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能办好一届世博会，原因在于其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发挥到了极致：尽可能地调动所有优势兵力（各单位抽调精兵强将）、集中优质资源（一切工作围绕为世博服务）、发动全社会力量（确保世博会成功是上海首要任务），以这种几近战时总动员的方式来办博，不成功的概率很小。实际上，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并壮大于战争年代、成熟于计划经济时代，尤其适用于特殊国情下的特殊产业，如两弹一星等以及重大事件、重点项目。因此，集中力量实现重点突破对办好世博会很有效。但大火则不同，火点是发散的，出现隐患的几率离散度很大，集中力量办大事仅能表现为集中在119进行大规模火警演习，但面对长久存在的体制性隐患却几无用武之地。而正是由于误以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殊性可以替代市场经济运营的长效机制，最终没能管住这把火。
　　事实上，此种思想误区在国资、国企管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国资委的诞生即这一思路的产物，以为将国有资产的监管权从原来分散于各专业委办变为集中到国资委手中，就能彻底扭转“政企不分”、“九龙治水”的国企乱象，殊不知以国资委代替专业委办管理国企，却似有顾此失彼之嫌。一方面，国企的本质是特定时空内“政府经济关系总和”的集中反映，即对外体现国家战略、对内弥补市场失灵。既然是各种经济关系的总和，过去由专业委办实行条线分割的管理，利益分散化引发的冲突固然削弱了国企本质的发挥，但由国资委统筹管理，却因为国企的利益一元化驱动，同样容易偏离本质所在。国资委成立7年来，国企做大做强、保值增值确实“不辱使命”，但由此带来的垄断、国进民退却“暗伤”中国经济不浅。另一方面，国企改制的根本是为经营型政府向公共型政府转型做准备，其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实现政企分开。鉴于各专业委办行政性特征过于明显使得政企分开难以实质性破题，因此以为更具独立性的国资委能起到更好作用。然而，多年来国资委的法律地位却始终徘徊在“四不像”边缘：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事业单位，既不是公司法人，也不是社团组织。如此复杂不清的角色定位，反而令国资委在国企管理中上下其手，政企不分愈演愈烈。综上所述，国资委所代表的国资管理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要求，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版本升级压力。
　　然而，鉴于“十二五”所面临的复杂政经格局，未来中央将更多地以寻求最大公约数为主基调，故而将保持政治中性化态势。相比之下，地方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更迫切，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政府实现转型，而国企改革深化是政府转型的前提。因此，尽管地方政府转型真正到位要等到“十三五”或“十四五”，但随其在“十二五”踏上实质性征途，国企改革以及国资委版本升级将呈现以地方率先启动，并由地方推动中央的态势。
　　在此大背景下，上海作为中国的政经战略平衡点，理应走在前面。一方面，国家政策优惠对上海而言，已趋于无穷小，依靠自身的创新带改革空间无限大。继浦东综改实验区之后，不仅划时代性的优惠政策已不再泽被上海，且随着优惠政策四处撒“胡椒面”，优惠政策的边际效应迅速递减。同时，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城市之一，上海率先遭遇到增长的瓶颈，感受到转变发展方式的阵痛，或将倒逼上海进入改革的第三时代（第一、二时代分别为以改革带开放、以开放带改革），即以创新带改革，而上海的要素禀赋也为创新提供了肥田沃土。另一方面，上海的体制改革空间其他省市都难以望其项背，主要缘于政府权重、国企权重太大。作为全国国资比例最高的城市，上海国资分布广、企业集团层级多。截至去年底，上海市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经营性国资超过5100亿元，分布在79个行业，其中包括不少缺乏竞争优势的领域。如此规模的国资在手，上海强政府的特征也就不言而喻。而国资比重过大，且广泛渗透于市场经济各领域，势必挤压民资的发展空间，上海民企鲜有在国内排得上号的即是明证。不过，换个角度，压力就是动力，约束就是空间，意味着上海“十一五”提出的四个率先不能只是说说而已，未竟事业将在“十二五”继续，很有可能率先实现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而其前提就是国企改革以及国资管理的版本升级。
　　但是，上海近几年国企改革仍停留在整体上市、保值增值、领导班子“跨（编）制”大调动等层面。然而，整体上市与当前整个政治格局不匹配。不仅各板上市额度有限，且1990年代上海国企大规模上市的宏观政治背景早已时过境迁，尽管整体上市仍不失为国企改制的主要手段，但若局限于此，实质上限制了改革路径的创新。而保值增值、组织部门把行将退休的行政官员派遣至国企任职等改革方式，却与国企的本质不匹配。保值增值势必“逼迫”国企运用市场经济手段与民争利，与其本质相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制过的国企，领导班子任免权本应归属于董事会，以最符合股东利益为选择标准，但受制于现行国资管理制度，反而异化为对某些官员从政业绩的变相奖赏。国企从代表全体股东（全民）的利益，变为仅代表极少数人的私利，本质的扭曲可见一斑。
　　而以上两类改革模式，制约了上海国资改革进一步深化，但也为国资委上升至2.0版本提供了方向：封闭与开放。封闭的是人才内循环机制，即封闭行政官员到国企任职的通道，事实上福卡早在几年前就对此提出建议，并客观上促成了上海决咨委的成立。这些官员集中于决咨委，既解决了任职问题，又能充分发挥才干，且因不直接干预国企日常管理，可最大限度地减轻干扰性。尽管目前决咨委机制还远未成熟，但不失为解决国资管理中高管难题的一大途径。开放则表现为，除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领域外，国企从股权结构、人才等方面均向全社会开放，管理机制更灵活开放。目前部分央企面向全球招聘高管、分红权新举措等均在为国企机制开放创新探路。综上，2.0版的国资委，将不搞一刀切，而是适合整体上市的则整体上市，不适合的则采用其他方式，如按所处产业、规模、盈利及管理状况将国企分类，该退出的退出，充分利用股权多元化、甚至管理层收购将现代企业制度坐实，真正实现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国资进退有序。
　　不过，2.0版本的国资委，解决的仅是当前所面临的浅层次问题，而要化解深层次矛盾，国资委尚需升级到3.0版本，即从抓大放小转变为抓制放企。2004年的郎顾之争，充分暴露了当时国企改革只顾放企却忽视抓制的恶果。因此，放企必须以抓制为前提，否则将导致国资流失。具体而言，即国资委致力于吻合国企本质与国企运行的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建设，如界定某类国企适用的管理模式、国资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变化、发展趋势等，以此实质性地约束国资走向。同时，将对国企的行政管理等让渡给各专业委办，从而形成国资委与专业委办相结合的复式管理模式，既规避了国资委管理国企的法律地位问题，又能实现有统有分的全方位立体管理。
　　相似的，作为国企体制的又一延伸，事业单位运转机制较国企更为固化，或成国企改制的另一重地。当下全国事业单位的定岗定编，在北方是提高效率、压缩编制、节省财力的不得已为之，但在南方却不能被动地路径依赖，而应与上海服务业的发展相挂钩。对此，敬请关注福卡后续专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