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18日晚，由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的“故土——方可杰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行。音乐会由北京交响乐团演奏，谭利华指挥，演出了方可杰近年来创作的五部作品：管弦乐《大起板》、第一交响曲《故土》、定音鼓协奏曲《风》、管弦乐《热巴舞曲》以及交响组曲《江山多娇》。
　　11月19日上午，中国音协创作委员会、《人民音乐》编辑部等主办了方可杰交响乐作品研讨会，知名作曲家、理论家、指挥家苏夏、王世光、谭利华、张殿英、李吉提、杨青、叶小纲、唐建平、张大龙、杜晓十、权吉浩、秦文琛，中宣部文艺局干部马小龙，《音乐周报》副主编陈志音以及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董文建，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副处长朱华，原河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吴歌，河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李仲党等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由《人民音乐》副主编于庆新主持。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方可杰的老师苏夏认为音乐会是很成功的。首先作品题材很好地反映了当前的现实，特别是《江山多娇》，这在交响乐里面目前来说是不多的。当然交响乐的创作可以写各种题材，可以写社会生活，也可以写个人感受。从方可杰的创作可以看出，他属于更愿意关心社会生活这一类的。其次，方可杰的作品中有很多都反映出河南地方音乐的特点。另外，交响音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表达作者的内心世界、审美趣味和思想感情，方可杰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往这方面去发展，这是很好的。他在技巧上已经逐渐走向成熟了，希望他能够进一步注意他的音乐的个性。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作曲家王世光说，首先要向苏夏老师表示祝贺。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作曲家的成功都离不开老师的培养和学校多年的教育。音乐创作，特别是总谱这一块，如果没有多年专业的培养，没有老师的指导，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应该向苏夏老师表示祝贺，教了那么多好学生。方可杰的作品有着非常浓郁的乡土气息，雅俗共赏。另外作品本身也是多元化的，从交响乐到定音鼓的协奏曲，还有突出民族传统的《大起板》个性化的处理，都是多种多样的。从音乐会上看，方可杰对于交响乐音响的驾驭是比较成熟的，做到了思路清晰，条理分明。这些东西都体现了作者美学上的追求和他自己的创作个性。一个严肃的艺术家是离不开传统的，交响乐也是这样，老树发新枝就是创新，是在长期的传统当中又开出新的花朵，这个创新就体现了自己的风格、个性。当然也有一些遗憾，就是作品里面某些地方听起来有点受到苏联经典大师的影响。希望他今后要不断学习，充实自己，也要督促自己求变化。虽然说内容是第一的，但是如果形式技巧把握不住，那内容就是空的。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指挥家谭利华说，我和方可杰的合作从十年前的《大起板》开始。到1998年我在策划创作一台名为“雪域风情”的西藏风格作品音乐会的时候，就想到了方可杰，那是第一次委托他写交响乐作品，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建立起长期合作的关系，所以说从“雪域风情”开始就有了昨天晚上的《热巴舞曲》。这个作品演了上百次了，反响很强烈，是经过时间检验而留下来的，群众喜欢，就是好的作品。十六大召开之前，我们希望有体现时代精神的交响乐，我又想到了方可杰，他就写了《江山多娇》这个题材，四个乐章，很有特色。
　　前不久的第八次文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做了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为我们当前和今后的文化艺术工作指明了方向。特别是讲话还谈到了继承和创新，谈到了怎么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和时代同步、和人民同呼吸这样的问题。作为音乐家，我觉得也应该体现出这些精神，说白了就是艺术作品应该有久远年代的考验，最主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社会的认可而不是个人的认可，就是乐队、听众和音乐评论几个结合的认可。我一直在呼吁：我们音乐家协会应该担当起一种职责，就是创作委员会、表演委员会一块开个研讨会，呼吁全国在写作方面应该注意哪些东西，应该写些什么。我觉得大家应该在一起探讨一下技术含量和可听性、技术如何为内容服务、艺术应该如何为社会服务这些关系。毕竟每个作曲家都希望作品写出来后有更多人喜欢，有生命力。我作为第一线的指挥，这些年接触了非常多的中国作品，有传统手法的，有现代手法的，各种各样的都有，这么多年体会下来，我想呼吁一下作曲家应该考虑怎么把技术含量和音乐作品的可听性结合起来，应该下更大的工夫、下更大的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祝贺方可杰，他的作品在通俗易懂方面是值得褒奖的，《热巴舞曲》可以说是方可杰为中国民族交响乐做出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另一点就是音乐作品创作的倾向问题，我认为技术含量应该为内容服务。以前有些朋友说过：这个作品技术含量高，是为下个世纪的人听的。但是我听不懂，我觉得音乐作品首先还是应该感染人。我非常支持作曲家们写作那些运用当今时代最先进的作曲技法的作品，因为这能展现出我们国家这一领域的一个水准，但同时我也呼吁还是应该考虑到音乐的流传、可听。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张殿英说，首先，这场音乐会从内容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讴歌了当今伟大的时代，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和思想感情。这些作品用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熟悉的音乐语言，因此是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接受、欢迎和喜爱的好作品。另外在创作技法上是把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作曲家是在充分尊重传统、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出新，有所创造，有所发展，让你听到这场音乐会既新颖又熟悉，让你感到这是真正中国的交响乐。希望作品的河南民间的风味更浓一些。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吉提认为有些作品写得相当精彩，像《热巴舞曲》，已经比较成熟了。《大起板》作为序曲，很有特点，但是觉得还可以再发挥一点。建议有一些作品的体裁选择上还可以斟酌一下，比方说舞曲。舞曲当然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舞曲，但是类似圆舞曲这样具有欧洲19世纪文化特点的就不如换成中国的，比如秧歌，同样是舞曲，也同样可以搞得很火，可能你更拿手，做出来效果可能也很好。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作曲家杨青说，刚才谭利华先生提出一个很好的命题，就是当代音乐的可听性到底怎么来衡量，怎么来评价。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可听性这个词儿总是不太好意思说，或者说不出来什么是可听性。大家总觉得可听性是不是一定要有旋律感？旋律感会不会和技术含量有冲突？我觉得中国的作曲界对技术含量非常重视，起码是将近10年甚至15年的教学中非常强调技术含量。我跟谭利华在文代会上讨论过技术含量和可听性结合的问题，当时他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方可杰先生的作品，他觉得是既有技术含量，又有可听性。昨天听了这个音乐会，我觉得从这些作品当中可以感觉到他对河南这片土地、对我们的国家都相当有感情，我觉得一个创作者如果没有感情的话，从笔头上流露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冷冰冰的。方可杰的东西很感染人，就证明他心里有很炽热的东西，这个东西感染了听众。
　　目前中国的音乐创作确实是出现了一个高峰，出现了一批非常好的作曲家，在国际和国内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讲授中国当代音乐课的时候，很多学生不知道当代音乐是什么，对当代作品非常陌生。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的演奏团体对于中国当代音乐作品的推进还不到位，使得很多热爱音乐的听众不了解中国当代作品。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当代音乐的创作也存在曲高和寡、阳春白雪的问题，这些作品怎么使中国老百姓喜欢听，是摆在我们面前很关键的事情。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作曲教学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脱离生活。我们以前老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渐渐地这个意识就淡化了，觉得在家里研究一些技法都能够创作了，但这样的创作就比较冷冰冰，跟群众有隔阂。想创作出真正能够打动听众、打动群众的作品，生活的确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怎么深入生活？怎样了解生活？方可杰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当然，昨天的音乐会也有一些瑕疵，就是怎样在结构方面、配器方面，就是我们说的技术方面更好地磨炼自己，提高自己，使这些东西更精益求精。比如我听《故土》的时候，就觉得结构上有一些拖沓，高潮过来以后又重起高潮；比如定音鼓，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但是怎么再发挥它的优势，尤其是跟乐队的结合，可以更加琢磨，如果没有华彩那一段，是不是定音鼓放在乐队里也可以？定音鼓作为一个独奏乐器，它的色彩、技巧好像应该再深入一些。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叶小纲说，我想中国作曲家是非常幸运的，我们有几个特别注重演出新作品的团体和指挥，比如北交和谭利华，他们对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应该说是功不可没，非常了不起。我有时候在国外跑，各种乐队都听了，他们演奏新作品也就是一遍两遍，再大师写的作品也演奏得很粗糙，没有像我们那样细致，细微到丝丝入扣那种感觉。
　　方可杰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美学想法和技术程度已经是非常好了。《大起板》可以再进一步发挥一下，不要完全像河南戏曲那样吵，交响乐创作还是要收一下，在艺术上再控制一些。《风》这个作品非常好听，我建议能不能再写一个版本，不要写定音鼓，而是换一个乐器，再写一个版。你的乐队搞得非常好，但是定音鼓在里面捣乱。你想你那么多的主题、副题，所有的东西都是定音鼓这个乐器不具备的，这是个技术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作曲家唐建平说，通过这个作品音乐会我感受到一种精神力量，尤其是开头的《大起板》，非常震撼。其实每个作曲家都有自己的东西渗透在血液里，我觉得这个作品体现的是建立在河南文化基础之上的东西，我能够感觉到他在追求完美，追求光明。我想，所有的艺术都是人创造的，所以当代人创造的东西不能说不为当代人服务，或者说是给未来人服务的。现在都没有人听，至少就是一个精神层面的缺陷。昨天这个音乐会，我觉得感情非常清晰，扑面而来。
　　定音鼓协奏曲是很难弄的，它的难度在于没有音高，方可杰选择这种创作形式是很需要勇气的。我也听过一些这方面的音乐，觉得很少有做得很充分的。我注意到在他这里是利用乐队方面去弥补这个不足，所以一开始很棒，但后面部分有不足的东西，就是独奏乐器进来后的处理，非常难办。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对他个人是一个挑战，而对我们大家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形式本身是非常值得探索的。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张大龙认为，这是一台建立在传统、调性基础上的音乐会，方可杰对古典、浪漫的音乐作品研究得相当多，功底非常好。写传统，写调性是没有错的，老百姓需要这样的东西，广大的听众需要听到这样的作品。作品在配器、音色对比各方面都非常好。提一点意见，就是和声语言中“下属—重属—属—主”这样的进行用得较多，是否可以用得更巧妙一点，加入更丰富、更有色彩的东西。
　　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杜晓十说，音乐作品跟其他的艺术门类不太一样，光靠作曲家是不够的。我们作为出版单位，有义务尽可能地多出版一些我们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明年5月份计划出版15部中国当代作曲家的交响乐作品，以后还要陆续地推出这样的作品。希望在这些作品出版的时候，能够举办这样的交响音乐会，借此把作品往前推一推。希望我们的作曲家都为中国交响乐的崛起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多元的基础上能够关注音乐的可听性，让更多的人接受，想要买唱片、买总谱，这样的局面是大家共同希望的。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权吉浩说，方可杰的作品给我印象很深的有四点：民族性、可听性、技术性、大众性。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民族音乐的热爱，我认为这场音乐会的核心和本色就是民族性。技术性方面，他的配器手法很不错，音色的组合、转接或者对置都不错，也许是他音乐语言是传统的语言，所以配器起来也方便，总体感觉上技术好，很扎实。结构上在高潮、结尾的处理各方面很精彩。我感觉方先生有很敏感的音乐神经，还有很敏感的掌握听众需求的能力，这是一种很难得的才华。若说有遗憾，我认为《江山多娇》能不能再丰富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交响乐作品。比如说能不能多层次色彩的叠合，和声要更加丰富，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和声。包括大家提出来的有没有风格，毕竟它的分量比较大，有四个乐章，能不能在多层配器，或者多层调性方面再下一些功夫。
　　中宣部文艺局干部马小龙说，这几年随着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像交响乐这种艺术形式是越来越重视了。我们过去提到交响乐就是《梁祝》《红旗颂》和《黄河》，但是国家在往前发展，肯定需要更多代表中国风格的作品出现，所以从前几年开始，中央领导一直有批示要加强对交响乐作品的扶持、服务和促进。最早在中宣部开了研讨会，就是谈促进民族交响乐的发展。后来《人民音乐》响应我们的倡导，也开了研讨会，在座的有些作曲家也参加了。听了方可杰先生的作品音乐会之后，我觉得他是把自己创作的根扎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当中，扎根在自己对本民族的情感、哲学、思想的比较深入的探究和思索当中，所以才有了我们听到的这些精彩的作品。尽管有些作品可能在民族的情感与音乐形式结合方面还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但以后肯定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更高的层次。
　　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青年作曲家秦文琛说，首先祝贺音乐会的成功，也感谢北京交响乐团和谭利华指挥对我国交响乐新作品演出的大力支持。作为一个作曲家，我能够理解方先生为这场音乐会付出的艰辛劳动。《热巴舞曲》结构完整统一，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
　　《音乐周报》副主编陈志音曾亲眼见证了《热巴舞曲》在欧洲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她说，昨天的五部作品贯穿了方老师创作的美学追求和艺术理想，他非常坚持民族化的音乐语言，而且也是个性化的。虽然作品里面用了很多地方的元素，但是音调出来以后，给你的印象是非常焕然一新的感觉。方老师是一个值得向大众推出的作曲家，而且我认为应该加大对地方作曲家的宣传力度。
　　在研讨会上，专家们除了评论方可杰作品之外，几乎所有的人还由衷地赞扬了两点：一是对河南省对于交响乐的重视表示称赞，二是对北京交响乐团和谭利华指挥多年来对于中国作品的委约、演奏和推广所做出的贡献表示尊敬和赞赏。
　　研讨会最后，会议主持人、《人民音乐》副主编于庆新代表主办单位对大家热情洋溢、诚恳坦率的发言表示感谢；希望河南的党委、政府、音协能够进一步对于交响乐创作投入更多的资金，投入更多的精力大力扶持河南的交响乐创作，进一步发展交响乐事业；希望方可杰能够吸收消化大家的意见，使今后的创作能够有进一步的提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听到他第二次的作品音乐会，同时也希望听到河南省其他作曲家的作品。他还代表《人民音乐》感谢到会的专家多年来对《人民音乐》的支持，希望大家将来能继续支持工作，使刊物在国家主流文化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