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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的人们明白自己在天地之间的角色，努力尽好自己的本分，并随时接受命运的考验。我想要表达的是他们了解生命意义，善解外在、反思自我，并感恩一切的生活态度。
1950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人家，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被誉为“中国摄影教父”，也是少数被选入美国权威的《当代摄影家》一书的华人摄影家之一。
说起阮义忠，只要稍微关心当代摄影的人就不陌生。前些年，大陆出版了他的《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 等书，流传甚广；此外，他在港台地区也出版过多本摄影著述，向大众普及西方摄影。
作为一个优秀的摄影家，在阮义忠自己的摄影随笔集里，却很少看到这些西方摄影家对他产生影响的痕迹。阮义忠解释说：“我写过的书，已经说明了我受到西方摄影潮流以及这些大师的影响有多大。但是，汲取的养分必须经过消化、 融合，再表达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你说很少看到我受影响的痕迹，让我觉得受到恭维。”
去年初，在广东美术馆里，南都记者第一次见到了 阮义忠。他给人的感觉非常随和，不像常见的摄影师那样，随身带着“长枪短炮”。从去年春节至今，阮义忠已经在《南方都市报》上先后开了“人与土地”“台北谣 言”两个专栏，“失落的优雅”正在刊载当中，至今总共刊出了一百七十多幅摄影作品和随笔。尽管兼顾着专栏写作和摄影创作，但如今他的工作重心，已更多地转向了慈善、宗教领域的拍摄中。
《人与土地》一书是《南方都市报》“人与土地”专栏的文章结集。书的封面是一群孩子在地平线上翻筋斗，画面的力量感让人震撼，许多读者都说，那简直就是一个“永恒的刹那”。阮义忠在文中写道：画家陈丹青十分喜欢这幅作品。有一次，他顶认真地问我“这张照片是上帝替你按的快门吧？”没错，回首来时路，我拍到的所有好照片，包括镜头前一切人、事、物给我的启发，都是老天给我的礼物啊！
每次行程都是冒险
中国财富：你从事摄影多年，统计过拍了多少照片吗？
阮义忠：拍照30多年，我从没正式算过拍了多少照片，我不会拍了一大堆再来挑选，而是选好对象，捕捉其最饱满、圆满的状态。拍过多少照片对我没太大意义，而是有多少画面已成为我的生活印记。我有一整面墙的底片和样片档案，保守估计应该有十几万张，但好作品大多呈现在我的十本摄影集中。
中国财富：你的摄影主要关注过什么题材？在众多的照片中，《人与土地》这一组作品的遴选标准是什么？
阮义忠：我的摄影题材以1999年台湾的百年浩劫“9·21地震”为分界：之前专注于这块土地上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捕捉逐渐消逝的传统价值；之后，我将镜头转向佛教慈济基金会重建灾区50所学校的记录，并开始观察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的言行，将其慈悲与智慧的内涵与善举化为影像，同时我也和内人袁瑶瑶合作，她撰文我拍照，在《慈济月刊》的“随师行脚·摄影笔记”专栏已连载10年。此外，我们替资深慈济志愿工作者所做的传记也出版30多册了。这些工作都还在持续中。
“人与土地”毫无疑问是我的代表作。农业社会的人们明白自己在天地之间的角色，努力尽好自己的本分，并随时接受命运的考验。我想要表达的是他们了解生命意义，善解外在、反思自我，并感恩一切的生活态度。
中国财富：：你多谈的是摄影对象对你的信任与合作，你在拍照时碰到的拒绝多吗？摄影者用什么样的态度，可以赢得被拍摄者的信任？
阮义忠：我虽善于在短时间内与陌生人做有效沟通，但也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如愿。在我拍照的前十年，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所有桥梁、海边、山地部落都是管制区，禁止拍照。我又专门去一些极少外地人会造访的所在，因此每次行程都是冒险。
我曾被南方澳鱼港的海防部队拘留、被北海岸的哨兵用枪指着胸口、在高雄大树乡的旅馆被警察叫醒盘问、在新竹北埔庙口午间打盹时被警察踢醒。还有小孩子向我丢石头，大喊：“匪谍在拍照！”那个年头，乡下到处有“反共抗俄、保密防谍”的标语。这些插曲我都视为正常，因为大环境就是如此，我能欣然接受并乐此不疲地继续探险。倒是有些善良老百姓起了猜疑，那就很难沟通了。
有一回在台东的纵谷山路徒步，于一处叫大农村的荒郊处取景，一位农夫骑着 摩托车由我的镜头前经过，半个小时后又追了上来，非要我把相机里的胶卷取出，否则就得和他去派出所找警察评理。我和他在竹林下足足站着沟通了一个多钟头，始终没结果。最后我几乎是训斥他了一顿，告诉他，下回遇到陌生人，应该先表达信任再行沟通，若是一开口就找人算账，要我相信你是好人也难。那农夫才不好意思地说：“那就请你到我家喝杯水解渴好了！”要被信任，不只是言语表达，整个人的态度和精神状态都是关键，以本真示人往往能突破人与人之间的藩篱。
期许自己永保一颗柔软的心
中国财富：：为何把这本书分为“成长”、“劳动”、“信仰”、“归宿”四个主题？
阮义忠：《人与土地》每张照片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但总不能用“乡土情”、“农家乐”之类为题。之所以能够找到一条线索将它们串起来，有段因缘。当年陈映真先生的《人间杂志》创刊不久（约1986年初），登了一篇日本摄影家三留理男拍埃塞俄比亚饥荒的报道照片，并希望在台北为他办个摄影展。时间紧迫，三留无法在日本制作照片，便把底片寄给陈映真。陈映真打电话给我，我义不容辞地答应帮忙，关在暗房一整个礼拜。我边放照片边觉得，我拍的不比这位国际知名人士差！
放完最后一批照片，刚换的药水仍然新鲜，倒掉可惜，我便找出几张自己的底片放放看。当放大机将那位利稻原住民垂头望着田地的影像投射出来时，我再次深深地被感动了。这不正是人与土地的终极关系？人来自土地，又回到土地。人是怎么对待这块土地的？在上面付出了多少，收获了多少？有过多少希望与失望，几多喜悦与哀伤？踏在土地上的人们曾经多么自信，又多么自卑，多么狂妄，又多么卑微……
我立刻想到如何整理这组作品了，主题就用“人与土地”，作品内容叙述人在土地上的生、老、病、死，我就想到以“成长”、“劳动”、“信仰”、“归宿”来组织。整个想法在几分钟之内成型，但却花了我整整八个月去完成它。
中国财富：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
阮义忠：我从底片中挑选、放大、排比。照片太多，往往看到后面就忘了前面，为了能够浏览到更多影像，我将照片一一重新拷贝、压成一张有36格画面的样片。我甚至做了一个25：1的画廊模型，将所有照片翻拍成同样比例的大小，在模型上一一贴好，转过来转过去地看，尽可能从不同角度考虑，思考观众在展览场地各个 角度的感受和体会。
那真是个非常好的自我训练，让我往后能精准判断影像之间的关联与视觉连贯性。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编《摄影家》杂志时，许多国外大师都特别喜欢我对他们作品的诠释，觉得我真是太了解他们了！
人应该敬天爱地，尽好做人的本分
中国财富：从你的文字，总感觉到你对纯朴、美、人情温暖的感动。拍“人与土地”你是否产生过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贫富分化对你的触动？
阮义忠：天下事当然有不公不义的一面，人性当然有丑陋、邪恶的一面，更有被刻意掩盖而令人不察的真相等待被挖掘，可是我觉得自己不擅长做这类事，何况这一面在每天的报纸、杂志、电视已经被暴露得够多了，多到让很多人沮丧，让很多人对自己、他人以及整个环境与未来都失去信心。就我而言，无论是透过摄影或文字， 想做的就是肯定人性的善面，并把我从中得到的体会与养分跟更多人分享。虽然有人说我“滥情主义”，但我倒是期许自己要永远保有一颗柔软的心、一个单纯的脑袋、一双善解的眼睛，持续不断地去观察、体会、表达人间之美、人性之光。
中国财富：“人与土地”中有不少对和谐乡村的赞美与讴歌；对你来说，台湾的农村土地最大的危机有哪些，为什么？
阮义忠：台湾农村土地最大危机是没有整体规划地过度开发，水土保持不好。农地上到处有假农舍之名所盖的都市人度假别墅，许多地方栽种有害人体健康、不利水土保持的作物。但这也是现今地球大部分土地的共同现象。
中国财富：：你认为人与土地之间的真正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
阮义忠：人与土地相互依存。台湾谚语说：“人若不照天理，天就不照甲子。”人必须感恩大地万物给予我们的一切。简单说，人应该敬天爱地，尽好做人的本分，并把对人群与自然的关怀付诸行动，才能对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有所回馈。
中国财富：：在“人与土地”之后，你也陆续发表了一组“台北谣言”的作品，是描述台北这座城市的生活的。能谈谈你对城市文明的想法吗？
阮义忠：说实在的，我现在也觉得二三十年前对台北的批判太片面了。不过，那正是大环境最糟的时候。现在台北已经演进成了宜居城市，我非常喜欢。到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走过之后，便会更珍惜自己的所有。
我对农村与城市审美态度的差异在于它们一个是自然，一个是不自然；一个是和谐，一个是不和谐。以前的农村自然而和谐，但这十几年来也开始不对劲了。
现在的台湾，最恼人的问题就是选举过多，自由民主遭到滥用。无论在农村或都市，人们都因政客的煽动、操纵而产生对立。台湾很小，电子传播媒体却多到吓人，一 些频道从早到晚重复播放八卦，内容恶劣，明显影响人的素质、污染人的心灵。幸好还有一些有理想的媒体人及公益团体报道励志的、具教育性的真人真事以及人类 的无私互助。若没有这些清流媒体的平衡报道，真不知后代会怎么看我们这一代！
好摄影家首先要礼敬对象
中国财富：你觉得在摄影中，要拍出好作品，什么是最重要的？技术吗？
阮义忠：对我来说，摄影要尊重对象，风格与表达手法还是其次。摄影的内涵主要在于“观看之道”。摄影是一项要靠对象才能表达的媒介。有对象才有影像、有事件 摄影家方可见证，因此，摄影伦理必须建立在“尊重对象”的根基上。一位摄影家无论有多么了不起，充其量只是百分之五十的创作者，另一半的功劳属于对象。成 为好摄影家，首要的条件就是礼敬对象，懂得谦卑；而摄影者最大的责任和挑战，正是仔细观看与发现对象的最佳特质，并将之有利地诠释出来。一位好摄影家不必 急着把自我观点强加在对象上，当领会到对象的精髓时，本身长年累积的人文素养，自然会跟着对象共鸣、共振而出。这正是摄影之可贵，也是摄影创作者所能获得 的最大喜悦！
技术当然重要，但它只是必备的基本能力，更重要的是透过它达到更高的境界。
中国财富：你是不是只拍黑白照片？
阮义忠：我这个人有从一而终的习惯，一开始拍照接触的就是黑白。过去我也曾因杂志需要而拍过彩色，可是只要是展览及出书，就仅用黑白，因为画面单纯，比较容易凸显象征意义。
中国财富：你排斥数码相机吗？
阮义忠：我不排斥数码相机，只是惋惜大多数人因采用数码而改变了拍摄态度。数码不必担心材料费，因此摄影师就猛拍以求保险。明明拍个两张就可以，却拍了两百张， 挑照片时眼花缭乱，愈选愈糟。无论是使用传统或数码相机，都必须遵守正确的态度：聚精会神地凝视，全力以赴地关注。用心按快门，而不是用手。以这样的态度 拍照，根本不必费神挑照片，最好的那些影像自然而然就会跳跃而出，像有生命一般地跟你眨眼。
摄影既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工作、理想，甚至可以说是宗教了。
中国财富：你摄影总是一个人前往吗？你会享受这种旅途的感觉吗？
阮义忠：在年轻时，孤独的确是一种享受。在外独处时会有种无助感，促使我全心接纳所有迎面而来的人和事物。从某个角度来讲，孤独使人放空，装得下外物。现在一想到那些旅行经验，我整个人就会年轻起来。回忆若是不能带给自己快乐，那么，人生无疑是一场悲剧。我不能想象这种情形，也很庆幸自己经常想到快乐的事。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当然都会受伤，但生活是丰盛、喜悦时，伤口就会变得微不足道，甚至连疤痕也不见了。
1950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人家，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被誉为“中国摄影教父”，也是少数被选入美国权威的《当代摄影家》一书的华人摄影家之一。
说起阮义忠，只要稍微关心当代摄影的人就不陌生。前些年，大陆出版了他的《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 等书，流传甚广；此外，他在港台地区也出版过多本摄影著述，向大众普及西方摄影。
作为一个优秀的摄影家，在阮义忠自己的摄影随笔集里，却很少看到这些西方摄影家对他产生影响的痕迹。阮义忠解释说：“我写过的书，已经说明了我受到西方摄影潮流以及这些大师的影响有多大。但是，汲取的养分必须经过消化、 融合，再表达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你说很少看到我受影响的痕迹，让我觉得受到恭维。”
去年初，在广东美术馆里，南都记者第一次见到了 阮义忠。他给人的感觉非常随和，不像常见的摄影师那样，随身带着“长枪短炮”。从去年春节至今，阮义忠已经在《南方都市报》上先后开了“人与土地”“台北谣 言”两个专栏，“失落的优雅”正在刊载当中，至今总共刊出了一百七十多幅摄影作品和随笔。尽管兼顾着专栏写作和摄影创作，但如今他的工作重心，已更多地转向了慈善、宗教领域的拍摄中。
《人与土地》一书是《南方都市报》“人与土地”专栏的文章结集。书的封面是一群孩子在地平线上翻筋斗，画面的力量感让人震撼，许多读者都说，那简直就是一个“永恒的刹那”。阮义忠在文中写道：画家陈丹青十分喜欢这幅作品。有一次，他顶认真地问我“这张照片是上帝替你按的快门吧？”没错，回首来时路，我拍到的所有好照片，包括镜头前一切人、事、物给我的启发，都是老天给我的礼物啊！
每次行程都是冒险
中国财富：你从事摄影多年，统计过拍了多少照片吗？
阮义忠：拍照30多年，我从没正式算过拍了多少照片，我不会拍了一大堆再来挑选，而是选好对象，捕捉其最饱满、圆满的状态。拍过多少照片对我没太大意义，而是有多少画面已成为我的生活印记。我有一整面墙的底片和样片档案，保守估计应该有十几万张，但好作品大多呈现在我的十本摄影集中。
中国财富：你的摄影主要关注过什么题材？在众多的照片中，《人与土地》这一组作品的遴选标准是什么？
阮义忠：我的摄影题材以1999年台湾的百年浩劫“9·21地震”为分界：之前专注于这块土地上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捕捉逐渐消逝的传统价值；之后，我将镜头转向佛教慈济基金会重建灾区50所学校的记录，并开始观察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的言行，将其慈悲与智慧的内涵与善举化为影像，同时我也和内人袁瑶瑶合作，她撰文我拍照，在《慈济月刊》的“随师行脚·摄影笔记”专栏已连载10年。此外，我们替资深慈济志愿工作者所做的传记也出版30多册了。这些工作都还在持续中。
“人与土地”毫无疑问是我的代表作。农业社会的人们明白自己在天地之间的角色，努力尽好自己的本分，并随时接受命运的考验。我想要表达的是他们了解生命意义，善解外在、反思自我，并感恩一切的生活态度。
中国财富：：你多谈的是摄影对象对你的信任与合作，你在拍照时碰到的拒绝多吗？摄影者用什么样的态度，可以赢得被拍摄者的信任？
阮义忠：我虽善于在短时间内与陌生人做有效沟通，但也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如愿。在我拍照的前十年，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所有桥梁、海边、山地部落都是管制区，禁止拍照。我又专门去一些极少外地人会造访的所在，因此每次行程都是冒险。
我曾被南方澳鱼港的海防部队拘留、被北海岸的哨兵用枪指着胸口、在高雄大树乡的旅馆被警察叫醒盘问、在新竹北埔庙口午间打盹时被警察踢醒。还有小孩子向我丢石头，大喊：“匪谍在拍照！”那个年头，乡下到处有“反共抗俄、保密防谍”的标语。这些插曲我都视为正常，因为大环境就是如此，我能欣然接受并乐此不疲地继续探险。倒是有些善良老百姓起了猜疑，那就很难沟通了。
有一回在台东的纵谷山路徒步，于一处叫大农村的荒郊处取景，一位农夫骑着 摩托车由我的镜头前经过，半个小时后又追了上来，非要我把相机里的胶卷取出，否则就得和他去派出所找警察评理。我和他在竹林下足足站着沟通了一个多钟头，始终没结果。最后我几乎是训斥他了一顿，告诉他，下回遇到陌生人，应该先表达信任再行沟通，若是一开口就找人算账，要我相信你是好人也难。那农夫才不好意思地说：“那就请你到我家喝杯水解渴好了！”要被信任，不只是言语表达，整个人的态度和精神状态都是关键，以本真示人往往能突破人与人之间的藩篱。
期许自己永保一颗柔软的心
中国财富：：为何把这本书分为“成长”、“劳动”、“信仰”、“归宿”四个主题？
阮义忠：《人与土地》每张照片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但总不能用“乡土情”、“农家乐”之类为题。之所以能够找到一条线索将它们串起来，有段因缘。当年陈映真先生的《人间杂志》创刊不久（约1986年初），登了一篇日本摄影家三留理男拍埃塞俄比亚饥荒的报道照片，并希望在台北为他办个摄影展。时间紧迫，三留无法在日本制作照片，便把底片寄给陈映真。陈映真打电话给我，我义不容辞地答应帮忙，关在暗房一整个礼拜。我边放照片边觉得，我拍的不比这位国际知名人士差！
放完最后一批照片，刚换的药水仍然新鲜，倒掉可惜，我便找出几张自己的底片放放看。当放大机将那位利稻原住民垂头望着田地的影像投射出来时，我再次深深地被感动了。这不正是人与土地的终极关系？人来自土地，又回到土地。人是怎么对待这块土地的？在上面付出了多少，收获了多少？有过多少希望与失望，几多喜悦与哀伤？踏在土地上的人们曾经多么自信，又多么自卑，多么狂妄，又多么卑微……
我立刻想到如何整理这组作品了，主题就用“人与土地”，作品内容叙述人在土地上的生、老、病、死，我就想到以“成长”、“劳动”、“信仰”、“归宿”来组织。整个想法在几分钟之内成型，但却花了我整整八个月去完成它。
中国财富：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
阮义忠：我从底片中挑选、放大、排比。照片太多，往往看到后面就忘了前面，为了能够浏览到更多影像，我将照片一一重新拷贝、压成一张有36格画面的样片。我甚至做了一个25：1的画廊模型，将所有照片翻拍成同样比例的大小，在模型上一一贴好，转过来转过去地看，尽可能从不同角度考虑，思考观众在展览场地各个 角度的感受和体会。
那真是个非常好的自我训练，让我往后能精准判断影像之间的关联与视觉连贯性。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编《摄影家》杂志时，许多国外大师都特别喜欢我对他们作品的诠释，觉得我真是太了解他们了！
人应该敬天爱地，尽好做人的本分
中国财富：从你的文字，总感觉到你对纯朴、美、人情温暖的感动。拍“人与土地”你是否产生过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贫富分化对你的触动？
阮义忠：天下事当然有不公不义的一面，人性当然有丑陋、邪恶的一面，更有被刻意掩盖而令人不察的真相等待被挖掘，可是我觉得自己不擅长做这类事，何况这一面在每天的报纸、杂志、电视已经被暴露得够多了，多到让很多人沮丧，让很多人对自己、他人以及整个环境与未来都失去信心。就我而言，无论是透过摄影或文字， 想做的就是肯定人性的善面，并把我从中得到的体会与养分跟更多人分享。虽然有人说我“滥情主义”，但我倒是期许自己要永远保有一颗柔软的心、一个单纯的脑袋、一双善解的眼睛，持续不断地去观察、体会、表达人间之美、人性之光。
中国财富：“人与土地”中有不少对和谐乡村的赞美与讴歌；对你来说，台湾的农村土地最大的危机有哪些，为什么？
阮义忠：台湾农村土地最大危机是没有整体规划地过度开发，水土保持不好。农地上到处有假农舍之名所盖的都市人度假别墅，许多地方栽种有害人体健康、不利水土保持的作物。但这也是现今地球大部分土地的共同现象。
中国财富：：你认为人与土地之间的真正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
阮义忠：人与土地相互依存。台湾谚语说：“人若不照天理，天就不照甲子。”人必须感恩大地万物给予我们的一切。简单说，人应该敬天爱地，尽好做人的本分，并把对人群与自然的关怀付诸行动，才能对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有所回馈。
中国财富：：在“人与土地”之后，你也陆续发表了一组“台北谣言”的作品，是描述台北这座城市的生活的。能谈谈你对城市文明的想法吗？
阮义忠：说实在的，我现在也觉得二三十年前对台北的批判太片面了。不过，那正是大环境最糟的时候。现在台北已经演进成了宜居城市，我非常喜欢。到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走过之后，便会更珍惜自己的所有。
我对农村与城市审美态度的差异在于它们一个是自然，一个是不自然；一个是和谐，一个是不和谐。以前的农村自然而和谐，但这十几年来也开始不对劲了。
现在的台湾，最恼人的问题就是选举过多，自由民主遭到滥用。无论在农村或都市，人们都因政客的煽动、操纵而产生对立。台湾很小，电子传播媒体却多到吓人，一 些频道从早到晚重复播放八卦，内容恶劣，明显影响人的素质、污染人的心灵。幸好还有一些有理想的媒体人及公益团体报道励志的、具教育性的真人真事以及人类 的无私互助。若没有这些清流媒体的平衡报道，真不知后代会怎么看我们这一代！
好摄影家首先要礼敬对象
中国财富：你觉得在摄影中，要拍出好作品，什么是最重要的？技术吗？
阮义忠：对我来说，摄影要尊重对象，风格与表达手法还是其次。摄影的内涵主要在于“观看之道”。摄影是一项要靠对象才能表达的媒介。有对象才有影像、有事件 摄影家方可见证，因此，摄影伦理必须建立在“尊重对象”的根基上。一位摄影家无论有多么了不起，充其量只是百分之五十的创作者，另一半的功劳属于对象。成 为好摄影家，首要的条件就是礼敬对象，懂得谦卑；而摄影者最大的责任和挑战，正是仔细观看与发现对象的最佳特质，并将之有利地诠释出来。一位好摄影家不必 急着把自我观点强加在对象上，当领会到对象的精髓时，本身长年累积的人文素养，自然会跟着对象共鸣、共振而出。这正是摄影之可贵，也是摄影创作者所能获得 的最大喜悦！
技术当然重要，但它只是必备的基本能力，更重要的是透过它达到更高的境界。
中国财富：你是不是只拍黑白照片？
阮义忠：我这个人有从一而终的习惯，一开始拍照接触的就是黑白。过去我也曾因杂志需要而拍过彩色，可是只要是展览及出书，就仅用黑白，因为画面单纯，比较容易凸显象征意义。
中国财富：你排斥数码相机吗？
阮义忠：我不排斥数码相机，只是惋惜大多数人因采用数码而改变了拍摄态度。数码不必担心材料费，因此摄影师就猛拍以求保险。明明拍个两张就可以，却拍了两百张， 挑照片时眼花缭乱，愈选愈糟。无论是使用传统或数码相机，都必须遵守正确的态度：聚精会神地凝视，全力以赴地关注。用心按快门，而不是用手。以这样的态度 拍照，根本不必费神挑照片，最好的那些影像自然而然就会跳跃而出，像有生命一般地跟你眨眼。
摄影既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工作、理想，甚至可以说是宗教了。
中国财富：你摄影总是一个人前往吗？你会享受这种旅途的感觉吗？
阮义忠：在年轻时，孤独的确是一种享受。在外独处时会有种无助感，促使我全心接纳所有迎面而来的人和事物。从某个角度来讲，孤独使人放空，装得下外物。现在一想到那些旅行经验，我整个人就会年轻起来。回忆若是不能带给自己快乐，那么，人生无疑是一场悲剧。我不能想象这种情形，也很庆幸自己经常想到快乐的事。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当然都会受伤，但生活是丰盛、喜悦时，伤口就会变得微不足道，甚至连疤痕也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