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散文是他文艺思想、美学思想的重要体现形式。周作人一生中，散文或称小品文是他创作的主要体裁，而本文所说的周作人的“散文”，也即他的“小品文”，后人也习惯以“美文”称之。
　　 周作人的思想是复杂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曾经是“大时代的弄潮儿”，与其兄鲁迅并立于新文化战士的行列，批评的锋芒四射，影响甚巨。然而1927是他人生与思想的一个转折点 。周作人感到了“凡人的悲哀”，人世的“生活恐怕还是醉生梦死最好”，人生“萧寂的微淡的哀愁” 。按照钱理群的论述，周作人开始由“积极入世”转向“消极出世”，最后在1937年后走向了他人生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时，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周作人有一种思想没有变——作为生活艺术化的倡导者，作为一名唯美主义者。
　　 周作人倡导生活艺术化。其中一个重要源头是西方的唯美主义思潮。周作人是中国最早翻译介绍王尔德作品的人，早在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级收了他翻译的王尔德的《安乐王子》。起源于欧洲的唯美主义（或译审美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曾经广泛传播。以王尔德为主要代表的唯美主义作家、批评家被大量介绍到中国，“甚至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局面” 。根据学者研究，在当时的中国，这股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群体：“重情趣的唯美—颓废主义者，以北京文坛为中心；重官能的唯美—颓废主义者，以上海文坛为中心；介于二者之间的则是一些‘颓废的象征主义（穆木天语）’”。应该说这样的划分是有道理的，以北京文坛为例，当时的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以及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都曾倾心过这股强大的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只是后来发生了分化，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
　　 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周作人，被认为是“老京派”（鲁迅语）的代表，京派文学家向来标榜“独立与超然”，注重审美“趣味”。周作人等京派作家的这种对生活艺术化的态度，贯穿了周作人的一生，我们通过阅读他的小品文能够更好地观察其审美理想。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讨论：
　　 第一，艺术是独立的。周作人说：“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有些人种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种花志在卖钱，真种花者以种花为其生活，——而花亦未尝不美，未尝于人无益。”
　　 这是唯美主义者“为艺术而艺术”的中国说法。因为唯美主义者如王尔德、佩特、戈蒂耶，及其前辈如罗斯金等，在对待生活与艺术关系上，他们的主张，可用王尔德的话概括：“生活模仿艺术，而非艺术模仿生活”。这种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在，在五四时期曾广为流播。
　　 第二，主张生活的艺术化。1924年周作人曾言：“我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和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的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这是周作人的审美理想，也是他散文的重要美学特质。
　　 第三，审美关乎人生、社会的进步。周作人认为，生活的艺术化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它同时也是改造社会的一股力量。他说：“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这些话或者说的太大太高了，但据我想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 。
　　 也就是说，周作人把人性向上，社会的改造与文明的复兴，都与艺术联系起来，以美与艺术促使中国的进步。这样的理想不可谓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