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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是一种是不可避免的创造性的叛逆。翻译本身的特点，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翻译创造性叛逆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翻译；创造性叛逆；原因；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2
纵观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不难发现，人们赋予翻译的目标与翻译实际达到的结果之间总存在着一些差距或矛盾。如：“love me，love my dog”译为“爱屋及乌”，而非“爱我就爱我的狗”。笔者认为这正是翻译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
一、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定义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1]。谢天振则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叛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翻译中的删减、添加和意译。”[2] 他认为翻译具有两重属性：创造性和叛逆性，两者密切联系。前者表明译者在翻译中的主观努力，而后者则是译者为了达到其主观愿望而对原作的一种客观背离。此外，我国的文学大师郭沫若也说过“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有可能超过创作。”[3]可见，在翻译中，无论是译作胜过原作，还是译作不如原作，这些现象都是翻译的创造性与叛逆性所决定的。但无论怎样创造和叛逆，译作毕竟要以“信”为前提，完全脱离原作的创造和叛逆是对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的误解和歪曲。所以应区别对待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分清楚是好的创造还是不好的创造。段俊晖[4]将创造性叛逆定义为忠实性创造和叛逆性创造:“译者主观上尽可能地准确把握原文，客观上也就体现了原文风貌的创造性为忠实性创造；译者有意歪曲原文，或虽主观上试图忠实原文，实际上歪曲了原文的创造为叛逆性创造。” 笔者对这一点深表认同。
实践证明，翻译的创作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它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越时空的传播和接受。对其产生原因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笔者认为，翻译创造性叛逆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存在具有必然性。本文试从其产生的主客观因素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产生的因素
（一）语言文化的差异是翻译创作性叛逆产生的客观因素
1、源语与译语语言的特征、表达习惯等的差异使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
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具有极强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表达习惯，习俗不一，喜好嫌恶以及对相应事物潜在的心理联想就会有所不同，在文学形式的表达上必然造成差异。如:
…… “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红楼梦》）
… We’re all birds of a feather—— all slaves here. …[5]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表达的差异，无法保留上文歇后语的比喻形象，而只能转换为译语读者所熟悉的形象，用译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来翻译。如果直译上文这些短语，不作相应的创造性叛逆则有违汉语的表达习惯，读起来也不通顺。
此外，语言文字本身的特征也各不相同。如英语和汉语就是两种差异很大的语言文字。英语属拼音文字系统，不是表意文字。而汉语属非拼音文字系统，是表意文字，其一般被看作形声义的统一体。英语与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意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种差异造成了翻译时译语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或表达方式来再现源语特征，从而使得译文得“意”忘“形”或得“形”忘“意”。这些都是译者对原文所做的创造性叛逆，表现为忠实性创造和叛逆性创造。例如：
“……还不是外甥打灯笼——找舅（照旧）。”（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 then after a few days things will be back to what they were before.” [5]
汉语中存在着同音异字或谐音词语，而在英语中却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所以在翻译时只仅能译出其意义，舍弃其语言的形式。又如汉语中拆字游戏，是汉字特有的构词规律的体现，但却很难完整、准确地用英语表达出来。如对偶句：“人曾为僧，人弗能成佛;女卑为裨，女又可称奴。”就很难用英语完整表达出其精妙之处，只能根据原语创造性地翻译出其意义。如“我叫倪斌，人儿倪，文武斌”可译为“I’m called Ni Bin.”
另外，语言的文体，风格等也是造成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重要因素。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一定的语体、文体和风格来使用语言。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 各种语言的语体、文体、风格又是不同的。因此, 有时很难的使相同的语体特点、风格韵采译出来，只能创造性地把原文的意义译出来。
2、历史文化的差异是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的又一客观因素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如民族心理和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文化的差异使得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成为一种必然。它很容易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相应的词产生出不同的文化意象，导致文化交流的障碍。在翻译实践中,由于涉及的因素很多， 译者常会陷入“忠实”与“叛逆”两难的境地，译文也常出现看似“不忠”的地方，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叛逆”，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些都是译者为了实现某一翻译目的而进行的创造性叛逆。如：汉语中的“龙”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英语中的dragon和龙都指代想象中的一种动物，但其喻意却并不相同。在中国，龙被视为圣物，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中国古代皇帝为“真龙天子”，身着“龙袍”，龙是尊严与权力的象征。但在英语中的dragon却是一种邪恶的怪兽。因此如果把“望子成龙”这一成语按照字面翻译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 dragon会使英美人士难以理解。由于这种民族文化的差异，“亚洲四小龙”不译成“the Four dragons of Asia”而译为“the Four tigers of Asia” 则更符合英美国家的民族文化。但在国外，人们信仰的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因此，Hawkes把原文的佛教色彩变成了基督教色彩。这对英美读者来说或许更为自然、易于接受。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传说和神话，要在另一种文化中找到相应的事物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此，翻译中译者也只能创造性地译出原文的深层内涵，译文也因而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原文，产生我们所谓的“创造性叛逆”。笔者认为上文提到的这些现象可以说是翻译创造性叛逆的重要表现，而这些现象的出现正是历史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三、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创造性叛逆产生的主观因素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6]。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创造性叛逆产生的主观因素。在翻译中，译者要完成翻译的任务，就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 包括两种语言的特点、原作风格、译者文化背景及所处的时代语境等。译者所具有的这些特性决定了翻译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译者对原文的一种阐释, 同一原文在不同的译者手里,译文的差别会很大，与原作也各有差异，只是差异的程度不同而已。但这些译文是否达意则主要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及其创造性的发挥，即是忠实性创造呢还是叛逆性创造。例如，由于译者忽视了原作的文化意象的意义，在翻译中，有时候会影响原作整体内容的传达；严重者，还会影响对原作意境、任务形象的把握。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赵景深把“Milk Way”翻译成了“牛奶路”，而“Milk Way”与希腊神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赵景深的这种译法无疑背离了“Milk Way”一词的希腊神话内涵，使其神话意味完全消失了。这可以说是译者对原文作了“创造性”叛逆，一种叛逆性的创造。
此外，由于译者的创作风格、审美特质或所处时代等的不同也会造成创造性叛逆。同一篇文章，不同的人翻译，译本风格也会各有不同。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佐良和王辑分别翻译的《谈读书》[7]：
原文: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e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王佐良: 读书可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博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王楫: 读书可以怡情养性,可以摭拾文采,可以增长才干.在幽居独处的时候,最能体现其怡情养性的作用;在友朋交谈中,最能体现其摭拾文采的作用;在处世论事之际，最能体现其增长才干的作用。
通过对比两位译者的译文，不难看出，他们风格各异。由于原文的文体具有正式、古雅的特点, 王佐良先生在其译文中使用了大量的文言词或文言结构，使译文的风格和原文的风格一致。同时又运用四字格词语，译文简洁、明快、节奏感强、铿锵悦耳，朗朗上口。王楫的译文多用白话，语句平易，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译出了原文的意思，也用了四字格成语，但不够简洁。这些都是两位译者通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措辞和结构上不同程度地进行重新构思的结果，而在这个主观活动的过程中译者们显然都对原文作了叛逆，而且是创造性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文化差异等客观因素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成为一种必然，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无限制地“创造性叛逆”，而应把握好一定的“度”，切不可超出原文所规定的创造性的度。在翻译中，译者既要灵活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又要有节制地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从而既能做到“随心所欲”，又能 “不逾矩”。
参考文献：
[1]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
[2]谢天振.中西比较文学手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103-104.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63.
[4]段俊晖.重新定义创造性叛逆——以庞得汉诗英译为个案[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4):117-121.
[5]包惠南.文化语境和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6]王立英,孙琳.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原因[J].安徽文学,2009,(6):70.
[7]赵桂华.翻译理论与技巧[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266-269.
关键词：翻译；创造性叛逆；原因；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2
纵观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不难发现，人们赋予翻译的目标与翻译实际达到的结果之间总存在着一些差距或矛盾。如：“love me，love my dog”译为“爱屋及乌”，而非“爱我就爱我的狗”。笔者认为这正是翻译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
一、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定义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1]。谢天振则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叛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翻译中的删减、添加和意译。”[2] 他认为翻译具有两重属性：创造性和叛逆性，两者密切联系。前者表明译者在翻译中的主观努力，而后者则是译者为了达到其主观愿望而对原作的一种客观背离。此外，我国的文学大师郭沫若也说过“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有可能超过创作。”[3]可见，在翻译中，无论是译作胜过原作，还是译作不如原作，这些现象都是翻译的创造性与叛逆性所决定的。但无论怎样创造和叛逆，译作毕竟要以“信”为前提，完全脱离原作的创造和叛逆是对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的误解和歪曲。所以应区别对待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分清楚是好的创造还是不好的创造。段俊晖[4]将创造性叛逆定义为忠实性创造和叛逆性创造:“译者主观上尽可能地准确把握原文，客观上也就体现了原文风貌的创造性为忠实性创造；译者有意歪曲原文，或虽主观上试图忠实原文，实际上歪曲了原文的创造为叛逆性创造。” 笔者对这一点深表认同。
实践证明，翻译的创作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它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越时空的传播和接受。对其产生原因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笔者认为，翻译创造性叛逆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存在具有必然性。本文试从其产生的主客观因素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产生的因素
（一）语言文化的差异是翻译创作性叛逆产生的客观因素
1、源语与译语语言的特征、表达习惯等的差异使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
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具有极强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表达习惯，习俗不一，喜好嫌恶以及对相应事物潜在的心理联想就会有所不同，在文学形式的表达上必然造成差异。如:
…… “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红楼梦》）
… We’re all birds of a feather—— all slaves here. …[5]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表达的差异，无法保留上文歇后语的比喻形象，而只能转换为译语读者所熟悉的形象，用译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来翻译。如果直译上文这些短语，不作相应的创造性叛逆则有违汉语的表达习惯，读起来也不通顺。
此外，语言文字本身的特征也各不相同。如英语和汉语就是两种差异很大的语言文字。英语属拼音文字系统，不是表意文字。而汉语属非拼音文字系统，是表意文字，其一般被看作形声义的统一体。英语与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意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种差异造成了翻译时译语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或表达方式来再现源语特征，从而使得译文得“意”忘“形”或得“形”忘“意”。这些都是译者对原文所做的创造性叛逆，表现为忠实性创造和叛逆性创造。例如：
“……还不是外甥打灯笼——找舅（照旧）。”（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 then after a few days things will be back to what they were before.” [5]
汉语中存在着同音异字或谐音词语，而在英语中却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所以在翻译时只仅能译出其意义，舍弃其语言的形式。又如汉语中拆字游戏，是汉字特有的构词规律的体现，但却很难完整、准确地用英语表达出来。如对偶句：“人曾为僧，人弗能成佛;女卑为裨，女又可称奴。”就很难用英语完整表达出其精妙之处，只能根据原语创造性地翻译出其意义。如“我叫倪斌，人儿倪，文武斌”可译为“I’m called Ni Bin.”
另外，语言的文体，风格等也是造成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重要因素。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一定的语体、文体和风格来使用语言。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 各种语言的语体、文体、风格又是不同的。因此, 有时很难的使相同的语体特点、风格韵采译出来，只能创造性地把原文的意义译出来。
2、历史文化的差异是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的又一客观因素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如民族心理和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文化的差异使得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成为一种必然。它很容易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相应的词产生出不同的文化意象，导致文化交流的障碍。在翻译实践中,由于涉及的因素很多， 译者常会陷入“忠实”与“叛逆”两难的境地，译文也常出现看似“不忠”的地方，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叛逆”，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些都是译者为了实现某一翻译目的而进行的创造性叛逆。如：汉语中的“龙”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英语中的dragon和龙都指代想象中的一种动物，但其喻意却并不相同。在中国，龙被视为圣物，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中国古代皇帝为“真龙天子”，身着“龙袍”，龙是尊严与权力的象征。但在英语中的dragon却是一种邪恶的怪兽。因此如果把“望子成龙”这一成语按照字面翻译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 dragon会使英美人士难以理解。由于这种民族文化的差异，“亚洲四小龙”不译成“the Four dragons of Asia”而译为“the Four tigers of Asia” 则更符合英美国家的民族文化。但在国外，人们信仰的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因此，Hawkes把原文的佛教色彩变成了基督教色彩。这对英美读者来说或许更为自然、易于接受。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传说和神话，要在另一种文化中找到相应的事物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此，翻译中译者也只能创造性地译出原文的深层内涵，译文也因而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原文，产生我们所谓的“创造性叛逆”。笔者认为上文提到的这些现象可以说是翻译创造性叛逆的重要表现，而这些现象的出现正是历史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三、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创造性叛逆产生的主观因素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6]。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创造性叛逆产生的主观因素。在翻译中，译者要完成翻译的任务，就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 包括两种语言的特点、原作风格、译者文化背景及所处的时代语境等。译者所具有的这些特性决定了翻译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译者对原文的一种阐释, 同一原文在不同的译者手里,译文的差别会很大，与原作也各有差异，只是差异的程度不同而已。但这些译文是否达意则主要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及其创造性的发挥，即是忠实性创造呢还是叛逆性创造。例如，由于译者忽视了原作的文化意象的意义，在翻译中，有时候会影响原作整体内容的传达；严重者，还会影响对原作意境、任务形象的把握。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赵景深把“Milk Way”翻译成了“牛奶路”，而“Milk Way”与希腊神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赵景深的这种译法无疑背离了“Milk Way”一词的希腊神话内涵，使其神话意味完全消失了。这可以说是译者对原文作了“创造性”叛逆，一种叛逆性的创造。
此外，由于译者的创作风格、审美特质或所处时代等的不同也会造成创造性叛逆。同一篇文章，不同的人翻译，译本风格也会各有不同。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佐良和王辑分别翻译的《谈读书》[7]：
原文: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e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王佐良: 读书可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博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王楫: 读书可以怡情养性,可以摭拾文采,可以增长才干.在幽居独处的时候,最能体现其怡情养性的作用;在友朋交谈中,最能体现其摭拾文采的作用;在处世论事之际，最能体现其增长才干的作用。
通过对比两位译者的译文，不难看出，他们风格各异。由于原文的文体具有正式、古雅的特点, 王佐良先生在其译文中使用了大量的文言词或文言结构，使译文的风格和原文的风格一致。同时又运用四字格词语，译文简洁、明快、节奏感强、铿锵悦耳，朗朗上口。王楫的译文多用白话，语句平易，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译出了原文的意思，也用了四字格成语，但不够简洁。这些都是两位译者通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措辞和结构上不同程度地进行重新构思的结果，而在这个主观活动的过程中译者们显然都对原文作了叛逆，而且是创造性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文化差异等客观因素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成为一种必然，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无限制地“创造性叛逆”，而应把握好一定的“度”，切不可超出原文所规定的创造性的度。在翻译中，译者既要灵活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又要有节制地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从而既能做到“随心所欲”，又能 “不逾矩”。
参考文献：
[1]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
[2]谢天振.中西比较文学手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103-104.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63.
[4]段俊晖.重新定义创造性叛逆——以庞得汉诗英译为个案[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4):117-121.
[5]包惠南.文化语境和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6]王立英,孙琳.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原因[J].安徽文学,2009,(6):70.
[7]赵桂华.翻译理论与技巧[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266-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