罗也表现了对母亲的排斥和俄狄浦斯式对抗。这种情结使他感情和理智失去了和谐，失去了“本我”和“自我”之间的平衡，从而导致了他人格的不健全以及他成长历程的痛苦。
周萍接近而立之年，28岁。感情上相对比较独立，在后期他却处于被动状态。他和蘩漪之所以会发生不正常关系在于他们在骨子里都痛恨周朴园，起初又同情彼此境遇，这成为当时联结他俩的情感纽带。保罗二十来岁，感情上完全处于母亲的控制之下，这种扭曲的、异化的母爱严重地束缚了他的身心健康成长，使他同两位女友的交往都相继失败。莫雷尔太太始终使儿子处于自己的支配之下，让保罗一切都依附她；保罗也完全丧失了个性独立和自由空间。这两对扭曲的母子关系使得这两个悲剧性另类在精神上沉沦，心理上变态。
2 从与其他女性关系角度看
随着年龄的增长，当周萍懂得伦理后，情感追求与理性思考产生了激烈的冲撞。他也意识到苦海无涯，回头是岸，迫切需要进行自我拯救，急切需要新的力量去让自己能够脱离苦海。一心想要跳出罪恶的深渊的他最终选择了逃避，想用对四凤的爱迫退继母蘩漪的纠缠，从而摆脱乱伦禁忌的困扰，但他这样做无异于用弱者的灵魂来铺设了一条通往天国的不归路。事实上，他对四凤的爱却掺杂着自私，四凤并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情爱对象。毕竟这位周家大少爷在内心深处看不起她的“粗”，当“四凤不能了解他和他共鸣的时候”，他感到很失望，于是“又不自主地纵酒、寻欢、沉湎在新的刺激里”，这又显出他的胆怯和虚伪。《雷雨》中的三角、甚至多角情感纠葛复杂紧凑，矛盾冲突也更加尖锐，集中展示了有着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与糜烂。
生活在变态的母爱之中的保罗不仅丧失掉了男子汉气，也失去了正常的恋爱能力，最终导致自身心理变异和人格分裂。他和米丽安两个人的孤独更是可怕，这种柏拉图式纯精神之恋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组合；他和克莱拉的“狂欢式”的融合到最后也好似瞬间燃烧的花火，昙花一现之后悄悄坠落。所以说，保罗就是一个不完整的畸形人的化身。不过，与周萍相比，保罗在和其他女性的交往中虽然同样受到母亲的干扰和冲击，但他毕竟没有像周萍那样再次犯下乱伦之罪。周萍触及更多的是家庭伦理之大防，他暴露在外的是一颗在文明与欲望中挣扎的灵魂。
曹禺、劳伦斯各自围绕东、西方煤矿老板、煤矿工人家庭展开，通过两个悲剧性另类的心路历程反映出深刻的社会问题与心理问题，通过对人与人之间的核心和起点——家庭关系的细致描写，充分而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家庭的强烈冲击，家庭悲剧同时也导致了资本主义机器文明社会悲剧的愈演愈烈。传统意义上的“家”是令人感到温馨幸福的，然而两位作家笔下的家庭却是压抑的、令人窒息的。纵观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我们会发现正是这种机器大工业的文明使得无数人的感情变得压抑，紧张的机械生活节奏窒息了生机勃勃的人性。
二 保罗和周萍的性格特征
1 复杂、变态
保罗的感情细腻，他称呼母亲“小鸽子”、“小亲亲”。他的灵魂似乎总在关注她。在潜意识里，保罗还一直将母亲作为自己的性爱对象。他们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母子关系，更像是一对恋人。在长期受到畸形母爱的影响下，保罗感情上的病态最终导致了他在与三个女人间的爱恨情仇中心理变态和性格变异。说到底，他无力摆脱掉长久以来淤积在他心中的使他无法自由呼吸的、那永远无法解开的“俄狄浦斯情结”。不难想象，劳伦斯在刻画保罗时，便力求描绘出他那复杂性格的方方面面，包括人性、人格的种种未知因素，从而塑造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而这个“他”的人格却又是不完整的。
曹禺曾认为，周萍具有与周朴园相反的性格。其实应该说，他与蘩漪才是具有两种相反的性格：一个软弱动摇，妥协投降；一个坚强不屈，反抗斗争。周萍在许多地方倒是很像他的父亲：他有着资产阶级阔少爷的劣根性，在一时冲动之下，引诱了继母，使蘩漪跌进可怜又可悲的深渊。但就剩躯壳的他又根本没有勇气去爱这个女人，他要趁着还有力气的时候赶紧逃离。正是他对腐朽文化观念的认同和屈服，造成了他自己的苦难，也造成了别人的痛苦。他往昔的性情早已蜕尽，像鲁大海说的“阉鸡似的男子”，他俨然成为周朴园的权威地位的忠实拥护者和捍卫者。所以，周萍完全遗传了其父周朴园思想性格的阶级本质。王富仁认为，周萍这个形象“充分体现了那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在反封建思想斗争中的反复性，显示了他们时刻有向封建思想投降的发展趋向性。”应该说，曹禺颓废型叙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哀歌暮曲中，女性的命运是其中最震撼人心的乐章。周萍的表现也就成为影响该乐章的一个重要音符。他在价值取向上反复无常，性格也最终变了态。田本相认为周萍的自杀“在更多意义上是为那个崩溃腐朽的阶级敲响了丧钟”。正如《圣经》中所说：“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周萍在平时想到死，是因为他担心自己干的乱伦之事败露出来无脸做人。一旦他同蘩漪、四凤的不正当的关系败露以后，他易于轻生也属必然。剧作家让他自杀，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局。事实上，自杀意识和自杀行为本身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沉沦、性格变态的集中体现。
2 懦弱、多余
通常，我们会把周萍看成是一个半死的、懦弱的人，而忽视了他是一个28岁的年轻人。但曹禺谈到周萍时说，在他感情的潮涌起来的时候，他会贸然地做出终身诅咒的事……他是有道德观念的，有情爱的，但同时又是渴望着幸福生活的人。这个人物的热情实际上是让社会和环境给淹没了。他原本不是一个怯懦的人，他的怯懦在于做出了对不起父亲和弟弟的事情后又无法面对。蘩漪揭穿周朴园是“第一伪君子”，他极力为父亲辩护。在家里，唯有他才对父亲唯命是从。其实，当他回父亲身边时，周萍犹疑、怯弱的性格已经基本定型，而这一基本性格又导致了他后来的一系列错误与悲剧。在这三年中，周萍又经历了一个从恨父亲、愿他死到“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的思想演变过程。最后一幕，他开枪自杀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俄狄浦斯情结困扰下的两人尽管出现在不同时空中，但当我们立足于人与文学这样一种更具普遍性的视点上，就会发现这两个形象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那就是“多余”。首先，他们都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受到过新潮文化的熏陶，同时又被旧思想所束缚，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对现状的无奈使周萍意识到自己就这样成为游离于新旧道德之间的“多余人”。保罗亦是如此，他抛弃了社会，同时也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人。其次，他们都具有极其复杂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的复杂性来自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三组基本矛盾。这两人都有颗躁动不安的灵魂，即在灵与肉、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之中，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忧郁症。最后，他们都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他们的悲剧性不是表现于外部的有形的痛苦，而是表现在蕴藏于灵魂深处无形的精神磨难。
正如评论家赫尔岑所说，“多余人”的多余，是相对于他们安身立命的环境来说的。事实上，传统教育也是导致“多余人”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重要原因。他们接受了一些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有一定的理想追求；不满社会现实，厌恶上流社会而力图自拔。然而，旧式传统教育使这样两个保持儿童状态的孩子染上了一种社会病——忧郁、苦闷、懈怠。保罗具有较强的内心力量和性格力度，还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气质；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多余人”如周萍、子君等却正好相反，他们缺少自尊和自信，情感矛盾和精神痛苦也更深。他们虽然属于差不多的年龄段，但二者的思想、性格还是有些不同：保罗患上了令人同情的心理精神疾病，这一疾病反过来又强化了他变态的性格“垂直”形成，最终导致了他的爱情悲剧。周萍是那个病态社会、畸形家庭产生的畸形儿，性格缺陷让周萍犯下了令人不齿的乱伦之罪。在剧中，他的思想也是随着剧情发展而“曲线”发展的；其间，他也曾“痛改前非”，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悲剧。
三 结语
这样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却又如此相似的人物给我们带来些什么样的思考？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二者都经历了长期的情感和性格的嬗变，这也注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之中，才能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卢梭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两部作品包含了作者对人生哲理的求索，让读者感受到人的生命激情，从另一个侧面也让读者产生了对人性的追问和反思。从结局看来，尽管他们最终的归宿不同，但有一点是大致相同的，即他们都不为当时的社会所容，都成为不被接纳的“多余人”。曹禺和劳伦斯在各自作品中，都对人类生存困境进行了生动描述。周扬认为《雷雨》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保罗和周萍就不再只是两个人物形象，而分别是他们那个时代中一类人物或现象的缩影。其意义是广泛而深远的，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寻和思考。
注：本文系江西省教育厅教改课题“中文、外语专业文学教育比较研究——以外国文学教学为例”（项目编号：JXJG-10-1-4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埃·弗洛姆：《精神分析与宗教》，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3] 袁韵：《从〈雷雨〉的人物关系看作者的人性思考》，《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4] 张开斌：《一个美丽的空形》，《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5] 伊斓、王斑：《〈雷雨〉中走出的第三代周萍》，《中国戏剧》，2005年第6期。
[6] 韩洪举：《知识分子的性格悲剧——中俄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比较》，《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张育琴，女，1979—，吉林永吉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二语习得，工作单位：新余学院外国语学院。
黄赤强，男，1976—，江西宁都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工作单位：新余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保罗 周萍 两性模式 性格 比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有评论家认为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是一部弗洛伊德式小说，它运用艺术的手法和自我剖析的形式对“俄狄浦斯情结”理论进行了深入探索；劳伦斯在书中描述了保罗的三种不同的爱恋经历。而曹禺《雷雨》中的那个涉世之初的周萍，为摆脱空虚、孤寂、满足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一次次、自觉不自觉地犯下乱伦之罪，在罪恶的旋涡中沉沦。
一 保罗和周萍的两性模式
1 从母子关系角度看
周萍和继母蘩漪一同渴求爱但又处于感情荒漠中，在地狱般的周公馆里，母子之情最终演变成了畸形恋情。尽管蘩漪也认识到自己已变得“母亲不是母亲，情人不是情人”，但只要能保持这种关系，她也愿意苟且地活下去。伦理道德在他们最基本、最原始的要求面前，此时都显得苍白无力。其实，蘩漪最终的爆发正是她的人性尊严遭受到践踏后所进行的本能反抗。
劳伦斯曾说，保罗最终认识到他和母亲之间的爱是病态的，他必须不屈服，不追随她走向黑暗、走向死亡。但母亲的离去也没能让他得到解脱，却是更加完善了他对母亲的忠诚。生存还是毁灭，在他的头脑里已无区别，在他的生命中，只有母亲存在才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一方面，保罗表现出对母亲的恋母倾向；另一方面，保罗也表现了对母亲的排斥和俄狄浦斯式对抗。这种情结使他感情和理智失去了和谐，失去了“本我”和“自我”之间的平衡，从而导致了他人格的不健全以及他成长历程的痛苦。
周萍接近而立之年，28岁。感情上相对比较独立，在后期他却处于被动状态。他和蘩漪之所以会发生不正常关系在于他们在骨子里都痛恨周朴园，起初又同情彼此境遇，这成为当时联结他俩的情感纽带。保罗二十来岁，感情上完全处于母亲的控制之下，这种扭曲的、异化的母爱严重地束缚了他的身心健康成长，使他同两位女友的交往都相继失败。莫雷尔太太始终使儿子处于自己的支配之下，让保罗一切都依附她；保罗也完全丧失了个性独立和自由空间。这两对扭曲的母子关系使得这两个悲剧性另类在精神上沉沦，心理上变态。
2 从与其他女性关系角度看
随着年龄的增长，当周萍懂得伦理后，情感追求与理性思考产生了激烈的冲撞。他也意识到苦海无涯，回头是岸，迫切需要进行自我拯救，急切需要新的力量去让自己能够脱离苦海。一心想要跳出罪恶的深渊的他最终选择了逃避，想用对四凤的爱迫退继母蘩漪的纠缠，从而摆脱乱伦禁忌的困扰，但他这样做无异于用弱者的灵魂来铺设了一条通往天国的不归路。事实上，他对四凤的爱却掺杂着自私，四凤并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情爱对象。毕竟这位周家大少爷在内心深处看不起她的“粗”，当“四凤不能了解他和他共鸣的时候”，他感到很失望，于是“又不自主地纵酒、寻欢、沉湎在新的刺激里”，这又显出他的胆怯和虚伪。《雷雨》中的三角、甚至多角情感纠葛复杂紧凑，矛盾冲突也更加尖锐，集中展示了有着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与糜烂。
生活在变态的母爱之中的保罗不仅丧失掉了男子汉气，也失去了正常的恋爱能力，最终导致自身心理变异和人格分裂。他和米丽安两个人的孤独更是可怕，这种柏拉图式纯精神之恋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组合；他和克莱拉的“狂欢式”的融合到最后也好似瞬间燃烧的花火，昙花一现之后悄悄坠落。所以说，保罗就是一个不完整的畸形人的化身。不过，与周萍相比，保罗在和其他女性的交往中虽然同样受到母亲的干扰和冲击，但他毕竟没有像周萍那样再次犯下乱伦之罪。周萍触及更多的是家庭伦理之大防，他暴露在外的是一颗在文明与欲望中挣扎的灵魂。
曹禺、劳伦斯各自围绕东、西方煤矿老板、煤矿工人家庭展开，通过两个悲剧性另类的心路历程反映出深刻的社会问题与心理问题，通过对人与人之间的核心和起点——家庭关系的细致描写，充分而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家庭的强烈冲击，家庭悲剧同时也导致了资本主义机器文明社会悲剧的愈演愈烈。传统意义上的“家”是令人感到温馨幸福的，然而两位作家笔下的家庭却是压抑的、令人窒息的。纵观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我们会发现正是这种机器大工业的文明使得无数人的感情变得压抑，紧张的机械生活节奏窒息了生机勃勃的人性。
二 保罗和周萍的性格特征
1 复杂、变态
保罗的感情细腻，他称呼母亲“小鸽子”、“小亲亲”。他的灵魂似乎总在关注她。在潜意识里，保罗还一直将母亲作为自己的性爱对象。他们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母子关系，更像是一对恋人。在长期受到畸形母爱的影响下，保罗感情上的病态最终导致了他在与三个女人间的爱恨情仇中心理变态和性格变异。说到底，他无力摆脱掉长久以来淤积在他心中的使他无法自由呼吸的、那永远无法解开的“俄狄浦斯情结”。不难想象，劳伦斯在刻画保罗时，便力求描绘出他那复杂性格的方方面面，包括人性、人格的种种未知因素，从而塑造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而这个“他”的人格却又是不完整的。
曹禺曾认为，周萍具有与周朴园相反的性格。其实应该说，他与蘩漪才是具有两种相反的性格：一个软弱动摇，妥协投降；一个坚强不屈，反抗斗争。周萍在许多地方倒是很像他的父亲：他有着资产阶级阔少爷的劣根性，在一时冲动之下，引诱了继母，使蘩漪跌进可怜又可悲的深渊。但就剩躯壳的他又根本没有勇气去爱这个女人，他要趁着还有力气的时候赶紧逃离。正是他对腐朽文化观念的认同和屈服，造成了他自己的苦难，也造成了别人的痛苦。他往昔的性情早已蜕尽，像鲁大海说的“阉鸡似的男子”，他俨然成为周朴园的权威地位的忠实拥护者和捍卫者。所以，周萍完全遗传了其父周朴园思想性格的阶级本质。王富仁认为，周萍这个形象“充分体现了那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在反封建思想斗争中的反复性，显示了他们时刻有向封建思想投降的发展趋向性。”应该说，曹禺颓废型叙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哀歌暮曲中，女性的命运是其中最震撼人心的乐章。周萍的表现也就成为影响该乐章的一个重要音符。他在价值取向上反复无常，性格也最终变了态。田本相认为周萍的自杀“在更多意义上是为那个崩溃腐朽的阶级敲响了丧钟”。正如《圣经》中所说：“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周萍在平时想到死，是因为他担心自己干的乱伦之事败露出来无脸做人。一旦他同蘩漪、四凤的不正当的关系败露以后，他易于轻生也属必然。剧作家让他自杀，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局。事实上，自杀意识和自杀行为本身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沉沦、性格变态的集中体现。
2 懦弱、多余
通常，我们会把周萍看成是一个半死的、懦弱的人，而忽视了他是一个28岁的年轻人。但曹禺谈到周萍时说，在他感情的潮涌起来的时候，他会贸然地做出终身诅咒的事……他是有道德观念的，有情爱的，但同时又是渴望着幸福生活的人。这个人物的热情实际上是让社会和环境给淹没了。他原本不是一个怯懦的人，他的怯懦在于做出了对不起父亲和弟弟的事情后又无法面对。蘩漪揭穿周朴园是“第一伪君子”，他极力为父亲辩护。在家里，唯有他才对父亲唯命是从。其实，当他回父亲身边时，周萍犹疑、怯弱的性格已经基本定型，而这一基本性格又导致了他后来的一系列错误与悲剧。在这三年中，周萍又经历了一个从恨父亲、愿他死到“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的思想演变过程。最后一幕，他开枪自杀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俄狄浦斯情结困扰下的两人尽管出现在不同时空中，但当我们立足于人与文学这样一种更具普遍性的视点上，就会发现这两个形象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那就是“多余”。首先，他们都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受到过新潮文化的熏陶，同时又被旧思想所束缚，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对现状的无奈使周萍意识到自己就这样成为游离于新旧道德之间的“多余人”。保罗亦是如此，他抛弃了社会，同时也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人。其次，他们都具有极其复杂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的复杂性来自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三组基本矛盾。这两人都有颗躁动不安的灵魂，即在灵与肉、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之中，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忧郁症。最后，他们都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他们的悲剧性不是表现于外部的有形的痛苦，而是表现在蕴藏于灵魂深处无形的精神磨难。
正如评论家赫尔岑所说，“多余人”的多余，是相对于他们安身立命的环境来说的。事实上，传统教育也是导致“多余人”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重要原因。他们接受了一些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有一定的理想追求；不满社会现实，厌恶上流社会而力图自拔。然而，旧式传统教育使这样两个保持儿童状态的孩子染上了一种社会病——忧郁、苦闷、懈怠。保罗具有较强的内心力量和性格力度，还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气质；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多余人”如周萍、子君等却正好相反，他们缺少自尊和自信，情感矛盾和精神痛苦也更深。他们虽然属于差不多的年龄段，但二者的思想、性格还是有些不同：保罗患上了令人同情的心理精神疾病，这一疾病反过来又强化了他变态的性格“垂直”形成，最终导致了他的爱情悲剧。周萍是那个病态社会、畸形家庭产生的畸形儿，性格缺陷让周萍犯下了令人不齿的乱伦之罪。在剧中，他的思想也是随着剧情发展而“曲线”发展的；其间，他也曾“痛改前非”，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悲剧。
三 结语
这样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却又如此相似的人物给我们带来些什么样的思考？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二者都经历了长期的情感和性格的嬗变，这也注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之中，才能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卢梭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两部作品包含了作者对人生哲理的求索，让读者感受到人的生命激情，从另一个侧面也让读者产生了对人性的追问和反思。从结局看来，尽管他们最终的归宿不同，但有一点是大致相同的，即他们都不为当时的社会所容，都成为不被接纳的“多余人”。曹禺和劳伦斯在各自作品中，都对人类生存困境进行了生动描述。周扬认为《雷雨》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保罗和周萍就不再只是两个人物形象，而分别是他们那个时代中一类人物或现象的缩影。其意义是广泛而深远的，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寻和思考。
注：本文系江西省教育厅教改课题“中文、外语专业文学教育比较研究——以外国文学教学为例”（项目编号：JXJG-10-1-4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埃·弗洛姆：《精神分析与宗教》，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3] 袁韵：《从〈雷雨〉的人物关系看作者的人性思考》，《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4] 张开斌：《一个美丽的空形》，《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5] 伊斓、王斑：《〈雷雨〉中走出的第三代周萍》，《中国戏剧》，2005年第6期。
[6] 韩洪举：《知识分子的性格悲剧——中俄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比较》，《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张育琴，女，1979—，吉林永吉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二语习得，工作单位：新余学院外国语学院。
黄赤强，男，1976—，江西宁都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工作单位：新余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