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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两国在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同一起点、同一时间内，分别发动了一场社会变革运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但日本成功了，中国却失败了。本文试图从两国变革运动的目标、指导方针、推行方式及社会心理基础四方面进行比较，以寻求其成败的原因。
【关键词】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 改革运动
一、问题提出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先后分别进行了一场以学习西方、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发生，有着类似的历史条件：其一，运动或维新之初，两国社会性质基本相似，都是封建专制国家；其二，两国经济基础相同，同时是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其三，两国民族命运相同，同时遭到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面临着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民族危机。在相似条件下进行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亦有若干相似初衷，即改革图强，采用先进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以御外辱。
然而，尽管两者有相似的基础与变革初衷，但结局却大相径庭。明治维新使得日本近代企业日益兴盛，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洋务运动却是国内近代企业多数停业破产，未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未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条件相同而结局不同，何以一者成功一者失败？于此问题的回答，可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两者间的差异之处入手。
二、差异比较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主要的不同，笔者认为可以归为以下四点：第一，改革目标不同，洋务运动更关注“国内”问题，是想通过改革继续维持清王朝统治，“安内”为主，“御外”其次；而明治维新则相反，更关注“国外”问题，把不平等条约问题视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问题。第二，两者的指导方针不同，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而明治维新则以“脱亚入欧”为指导。第三，推行方式不同，洋务运动缺乏顶层设计，由地方官员主动兴起，而明治维新则主要是由天皇自上而下推行。第四，社会心理基础不同，在中国不接受（或反对）洋务运动的守旧势力很大，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而在日本，对先进文化则更乐于学习与接收。下面就此四点，分点展开论述。
（一）改革目标不同
虽然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有着相似的改革初衷，但两者却有着不同的改革目标。具体而言，洋务运动更关注“国内”问题，是想通过改革继续维持清王朝统治，以“安内”为主，“御外”其次；而明治维新则相反，天皇刚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更关注“国外”问题，把不平等条约问题视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问题。这也便意味着，洋务运动更加的狭隘，它的本源并非是想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并不是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是基于“爱新觉罗”家的利益出发。而明治维新则由于刚推翻幕府统治，国内问题缓解，因此更为注重国家的外在利益，谋求国家的平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封建统治本身的狭隘性，有主观推进国家近代化的动力与意愿。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直把不平等条约视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问题，并且致力于它的修改乃至废除。比如，1894年，就与英法美等国初步修改了不平等条约。这也便使得，明治维新在一定程度上能超越天皇私人利益，真正谋求日本的近代化。
在中国首先发起洋务运动的是清朝的地方官员，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他们之兴办洋务，是以恪守封建统治的传统模式为前提，其宗旨是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谋求的是做好一代“名臣”，使得清政府的统治更加稳固。而对于维护清朝的统治，国内的问题，显然要比所谓对外的“国家的利益”等问题更加重要。对其而言，“安内”需求，甚至大于“御外”需求。国内问题不解决，执政的地位一定就丢失了；但“御外”失败，则还不一定失去执政地位。由此，“安内”是第一要务。也正是在镇压国内诸如天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让他们见识到了西方船坚炮利。为了更好“安内”或者说维护自身统治地位，洋务派发起洋务运动{1}。
（二）指导方针不同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有着不同的指导方针，前者以“中体西用”为指导，而后者则以“脱亚入欧”为指导。该两种指导方针，虽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对旧有封建制度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概而言之，体，指形体，本体；用，指作用、功能、属性。体是第一位的，基本的；用是第二位的，从属的。“中体西用”是从中学为基本，西学为补充的含义上运用的。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一些带有买办性的封建官僚，他们是清政府当权派的一部分，其中有些人是靠镇压农民起义发迹的。因此，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对待封建制度的根本态度上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即中国的封建体制及其政治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而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野蛮落后的，必须全力维护中国的封建统治。但是，洋务派在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认识上却不同于闭目塞听的顽固派，尤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他们深感洋枪洋炮的威力.认为“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于中国”[5]，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必须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
总得来看，这种“中体西用”的指导方针，使得中国向西方国家的学习，只停留在最初级的器物层面，而较少涉及文化层面，对西方的制度则是拒之门外。
而日本明治维新则相反。它的“脱亚入欧”指导方针，是由那些已经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提出的。他们从世界“变局”中清醒地看到：亚洲各国的封建社会明显落后于欧洲，日本必须抢先摆脱亚洲的固陋，尽快转向“西方文明”，把日本封建社会改造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否则，在亚洲和世界就难以有一席之地。日本维新志士们在此种强烈紧迫感的思想指导下，充分利用了国内战争的有利时机，以最大的决心首先完成一了对封建幕府制的改造，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控制的明治政权。它尽管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革新派武士的力量却占了上风。这就为本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从1868年到80年代的十几年中，日本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口号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加速了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在不到半个世纪内，日本便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用了200年才完成的近代化征途，使“脱亚入欧”的方针得以实现，成了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近代资产阶级国家。 （三）推行方式不同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有着不同的推行方式，更确切地说：洋务运动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领导，缺乏顶层设计，由地方官员主动兴起，各自为营，缺乏协调；而明治维新则由天皇自上而下推行，有着较清晰的顶层设计。推行方式的迥异，使得洋务运动遇到的阻力更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并使得明治维新更加的有系统，且能够凝聚改革力量，形成改革合力，更好克服改革阻力。
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朝的中央权力急剧衰落，洋务运动是由省级督抚在没有中央指导、规划和协调的情形下率先发动的。各省的自强倡导人不是相互合作，而是相互竞争，且把他们的成就视为其个人权力的根基。他们的地方主义意识和急于自我保护的倾向非常顽固。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表现即，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竟然拒绝前去救援受敌攻击的福建水师，而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期间，当北洋水师独立抗击日本海军之时，南洋水师竟保持“中立”。
此外，由于缺乏顶层设计，洋务运动在实行的过程中显得盲目，往往是遇到问题才想如何解决问题，而非将问题扼杀于襁褓之中。例如说，洋务运动可以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世纪60年代～70年代，为“自强”阶段，以兴办军用工业为主；第二阶段，是在70年代～90年代，为“求富”阶段，才始开始创办民用工业。而后期之所以由“自强”改为“求富”，便在于实行“自强”的过程中，出现了“资金不足”的问题，为了使得运动得以继续下去，才不得不创办民用工业。
除此，由于是地方官员主办洋务，而非中央主办。这又使得洋务运动无形之中又多了一层阻力。中央权力如慈禧太后，作为清王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她们一方面想从洋务中获取利益，可又担心地方官员借由兴办洋务而坐大，尾大不掉，进而也会对洋务运动心有怀疑，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反对。
由地方官员主动兴办洋务的这种推行方式，使得洋务运动：一者无法形成合力，反而出现内耗；二者，容易变质为谋求个人利益，腐败盛行；三者则使得整个运动缺乏设计，显得盲目；四者，中央、地方相互猜忌，阻力加大。
不同于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推行方式。该变革有着清晰的施政纲领——《五条誓文》，由明治天皇于1868年3月宣布，其内容为：（1）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盛行经论；（3）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4）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五条誓文》表达了明治天皇的近代化倾向，根据《五条誓文》精神，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封建体制的措施，归纳起来有这样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宣布废藩置县，结束长期的封建割据，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府；（2）取消诸侯称号，禁止根据世袭制而享受的免税特权，取消武士阶级的特殊身份，也废除寺院神社的特权；（3）解除束缚农民的一切法规，做到了“四民平等”，使平民获得了人身、就业、居住、婚姻和穿戴等方面的自由权；（4）允许“田地任意耕种”，允许土地买卖、占有和耕种的自由，允许农民改就工商业，废除“行会”的独占制度；（5）废除俸禄制度，实行公债制，加速货币资本化过程；（6）废除封建贸易关卡，实行自由贸易；（7）废除侵犯私人财产的名目繁多的充公权，在宪法中明文承认并保证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由上可以看出，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破除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它的目标非常明确：使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清晰的改革目标，使得明治政府在施行改革的过程中，容易形成改革共识，使得改革形成合力，有着克服阻力的更强力量。同时，统一的顶层设计，也使得明治维新在实行的过程之中，有章有法，步步为营，形成组合。
（四）社会心理基础不同
除了改革目标、指导方针、推行方式的不同，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有所不同。在中国不接受（或反对）洋务运动的守旧势力很大，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而在日本，对先进文化则更乐于学习与接收。
就中国的洋务运动而言，大部分士大夫将洋务视为“卑”、“野”之事，有损于他们的尊严。从李鸿章致友人的信中的片段，可管窥一二：
曾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邸意亦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
官绅禁用洋人机器，终不得放手为之……文人学士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
对洋务运动的反对不仅限于士大夫阶层，同样也弥漫于普通群众。1874年，由于机车撞到一个看客，英国人修筑的上海至吴淞短线铁路便被暴民们扒掉了路基。而1881年李鸿章悄悄动工修建了开平煤矿之胥各庄段的运煤铁路，建成后也遭到了地方官吏和民众的强烈反对，一度只好弃用声响很大的蒸汽机车头，而用牲畜来拉运煤车，致使铁路变成一条不伦不类的“马路”。
由于中国社会心理的守旧，排斥新器物，致使整个洋务运动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运行起来，阻力重重。
反观日本，由于在历史中常常受到先进文化辐射，深知自身文化的缺陷，使得该国形成了善于学习先进文化的动态与包容。同时，岛国地理的狭小，也使得该国人民充满危机感，尊崇先进文化，摒弃落后文化。由此，日本社会不仅因循守旧意识并不强烈，反而热烈欢迎新的文化。而明治维新以“脱亚入欧”为指导，是去追寻“先进”的文化，这便使得明治维新在日本有着良好的社会群众基础。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章认为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1）其没有突破封建统治的狭隘，并非真正谋求国家的近代化；（2）“中学西用”的指导方针，使得学习西方仅仅停留在最初级的器物层面；（3）地方官员的自我推动，则使其缺乏合力，不成章法，阻力重生；（4）再加上社会心理的因循守旧，使得其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而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则是因为：（1）突破了君主私人利益的狭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在谋求国家的近代化：（2）“脱亚入欧”的指导方针，使其能够更彻底地向西方学习；（3）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使其形成改革合力，凝聚改革共识，减弱改革阻力；（4）再加上日本民族开放的民族文化，使其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注解：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御外考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0.
[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M].卷2.46.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
[5]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M].卷5.
[6]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227
[7]Li Chien-nung，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1840-1928（New York，1956），ed.and tr.by S.Y.Teng and J.Ingalls，108-109
[8]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229
[9]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40-142
[10]李胜臣.论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以两者结局不同之成因为视域[J].文化纵横，2009，（12）.
【关键词】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 改革运动
一、问题提出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先后分别进行了一场以学习西方、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发生，有着类似的历史条件：其一，运动或维新之初，两国社会性质基本相似，都是封建专制国家；其二，两国经济基础相同，同时是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其三，两国民族命运相同，同时遭到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面临着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民族危机。在相似条件下进行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亦有若干相似初衷，即改革图强，采用先进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以御外辱。
然而，尽管两者有相似的基础与变革初衷，但结局却大相径庭。明治维新使得日本近代企业日益兴盛，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洋务运动却是国内近代企业多数停业破产，未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未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条件相同而结局不同，何以一者成功一者失败？于此问题的回答，可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两者间的差异之处入手。
二、差异比较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主要的不同，笔者认为可以归为以下四点：第一，改革目标不同，洋务运动更关注“国内”问题，是想通过改革继续维持清王朝统治，“安内”为主，“御外”其次；而明治维新则相反，更关注“国外”问题，把不平等条约问题视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问题。第二，两者的指导方针不同，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而明治维新则以“脱亚入欧”为指导。第三，推行方式不同，洋务运动缺乏顶层设计，由地方官员主动兴起，而明治维新则主要是由天皇自上而下推行。第四，社会心理基础不同，在中国不接受（或反对）洋务运动的守旧势力很大，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而在日本，对先进文化则更乐于学习与接收。下面就此四点，分点展开论述。
（一）改革目标不同
虽然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有着相似的改革初衷，但两者却有着不同的改革目标。具体而言，洋务运动更关注“国内”问题，是想通过改革继续维持清王朝统治，以“安内”为主，“御外”其次；而明治维新则相反，天皇刚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更关注“国外”问题，把不平等条约问题视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问题。这也便意味着，洋务运动更加的狭隘，它的本源并非是想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并不是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是基于“爱新觉罗”家的利益出发。而明治维新则由于刚推翻幕府统治，国内问题缓解，因此更为注重国家的外在利益，谋求国家的平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封建统治本身的狭隘性，有主观推进国家近代化的动力与意愿。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直把不平等条约视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问题，并且致力于它的修改乃至废除。比如，1894年，就与英法美等国初步修改了不平等条约。这也便使得，明治维新在一定程度上能超越天皇私人利益，真正谋求日本的近代化。
在中国首先发起洋务运动的是清朝的地方官员，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他们之兴办洋务，是以恪守封建统治的传统模式为前提，其宗旨是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谋求的是做好一代“名臣”，使得清政府的统治更加稳固。而对于维护清朝的统治，国内的问题，显然要比所谓对外的“国家的利益”等问题更加重要。对其而言，“安内”需求，甚至大于“御外”需求。国内问题不解决，执政的地位一定就丢失了；但“御外”失败，则还不一定失去执政地位。由此，“安内”是第一要务。也正是在镇压国内诸如天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让他们见识到了西方船坚炮利。为了更好“安内”或者说维护自身统治地位，洋务派发起洋务运动{1}。
（二）指导方针不同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有着不同的指导方针，前者以“中体西用”为指导，而后者则以“脱亚入欧”为指导。该两种指导方针，虽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对旧有封建制度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概而言之，体，指形体，本体；用，指作用、功能、属性。体是第一位的，基本的；用是第二位的，从属的。“中体西用”是从中学为基本，西学为补充的含义上运用的。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一些带有买办性的封建官僚，他们是清政府当权派的一部分，其中有些人是靠镇压农民起义发迹的。因此，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对待封建制度的根本态度上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即中国的封建体制及其政治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而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野蛮落后的，必须全力维护中国的封建统治。但是，洋务派在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认识上却不同于闭目塞听的顽固派，尤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他们深感洋枪洋炮的威力.认为“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于中国”[5]，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必须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
总得来看，这种“中体西用”的指导方针，使得中国向西方国家的学习，只停留在最初级的器物层面，而较少涉及文化层面，对西方的制度则是拒之门外。
而日本明治维新则相反。它的“脱亚入欧”指导方针，是由那些已经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提出的。他们从世界“变局”中清醒地看到：亚洲各国的封建社会明显落后于欧洲，日本必须抢先摆脱亚洲的固陋，尽快转向“西方文明”，把日本封建社会改造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否则，在亚洲和世界就难以有一席之地。日本维新志士们在此种强烈紧迫感的思想指导下，充分利用了国内战争的有利时机，以最大的决心首先完成一了对封建幕府制的改造，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控制的明治政权。它尽管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革新派武士的力量却占了上风。这就为本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从1868年到80年代的十几年中，日本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口号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加速了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在不到半个世纪内，日本便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用了200年才完成的近代化征途，使“脱亚入欧”的方针得以实现，成了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近代资产阶级国家。 （三）推行方式不同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有着不同的推行方式，更确切地说：洋务运动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领导，缺乏顶层设计，由地方官员主动兴起，各自为营，缺乏协调；而明治维新则由天皇自上而下推行，有着较清晰的顶层设计。推行方式的迥异，使得洋务运动遇到的阻力更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并使得明治维新更加的有系统，且能够凝聚改革力量，形成改革合力，更好克服改革阻力。
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朝的中央权力急剧衰落，洋务运动是由省级督抚在没有中央指导、规划和协调的情形下率先发动的。各省的自强倡导人不是相互合作，而是相互竞争，且把他们的成就视为其个人权力的根基。他们的地方主义意识和急于自我保护的倾向非常顽固。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表现即，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竟然拒绝前去救援受敌攻击的福建水师，而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期间，当北洋水师独立抗击日本海军之时，南洋水师竟保持“中立”。
此外，由于缺乏顶层设计，洋务运动在实行的过程中显得盲目，往往是遇到问题才想如何解决问题，而非将问题扼杀于襁褓之中。例如说，洋务运动可以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世纪60年代～70年代，为“自强”阶段，以兴办军用工业为主；第二阶段，是在70年代～90年代，为“求富”阶段，才始开始创办民用工业。而后期之所以由“自强”改为“求富”，便在于实行“自强”的过程中，出现了“资金不足”的问题，为了使得运动得以继续下去，才不得不创办民用工业。
除此，由于是地方官员主办洋务，而非中央主办。这又使得洋务运动无形之中又多了一层阻力。中央权力如慈禧太后，作为清王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她们一方面想从洋务中获取利益，可又担心地方官员借由兴办洋务而坐大，尾大不掉，进而也会对洋务运动心有怀疑，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反对。
由地方官员主动兴办洋务的这种推行方式，使得洋务运动：一者无法形成合力，反而出现内耗；二者，容易变质为谋求个人利益，腐败盛行；三者则使得整个运动缺乏设计，显得盲目；四者，中央、地方相互猜忌，阻力加大。
不同于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推行方式。该变革有着清晰的施政纲领——《五条誓文》，由明治天皇于1868年3月宣布，其内容为：（1）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盛行经论；（3）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4）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五条誓文》表达了明治天皇的近代化倾向，根据《五条誓文》精神，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封建体制的措施，归纳起来有这样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宣布废藩置县，结束长期的封建割据，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府；（2）取消诸侯称号，禁止根据世袭制而享受的免税特权，取消武士阶级的特殊身份，也废除寺院神社的特权；（3）解除束缚农民的一切法规，做到了“四民平等”，使平民获得了人身、就业、居住、婚姻和穿戴等方面的自由权；（4）允许“田地任意耕种”，允许土地买卖、占有和耕种的自由，允许农民改就工商业，废除“行会”的独占制度；（5）废除俸禄制度，实行公债制，加速货币资本化过程；（6）废除封建贸易关卡，实行自由贸易；（7）废除侵犯私人财产的名目繁多的充公权，在宪法中明文承认并保证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由上可以看出，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破除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它的目标非常明确：使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清晰的改革目标，使得明治政府在施行改革的过程中，容易形成改革共识，使得改革形成合力，有着克服阻力的更强力量。同时，统一的顶层设计，也使得明治维新在实行的过程之中，有章有法，步步为营，形成组合。
（四）社会心理基础不同
除了改革目标、指导方针、推行方式的不同，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有所不同。在中国不接受（或反对）洋务运动的守旧势力很大，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而在日本，对先进文化则更乐于学习与接收。
就中国的洋务运动而言，大部分士大夫将洋务视为“卑”、“野”之事，有损于他们的尊严。从李鸿章致友人的信中的片段，可管窥一二：
曾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邸意亦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
官绅禁用洋人机器，终不得放手为之……文人学士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
对洋务运动的反对不仅限于士大夫阶层，同样也弥漫于普通群众。1874年，由于机车撞到一个看客，英国人修筑的上海至吴淞短线铁路便被暴民们扒掉了路基。而1881年李鸿章悄悄动工修建了开平煤矿之胥各庄段的运煤铁路，建成后也遭到了地方官吏和民众的强烈反对，一度只好弃用声响很大的蒸汽机车头，而用牲畜来拉运煤车，致使铁路变成一条不伦不类的“马路”。
由于中国社会心理的守旧，排斥新器物，致使整个洋务运动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运行起来，阻力重重。
反观日本，由于在历史中常常受到先进文化辐射，深知自身文化的缺陷，使得该国形成了善于学习先进文化的动态与包容。同时，岛国地理的狭小，也使得该国人民充满危机感，尊崇先进文化，摒弃落后文化。由此，日本社会不仅因循守旧意识并不强烈，反而热烈欢迎新的文化。而明治维新以“脱亚入欧”为指导，是去追寻“先进”的文化，这便使得明治维新在日本有着良好的社会群众基础。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章认为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1）其没有突破封建统治的狭隘，并非真正谋求国家的近代化；（2）“中学西用”的指导方针，使得学习西方仅仅停留在最初级的器物层面；（3）地方官员的自我推动，则使其缺乏合力，不成章法，阻力重生；（4）再加上社会心理的因循守旧，使得其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而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则是因为：（1）突破了君主私人利益的狭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在谋求国家的近代化：（2）“脱亚入欧”的指导方针，使其能够更彻底地向西方学习；（3）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使其形成改革合力，凝聚改革共识，减弱改革阻力；（4）再加上日本民族开放的民族文化，使其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注解：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御外考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0.
[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M].卷2.46.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
[5]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M].卷5.
[6]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227
[7]Li Chien-nung，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1840-1928（New York，1956），ed.and tr.by S.Y.Teng and J.Ingalls，108-109
[8]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229
[9]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40-142
[10]李胜臣.论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以两者结局不同之成因为视域[J].文化纵横，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