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引 言
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需求使翻译活动成为必要，而要使其成为可能还取决于实现翻译传播的社会设施是否具备。所谓翻译传播的社会设施是指社会所提供的可使译作得以流通消费的翻译传播机构，主要包括出版社、报纸杂志编辑部、书店等。这些机构设施通过出版、刊载、销售等形式使翻译作品成为大众的欣赏对象。这样，翻泽活动的价值在经历了翻译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社会化过程之后才能得以体现：
19世纪中晚期至20世纪初西风东渐的结果便是加快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在此进程中，现代出版业应运而生，成为传播新思想、新学说的必要条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但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这些传统积累厚重的老牌出版机构却因相对保守的作风很难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先锋。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年轻”的出版机构开始出现，其顺应时代的要求，以出版新文艺书籍、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为己任，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行业的新风尚。
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提供的资料统计，1926年至1932年，全国出版英汉或汉英对照类读物的各类书局、书社、印刷公司等出版机构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平两地，其中80％以上都在上海。这一时期出版英汉对照类译作较多的上海出版机构主要有北新书局、春江书局、开明书店、群益书社、黎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其中尤以北新书局为突出代表。
二、出版丛书：引介译作的捷径
北新书局成立于1925年3月15日，以H1版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著《苦闷的象征》为标志。是由李小峰一人出资创办的民间书局成立之初，北新就以“使智识阶级与本局更加密切”为己任，而其在随后十几年的发展中也的确践行了这一出版理念。在北新书局提供的出版场地上，有近乎一半的新文学家们到场，著作人数多达130余位，其中包括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刘半农、废名、徐志摩、冯至、沈从义、冰心等·大批新文学巨匠和创作者。在这些著作者中，许多都是同时兼顾新文学创作和外国文学译介的
1925年至1937年是北新书局展的鼎盛时期，据统计，在这12年时间里，北新书局出版的文学：类书籍达545种，其中外国文学翻译作品达144种(文艺理论类22种，小说类96种，散文类9种，诗歌类5种，戏剧类12种)，占到1／4强，这些新文学书籍多半以丛书的形式出现。每套丛书的规模整体而言都不是很大，这和当时新文学本身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不无关系，但就数量而言却是相当客观的，以时为北新书局主力泽将之一的梁遇春的翻译活动为例，在其从事翻泽活动的1926年至1932年在印刊行的至少有3种，分别是《欧美名家小说丛刊》(1927年3月～1934年4月)、《自修英文丛刊》(1930年～1931年4月)和《英文小挑陪》(1930年10月～1931年10月)。此外，同一时期北新还出版有多种包含译作的文艺类丛书，主要有《新潮文艺从书》(1923年5月～1927年5月)、《未名从刊》(1925年3月～1931年8月)和《苦雨斋小书》(1927年2月～1929年11月)等尽管由于北新书局足靠民问资本运营，财力不够雄厚，因而这些丛书规模都不庞大，但其选择引介的书目却多是名家名著。以梁遇春参译的“英文小丛书”为例，在出版的25种译作中涉及的著名外国作家有高尔斯华绥、契诃夫、吉辛、盖斯凯尔夫人、哈代、高尔基、霍桑、欧·亨利、杰克-伦敦、屠格涅夫等。因此，就出版成就而言，北新书局可以说是当时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中合格的“把门人”之一。
按照文学社会学的观点，出版丛书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出版方式。丛书出版有着统一方向、统一表达方式和统一情趣，能够满足读者大众十分明确的、不断出现的要求。出版机构可以框定出一个读者群体，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在他们与翻译发起人之间建立起某种“私密”的联系。而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外国文学译作丛书的大量出版恰好印证了这一理论观点。当时，除北新书局之外，其他出版机构如春潮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也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外国文学翻译丛书。这些丛书以其名著荟萃为特点，在几年的时间内引介了大量的域外文学和社会科学作品，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中国大众读者对新文学、新知识的渴求，顺应了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对文学翻译活动的兴盛和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强劲的推动作用。
三、创办期刊：培植译者的重阵
20世纪初年，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配合“改良群治”而极力推崇“新小说”时，起步于19世纪70年代的文学期刊才开始大量出现，但随后的发展势头却非常迅猛。据统计，1902年到1916年这15年间创办的文艺期刊共计有57种，形成了我国近代文学期刊空前繁荣的局面。20世纪20、30年代，文学期刊的创办有增无减，蔚为大观。
就数量而言，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近10年的时间里，文学期刊的发展呈现逐年飙升的态势。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提供的资料统计，1926年一年中新创办的期刊有20种，到1932年这一数字增至39种。如果再将那些创办时间早、历时长的文学期刊统计进来，那数量则会更多。名目繁多的文学期刊凭借自身周期短、信息快、售价廉等优势，在许多方面发挥了出版社和书籍译作无法企及的作用。它们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取积极的姿态并努力实践，几乎可以说是凡期刊必有译文、无译文不成期刊。
就创办主体而言，这一时期兴办文学期刊的主体可谓多种多样。几位作家意气相投，政治和文艺观点相同或相似，就可以结合起来找个出版商编个期刊，但产生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则主要是由各种文学社团和出版机构创办的。文学社团通过兴办期刊可以张扬一派主张，加入社会变革的进程。通常是有一个社团便有一个刊物，反之亦然。二者因而时常同名，如新潮社与《新潮》、新月社与《新月》、语丝社与《语丝》、创造社与《创造》、西风社与《西风》等等。这些期刊可以说都是同人刊物，大多通过书局、书店等出版机构来出版发行。而许多出版机构在出版发行这些同人文学期刊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只出版同人期刊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无法与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著作家们进行合作，也无法赢得尽可能多的读者关注。于是，创办书局自己的刊物就成为必然。而北新书局在这方面可谓业绩不俗。
1925年，北新书局创办伊始便接手了《语丝》周刊的出版发行工作。作为语丝社的同人刊物，《语丝》一直致力于营造自由的言论空间，其针砭时弊的勇气与嬉笑怒骂的风格不仅赢得了众多读者，更给出版方北新书局带 来巨大声誉，使其事业蒸蒸日上。但北新书局不满足于在同人小团体里发展自己的文学出版事业，想要争取更大范围内的著作者和读者的关注。从1926年8月至1931年3月，北新陆续推出了《北新》、《现代文学》和《青年界》等几种书局自办刊物。虽然《北新》和《青年界》的办刊取向是综合性刊物，但它们和《现代文学》一样，译介类文章中外国文学译作仍占有相当的比例。而《现代文学》则更是以翻译介绍见长，聚集了一批颇具实力的翻译者。该刊创办于1930年7月16日，主要栏目有翻译(论文、小说、散文)、创作(小说)、诗选、随笔、最近的世界文坛、批评与介绍、编辑后记等。此外，北新书局创办的这些文学期刊还十分注重与读者的交流，通过征稿启事等形式鼓励青年著译者们投稿。那一时期，写作翻译、为期刊投稿成了许多青年文人学子的选择。加之，写稿取酬的观念其时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北新书局执行的高酬金版税政策又为著译者提供了相对丰厚的稿酬，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著译者投稿的积极性，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固定职业但收入微薄、业余著译可增加收入的文人学士而言更是如此。这同时也为这些文学期刊能够兴盛一时提供了充足的稿源。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初，各类文学期刊大量涌现，出于新文学建设的时代需求，许多期刊都是创作和翻译稿件兼收。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外国文学的译介活动。与书籍相比，期刊具有及时迅捷的独特长处，这使其成为外国文学译作得以及时传播和流通的重要渠道。而期刊大量的用稿需求也使得许多青年译者能够更容易地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在客观上成了培育翻译者的重要阵地。
四、结 语
20世纪20、30年代，以北新书局为突出代表的出版机构以出版丛书和创办期刊两种主要形式为译作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提供了重要平台和人才保障，为中国语言、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来源，极大地推进了当时我国的社会文化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不同语言文化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和深化，翻译也因此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如前所述，由于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能否顺利展开并切实有效地完成促进文化交流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应的社会传播设施是否能够以适当的形式为翻译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研究20世纪20、30年代以北新书局为代表的出版机构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社会传播机构与翻译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可为当代出版机构的发展走向提供一种足资借鉴的有益思路。
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需求使翻译活动成为必要，而要使其成为可能还取决于实现翻译传播的社会设施是否具备。所谓翻译传播的社会设施是指社会所提供的可使译作得以流通消费的翻译传播机构，主要包括出版社、报纸杂志编辑部、书店等。这些机构设施通过出版、刊载、销售等形式使翻译作品成为大众的欣赏对象。这样，翻泽活动的价值在经历了翻译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社会化过程之后才能得以体现：
19世纪中晚期至20世纪初西风东渐的结果便是加快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在此进程中，现代出版业应运而生，成为传播新思想、新学说的必要条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但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这些传统积累厚重的老牌出版机构却因相对保守的作风很难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先锋。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年轻”的出版机构开始出现，其顺应时代的要求，以出版新文艺书籍、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为己任，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行业的新风尚。
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提供的资料统计，1926年至1932年，全国出版英汉或汉英对照类读物的各类书局、书社、印刷公司等出版机构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平两地，其中80％以上都在上海。这一时期出版英汉对照类译作较多的上海出版机构主要有北新书局、春江书局、开明书店、群益书社、黎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其中尤以北新书局为突出代表。
二、出版丛书：引介译作的捷径
北新书局成立于1925年3月15日，以H1版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著《苦闷的象征》为标志。是由李小峰一人出资创办的民间书局成立之初，北新就以“使智识阶级与本局更加密切”为己任，而其在随后十几年的发展中也的确践行了这一出版理念。在北新书局提供的出版场地上，有近乎一半的新文学家们到场，著作人数多达130余位，其中包括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刘半农、废名、徐志摩、冯至、沈从义、冰心等·大批新文学巨匠和创作者。在这些著作者中，许多都是同时兼顾新文学创作和外国文学译介的
1925年至1937年是北新书局展的鼎盛时期，据统计，在这12年时间里，北新书局出版的文学：类书籍达545种，其中外国文学翻译作品达144种(文艺理论类22种，小说类96种，散文类9种，诗歌类5种，戏剧类12种)，占到1／4强，这些新文学书籍多半以丛书的形式出现。每套丛书的规模整体而言都不是很大，这和当时新文学本身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不无关系，但就数量而言却是相当客观的，以时为北新书局主力泽将之一的梁遇春的翻译活动为例，在其从事翻泽活动的1926年至1932年在印刊行的至少有3种，分别是《欧美名家小说丛刊》(1927年3月～1934年4月)、《自修英文丛刊》(1930年～1931年4月)和《英文小挑陪》(1930年10月～1931年10月)。此外，同一时期北新还出版有多种包含译作的文艺类丛书，主要有《新潮文艺从书》(1923年5月～1927年5月)、《未名从刊》(1925年3月～1931年8月)和《苦雨斋小书》(1927年2月～1929年11月)等尽管由于北新书局足靠民问资本运营，财力不够雄厚，因而这些丛书规模都不庞大，但其选择引介的书目却多是名家名著。以梁遇春参译的“英文小丛书”为例，在出版的25种译作中涉及的著名外国作家有高尔斯华绥、契诃夫、吉辛、盖斯凯尔夫人、哈代、高尔基、霍桑、欧·亨利、杰克-伦敦、屠格涅夫等。因此，就出版成就而言，北新书局可以说是当时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中合格的“把门人”之一。
按照文学社会学的观点，出版丛书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出版方式。丛书出版有着统一方向、统一表达方式和统一情趣，能够满足读者大众十分明确的、不断出现的要求。出版机构可以框定出一个读者群体，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在他们与翻译发起人之间建立起某种“私密”的联系。而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外国文学译作丛书的大量出版恰好印证了这一理论观点。当时，除北新书局之外，其他出版机构如春潮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也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外国文学翻译丛书。这些丛书以其名著荟萃为特点，在几年的时间内引介了大量的域外文学和社会科学作品，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中国大众读者对新文学、新知识的渴求，顺应了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对文学翻译活动的兴盛和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强劲的推动作用。
三、创办期刊：培植译者的重阵
20世纪初年，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配合“改良群治”而极力推崇“新小说”时，起步于19世纪70年代的文学期刊才开始大量出现，但随后的发展势头却非常迅猛。据统计，1902年到1916年这15年间创办的文艺期刊共计有57种，形成了我国近代文学期刊空前繁荣的局面。20世纪20、30年代，文学期刊的创办有增无减，蔚为大观。
就数量而言，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近10年的时间里，文学期刊的发展呈现逐年飙升的态势。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提供的资料统计，1926年一年中新创办的期刊有20种，到1932年这一数字增至39种。如果再将那些创办时间早、历时长的文学期刊统计进来，那数量则会更多。名目繁多的文学期刊凭借自身周期短、信息快、售价廉等优势，在许多方面发挥了出版社和书籍译作无法企及的作用。它们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取积极的姿态并努力实践，几乎可以说是凡期刊必有译文、无译文不成期刊。
就创办主体而言，这一时期兴办文学期刊的主体可谓多种多样。几位作家意气相投，政治和文艺观点相同或相似，就可以结合起来找个出版商编个期刊，但产生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则主要是由各种文学社团和出版机构创办的。文学社团通过兴办期刊可以张扬一派主张，加入社会变革的进程。通常是有一个社团便有一个刊物，反之亦然。二者因而时常同名，如新潮社与《新潮》、新月社与《新月》、语丝社与《语丝》、创造社与《创造》、西风社与《西风》等等。这些期刊可以说都是同人刊物，大多通过书局、书店等出版机构来出版发行。而许多出版机构在出版发行这些同人文学期刊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只出版同人期刊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无法与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著作家们进行合作，也无法赢得尽可能多的读者关注。于是，创办书局自己的刊物就成为必然。而北新书局在这方面可谓业绩不俗。
1925年，北新书局创办伊始便接手了《语丝》周刊的出版发行工作。作为语丝社的同人刊物，《语丝》一直致力于营造自由的言论空间，其针砭时弊的勇气与嬉笑怒骂的风格不仅赢得了众多读者，更给出版方北新书局带 来巨大声誉，使其事业蒸蒸日上。但北新书局不满足于在同人小团体里发展自己的文学出版事业，想要争取更大范围内的著作者和读者的关注。从1926年8月至1931年3月，北新陆续推出了《北新》、《现代文学》和《青年界》等几种书局自办刊物。虽然《北新》和《青年界》的办刊取向是综合性刊物，但它们和《现代文学》一样，译介类文章中外国文学译作仍占有相当的比例。而《现代文学》则更是以翻译介绍见长，聚集了一批颇具实力的翻译者。该刊创办于1930年7月16日，主要栏目有翻译(论文、小说、散文)、创作(小说)、诗选、随笔、最近的世界文坛、批评与介绍、编辑后记等。此外，北新书局创办的这些文学期刊还十分注重与读者的交流，通过征稿启事等形式鼓励青年著译者们投稿。那一时期，写作翻译、为期刊投稿成了许多青年文人学子的选择。加之，写稿取酬的观念其时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北新书局执行的高酬金版税政策又为著译者提供了相对丰厚的稿酬，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著译者投稿的积极性，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固定职业但收入微薄、业余著译可增加收入的文人学士而言更是如此。这同时也为这些文学期刊能够兴盛一时提供了充足的稿源。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初，各类文学期刊大量涌现，出于新文学建设的时代需求，许多期刊都是创作和翻译稿件兼收。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外国文学的译介活动。与书籍相比，期刊具有及时迅捷的独特长处，这使其成为外国文学译作得以及时传播和流通的重要渠道。而期刊大量的用稿需求也使得许多青年译者能够更容易地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在客观上成了培育翻译者的重要阵地。
四、结 语
20世纪20、30年代，以北新书局为突出代表的出版机构以出版丛书和创办期刊两种主要形式为译作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提供了重要平台和人才保障，为中国语言、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来源，极大地推进了当时我国的社会文化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不同语言文化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和深化，翻译也因此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如前所述，由于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能否顺利展开并切实有效地完成促进文化交流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应的社会传播设施是否能够以适当的形式为翻译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研究20世纪20、30年代以北新书局为代表的出版机构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社会传播机构与翻译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可为当代出版机构的发展走向提供一种足资借鉴的有益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