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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自由主义批评家的眼里，乌托邦思想因在某种程度上被某些极权主义分子所挪用或盗用，因而被归咎为20世纪的几起人类社会大灾难的祸首。本文对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几大代表流派进行了梳理，对当代社会中乌托邦思想被妖魔化进行理性的分析，并进一步介绍了西方乌托邦思想发展的两大源流，在反思极权主义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的同时，倡导用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来助人类谛听美好未来的召唤。
关键词：乌托邦 极权主义 蓝图派乌托邦 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当下社会是个极度视觉化的社会，图像过剩的狂想曲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然而却已经鲜有关于人类未来的全景展望。当人的眼睛被重重外在的似乎是永远的现在时的缤纷所眩惑的时候，是否还有人在用耳朵倾力那来自人类灵魂深处的对未来的共同呼唤？“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拉塞尔·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里对一个狂欢化的只享用现在而不顾及未来的物质高度发达的世界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警告。
一 乌托邦回顾
西方文明史有着悠久的乌托邦的传统，其表现形式和特质也存在程度不一的差别，但它们无一例外都曾经在不同的范围及层次对西方文明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当传说中的人类历经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而最终在黑铁时代定格，最早的关于完美无缺的未来世界的描绘，并不仅仅是体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从古希伯来的先知到耶稣，都描绘过完善的未来图景。《圣经》诸先知中的第一个先知阿摩斯期望着这样一个新世界的出现：“那日子快要到了。五谷生长，收割都来不及/葡萄成熟，酿酒都来不及/大山滴流美酒，漫过了小山丘。”相信信仰可以救赎人类的先知以赛亚则这样表达他的救世主式的理想：“没有伤害，也没有邪恶；正如海洋充满着水，大地将充满对上主的认识。”在关于何时能实现天国的理想时，耶稣的教导体现了基督教乌托邦思想的顶峰：“不仅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达到完善无缺的境界，还希望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受到祝福的、纯洁的社会。”
人性论的抑或人道主义的乌托邦则可以溯源到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是柏拉图思想成熟时期的经典之作，不仅蕴含着其丰厚的诗学思想，而且蕴含着其著名的乌托邦哲学思想。《理想国》展现了对希腊城邦建设的理想，它严格地服务于如何建设和谐、富裕、宁静的国家或城邦。柏拉图所处的时代，正是雅典盛极而衰之时。柏拉图认为，在一个安排得非常理想的国家中，“整个国家将得到有序且和谐的发展，并且整个国家各种阶层的人都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每一份幸福”。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所关注的主要理念是正义与非正义，并以此为基础探讨理想城邦的一系列话题，其中的很多观点在当今仍然发人深省。
托马斯·莫尔是西方近代乌托邦思想的奠基者，他在《乌托邦》中对未来人类世界的展望曾经唤起无数仁人志士改革社会的热望。《乌托邦》这部巨著完成于1516年，意味“乌有之乡”。15世纪末16世纪初，英国的封建制度逐渐解体，圈地运动使得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乌托邦》全书分为两部分，莫尔在第一部分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如刑罚、军事、体制等。他借旅行者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抨击当时“羊吃人”的经济实践。由此莫尔发出了痛彻肺腑的质疑：“难道总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才能成全另一些人的利益吗？” “私有制成了这些国家罪恶的根源，成了酝酿一切邪恶的罪魁祸首，也成为和乌托邦最大的区别。”在第二部，莫尔探讨了乌托邦国的城市、乡村、工作、官员、社会生活、婚姻家庭、旅行、财产观、学术研究、法律制度、奴隶、战争、宗教等问题。乌托邦的人民“完全不受军国主义的侵扰，生活平凡却很舒适，默默无闻却很快乐。和我们喧嚣的尘世相比，他们的世界是永恒的静谧，像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神秘花园，让人不忍心破坏，不忍心惊扰。”《乌托邦》体现了莫尔对社会经济、政治、道德的深切关注和研究，展示了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雏形，“是16世纪和以后若干世纪在社会和科学发展中起过很大作用的一批著作的首篇”。
二 妖魔化的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词成为所有这类著作或思想的代名词，并成为人所共知的话题。但是乌托邦思想发展至20世纪，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坎坷命运。在上世纪上半叶，科学的发现、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玫瑰色曙光，但某些极权主义者或极权主义团体挪用乌托邦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描绘手法而将人类社会也卷入了空前的大灾难。乌托邦的内涵被扭曲，外延被泛化，一切对未来的想象与建构的设计似乎都可被贴上乌托邦的标签，特别是当这种想象允诺着一种比当下更富足的未来的时候。20世纪笼罩着现代性的阴霾，科技的进步并非意味着理性胜利的凯歌同时奏响。20世纪全人类灾难的始作俑者，无一例外地向他们的追随者们许诺着关于未来的美好愿景，即便这些愿景要以大屠杀或种族灭绝为代价。乌托邦概念被政治极权主义者或宗教极权主义者所挪用或盗用，于是乌托邦思想在自由主义者的眼里，成了应背负起历史重罪的元凶。二战后出现的一系列哲学反思作品界定了当代的反乌托邦主义，这些作品包括《追寻千禧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极权主义的起源》等。无论是卡尔·波普尔对零星工程和乌托邦工程的取舍，还是雅各布·塔尔蒙对自由主义的民主和极权主义的救世主义民主的区分，抑或是以赛亚·柏林关于开放的自由和封闭的自由的论述，都把乌托邦思想归于一种“绝对的理想”，认为乌托邦思想催生了极权主义的信念，以致它忽视、压迫或恐吓着全人类热爱自由的人们。以赛亚·柏林概括了自由主义者的普遍信念：“少一些弥赛亚似的热诚，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个性的宽容，多一些特别频繁而短时的安排。”汉娜·阿伦特认为是意识形态催生了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侵略性并非产生自对权力的渴望……也不是为了利益，而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使世界达到一致，证明它的各方面的超意义的正确性。”
在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者的眼里，乌托邦即便不一定与灭绝人性的暴力相关联，也至少与空洞的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可划上等号。“反乌托邦的风潮已经席卷了所有的精神领域。乌托邦已经失去了与迷人的和谐理想的联系并转变成了一种威胁。”不难看出，将极权主义与乌托邦并罪归咎的做法部分起始于对乌托邦概念的刻板印象和简单化处理，乌托邦被冠之以极权与暴力的符号化表征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一种有准备的意识形态的暴力叙事或者一场不大负责的逻辑演绎呢？
三 乌托邦的辩护
拉塞尔·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图像》中，分析了乌托邦思想在20世纪横遭清算的几大原因，其中包括：饱受纳粹之苦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柏林和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并类声讨，以共产主义的名誉建立无产阶级乌托邦的苏联的解体使得它的批评者和拥护者的集体失语及倒戈清算，以及现代消费社会图像过剩的时代所造成的视觉审美疲劳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社会对未来想象力的减退。当19世纪所蕴含的令人振奋的乐观主义思想被20世纪人为的灾难荡涤殆尽，雅各比指出，“振奋人心的理想主义也早已销声匿迹……我们变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专注于对此时此地的调整。”
然而，并非一切有关未来的设想都可被称作是乌托邦或原初意义上的乌托邦，有关未来的设想只是乌托邦的必要条件而已。诚然，受到当时对新世界的发现的乐观精神的鼓舞以及对英国现实的不满，托马斯·莫尔于16世纪初所创造的“乌托邦”一词，意味着无限美好的可能性。在这个天主教圣徒所描绘的未来世界的美景里，“还有什么比欢喜雀跃、内心安宁、无忧无虑更为伟大的财富呢”？在以幸福、博爱、富足等作为支撑理念的乌托邦世界里，战争无疑是受唾弃的，宽容也被扩展到了各种宗教。在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里，有着无数因贫困或年老体弱而无法谋生的人，对此莫尔指出：“我们的社会除了苦难和冷漠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东西？”
莫尔所倡导的乌托邦理念受到了16世纪人道主义者们高度的评价，被看成安乐生活的榜样和生活的指南。但是，即便是人道主义者当时对乌托邦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拉伯雷就曾经态度鲜明地反对莫尔的理想国对整个的生活方式所呈现的硬性规定。乌托邦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曾导致了激烈的反对，因为莫尔在《乌托邦》里，不仅有关于乌托邦的宏观叙事，更有关于乌托邦生活的微观叙述。在后者的叙述中，乌托邦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规格化、一体化。这种对未来的一元化的憧憬，在其时其地也许是代表着一种未来的美好生活模式，但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在不远的后世被当作一种几近弱智的稚语：这种描述逐渐成为了对想象力的桎梏,有历史终结论以及否认多元化的嫌疑。
正是《乌托邦》的这种对未来的事无巨细的一体化设计和规定，使得乌托邦思想在20世纪中后期饱受自由主义者的诘难。但是，雅各比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被指定为20世纪人类灾难的替罪羊的乌托邦，实际上只代表了乌托邦思想的一个源头，即蓝图派乌托邦。从托马斯·莫尔到B·F·斯金纳，这些蓝图派乌托邦主义者对未来生活想象的过度细节化，在后人眼中看来，如果不是过于迂腐，则近于痴人说梦。乌托邦蓝图设计师的浪漫优点在历史演变中逐渐退化成致命的缺点。这种关于未来的过度细节性的规划，成为一种严厉的道德、僵死的制度，一成不变，自我封闭，即便这种规划带着反对当时的极权统治的冲动，但却也有垄断对未来的想象的嫌疑。
然而，蓝图派乌托邦思想仅仅是乌托邦思想的一个部分，尽管是主要的、广为人知的那一部分。另外，还存在着一种极少为人注意，且也更加不容易界定的乌托邦主义者，即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家。这些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家，延续着蓝图派乌托邦主义者关于未来的和谐、和平、和悦的理念，但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人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或隐或现地服从禁止偶像崇拜的戒律。这些思想家从不用言语去使得未来的想象视觉化。与蓝图派乌托邦思想家关于未来的设计过于细节化、规格化、物质化相比，反偶像崇拜的思想家的乌托邦想象是充满畸形的、浪漫的、凝听型的。正如对上帝的过于崇敬使得犹太人不敢进行上帝偶像崇拜一样，在反偶像崇拜的思想家心中，未来是如此之美好，以至于任何使之具体化、形象化的努力都反而会禁锢它、亵渎它。拒绝只是因为过于虔诚。拉塞尔·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里，将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称为是“一缕无政府主义的微风”。阿多诺写道：“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都不允许迷恋乌托邦的图像，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正确的东西将会是什么，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什么东西是错误的。”
在16世纪，当宗教神学对人的禁锢逐渐被解除、人道主义思想大放光芒之时，乌托邦思想使得人们将希望从回归上帝的伊甸园转向建造自由、和谐、富庶、平等的人间乐园。20世纪的几大人类灾难的始作俑者对乌托邦思想的挪用，使得反乌托邦的思潮在对灾难的反思中如飓风般席卷着人类的精神领域，乌托邦思想在暴力的名义下被一度放逐。但是，“过度规划的城堡的时代也许一去不复返了……但是那些有关空中城堡的精神仍然活着，而且仍然很宝贵”。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200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西方文学经典中的性别叙事策略”（2009d010）
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汉娜·阿伦特，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2] 拉塞尔·雅各比，姚建斌等译：《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3] 李道编：《告别乌托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 托马斯·莫尔，戴镏龄译：《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作者简介：杨鸿雁，女，1968—，湖北松滋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西方文论，工作单位：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乌托邦 极权主义 蓝图派乌托邦 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当下社会是个极度视觉化的社会，图像过剩的狂想曲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然而却已经鲜有关于人类未来的全景展望。当人的眼睛被重重外在的似乎是永远的现在时的缤纷所眩惑的时候，是否还有人在用耳朵倾力那来自人类灵魂深处的对未来的共同呼唤？“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拉塞尔·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里对一个狂欢化的只享用现在而不顾及未来的物质高度发达的世界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警告。
一 乌托邦回顾
西方文明史有着悠久的乌托邦的传统，其表现形式和特质也存在程度不一的差别，但它们无一例外都曾经在不同的范围及层次对西方文明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当传说中的人类历经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而最终在黑铁时代定格，最早的关于完美无缺的未来世界的描绘，并不仅仅是体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从古希伯来的先知到耶稣，都描绘过完善的未来图景。《圣经》诸先知中的第一个先知阿摩斯期望着这样一个新世界的出现：“那日子快要到了。五谷生长，收割都来不及/葡萄成熟，酿酒都来不及/大山滴流美酒，漫过了小山丘。”相信信仰可以救赎人类的先知以赛亚则这样表达他的救世主式的理想：“没有伤害，也没有邪恶；正如海洋充满着水，大地将充满对上主的认识。”在关于何时能实现天国的理想时，耶稣的教导体现了基督教乌托邦思想的顶峰：“不仅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达到完善无缺的境界，还希望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受到祝福的、纯洁的社会。”
人性论的抑或人道主义的乌托邦则可以溯源到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是柏拉图思想成熟时期的经典之作，不仅蕴含着其丰厚的诗学思想，而且蕴含着其著名的乌托邦哲学思想。《理想国》展现了对希腊城邦建设的理想，它严格地服务于如何建设和谐、富裕、宁静的国家或城邦。柏拉图所处的时代，正是雅典盛极而衰之时。柏拉图认为，在一个安排得非常理想的国家中，“整个国家将得到有序且和谐的发展，并且整个国家各种阶层的人都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每一份幸福”。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所关注的主要理念是正义与非正义，并以此为基础探讨理想城邦的一系列话题，其中的很多观点在当今仍然发人深省。
托马斯·莫尔是西方近代乌托邦思想的奠基者，他在《乌托邦》中对未来人类世界的展望曾经唤起无数仁人志士改革社会的热望。《乌托邦》这部巨著完成于1516年，意味“乌有之乡”。15世纪末16世纪初，英国的封建制度逐渐解体，圈地运动使得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乌托邦》全书分为两部分，莫尔在第一部分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如刑罚、军事、体制等。他借旅行者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抨击当时“羊吃人”的经济实践。由此莫尔发出了痛彻肺腑的质疑：“难道总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才能成全另一些人的利益吗？” “私有制成了这些国家罪恶的根源，成了酝酿一切邪恶的罪魁祸首，也成为和乌托邦最大的区别。”在第二部，莫尔探讨了乌托邦国的城市、乡村、工作、官员、社会生活、婚姻家庭、旅行、财产观、学术研究、法律制度、奴隶、战争、宗教等问题。乌托邦的人民“完全不受军国主义的侵扰，生活平凡却很舒适，默默无闻却很快乐。和我们喧嚣的尘世相比，他们的世界是永恒的静谧，像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神秘花园，让人不忍心破坏，不忍心惊扰。”《乌托邦》体现了莫尔对社会经济、政治、道德的深切关注和研究，展示了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雏形，“是16世纪和以后若干世纪在社会和科学发展中起过很大作用的一批著作的首篇”。
二 妖魔化的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词成为所有这类著作或思想的代名词，并成为人所共知的话题。但是乌托邦思想发展至20世纪，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坎坷命运。在上世纪上半叶，科学的发现、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玫瑰色曙光，但某些极权主义者或极权主义团体挪用乌托邦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描绘手法而将人类社会也卷入了空前的大灾难。乌托邦的内涵被扭曲，外延被泛化，一切对未来的想象与建构的设计似乎都可被贴上乌托邦的标签，特别是当这种想象允诺着一种比当下更富足的未来的时候。20世纪笼罩着现代性的阴霾，科技的进步并非意味着理性胜利的凯歌同时奏响。20世纪全人类灾难的始作俑者，无一例外地向他们的追随者们许诺着关于未来的美好愿景，即便这些愿景要以大屠杀或种族灭绝为代价。乌托邦概念被政治极权主义者或宗教极权主义者所挪用或盗用，于是乌托邦思想在自由主义者的眼里，成了应背负起历史重罪的元凶。二战后出现的一系列哲学反思作品界定了当代的反乌托邦主义，这些作品包括《追寻千禧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极权主义的起源》等。无论是卡尔·波普尔对零星工程和乌托邦工程的取舍，还是雅各布·塔尔蒙对自由主义的民主和极权主义的救世主义民主的区分，抑或是以赛亚·柏林关于开放的自由和封闭的自由的论述，都把乌托邦思想归于一种“绝对的理想”，认为乌托邦思想催生了极权主义的信念，以致它忽视、压迫或恐吓着全人类热爱自由的人们。以赛亚·柏林概括了自由主义者的普遍信念：“少一些弥赛亚似的热诚，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个性的宽容，多一些特别频繁而短时的安排。”汉娜·阿伦特认为是意识形态催生了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侵略性并非产生自对权力的渴望……也不是为了利益，而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使世界达到一致，证明它的各方面的超意义的正确性。”
在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者的眼里，乌托邦即便不一定与灭绝人性的暴力相关联，也至少与空洞的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可划上等号。“反乌托邦的风潮已经席卷了所有的精神领域。乌托邦已经失去了与迷人的和谐理想的联系并转变成了一种威胁。”不难看出，将极权主义与乌托邦并罪归咎的做法部分起始于对乌托邦概念的刻板印象和简单化处理，乌托邦被冠之以极权与暴力的符号化表征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一种有准备的意识形态的暴力叙事或者一场不大负责的逻辑演绎呢？
三 乌托邦的辩护
拉塞尔·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图像》中，分析了乌托邦思想在20世纪横遭清算的几大原因，其中包括：饱受纳粹之苦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柏林和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并类声讨，以共产主义的名誉建立无产阶级乌托邦的苏联的解体使得它的批评者和拥护者的集体失语及倒戈清算，以及现代消费社会图像过剩的时代所造成的视觉审美疲劳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社会对未来想象力的减退。当19世纪所蕴含的令人振奋的乐观主义思想被20世纪人为的灾难荡涤殆尽，雅各比指出，“振奋人心的理想主义也早已销声匿迹……我们变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专注于对此时此地的调整。”
然而，并非一切有关未来的设想都可被称作是乌托邦或原初意义上的乌托邦，有关未来的设想只是乌托邦的必要条件而已。诚然，受到当时对新世界的发现的乐观精神的鼓舞以及对英国现实的不满，托马斯·莫尔于16世纪初所创造的“乌托邦”一词，意味着无限美好的可能性。在这个天主教圣徒所描绘的未来世界的美景里，“还有什么比欢喜雀跃、内心安宁、无忧无虑更为伟大的财富呢”？在以幸福、博爱、富足等作为支撑理念的乌托邦世界里，战争无疑是受唾弃的，宽容也被扩展到了各种宗教。在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里，有着无数因贫困或年老体弱而无法谋生的人，对此莫尔指出：“我们的社会除了苦难和冷漠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东西？”
莫尔所倡导的乌托邦理念受到了16世纪人道主义者们高度的评价，被看成安乐生活的榜样和生活的指南。但是，即便是人道主义者当时对乌托邦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拉伯雷就曾经态度鲜明地反对莫尔的理想国对整个的生活方式所呈现的硬性规定。乌托邦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曾导致了激烈的反对，因为莫尔在《乌托邦》里，不仅有关于乌托邦的宏观叙事，更有关于乌托邦生活的微观叙述。在后者的叙述中，乌托邦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规格化、一体化。这种对未来的一元化的憧憬，在其时其地也许是代表着一种未来的美好生活模式，但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在不远的后世被当作一种几近弱智的稚语：这种描述逐渐成为了对想象力的桎梏,有历史终结论以及否认多元化的嫌疑。
正是《乌托邦》的这种对未来的事无巨细的一体化设计和规定，使得乌托邦思想在20世纪中后期饱受自由主义者的诘难。但是，雅各比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被指定为20世纪人类灾难的替罪羊的乌托邦，实际上只代表了乌托邦思想的一个源头，即蓝图派乌托邦。从托马斯·莫尔到B·F·斯金纳，这些蓝图派乌托邦主义者对未来生活想象的过度细节化，在后人眼中看来，如果不是过于迂腐，则近于痴人说梦。乌托邦蓝图设计师的浪漫优点在历史演变中逐渐退化成致命的缺点。这种关于未来的过度细节性的规划，成为一种严厉的道德、僵死的制度，一成不变，自我封闭，即便这种规划带着反对当时的极权统治的冲动，但却也有垄断对未来的想象的嫌疑。
然而，蓝图派乌托邦思想仅仅是乌托邦思想的一个部分，尽管是主要的、广为人知的那一部分。另外，还存在着一种极少为人注意，且也更加不容易界定的乌托邦主义者，即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家。这些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家，延续着蓝图派乌托邦主义者关于未来的和谐、和平、和悦的理念，但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人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或隐或现地服从禁止偶像崇拜的戒律。这些思想家从不用言语去使得未来的想象视觉化。与蓝图派乌托邦思想家关于未来的设计过于细节化、规格化、物质化相比，反偶像崇拜的思想家的乌托邦想象是充满畸形的、浪漫的、凝听型的。正如对上帝的过于崇敬使得犹太人不敢进行上帝偶像崇拜一样，在反偶像崇拜的思想家心中，未来是如此之美好，以至于任何使之具体化、形象化的努力都反而会禁锢它、亵渎它。拒绝只是因为过于虔诚。拉塞尔·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里，将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称为是“一缕无政府主义的微风”。阿多诺写道：“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都不允许迷恋乌托邦的图像，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正确的东西将会是什么，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什么东西是错误的。”
在16世纪，当宗教神学对人的禁锢逐渐被解除、人道主义思想大放光芒之时，乌托邦思想使得人们将希望从回归上帝的伊甸园转向建造自由、和谐、富庶、平等的人间乐园。20世纪的几大人类灾难的始作俑者对乌托邦思想的挪用，使得反乌托邦的思潮在对灾难的反思中如飓风般席卷着人类的精神领域，乌托邦思想在暴力的名义下被一度放逐。但是，“过度规划的城堡的时代也许一去不复返了……但是那些有关空中城堡的精神仍然活着，而且仍然很宝贵”。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200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西方文学经典中的性别叙事策略”（2009d010）
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汉娜·阿伦特，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2] 拉塞尔·雅各比，姚建斌等译：《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3] 李道编：《告别乌托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 托马斯·莫尔，戴镏龄译：《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作者简介：杨鸿雁，女，1968—，湖北松滋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西方文论，工作单位：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