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倾颓、危机四伏之际，执政者若自我封闭、自欺欺人，执着于细微处小修小补，沉溺在“天朝上国”美梦中不肯醒来，必致错失改革良机，将国家民族陷于苦难深重的困境之中。前车覆辙，足为后车之鉴。
　　说起“裱糊匠”，人们一般首先想到的就是李鸿章。晚年的李鸿章自嘲是一个没落时代典型的“裱糊匠”，而清王朝则是一间“破屋”，自己作为一个“裱糊匠”只会“修葺”却不能改造。李鸿章“裱糊理论”的完整表述是：“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然而，李鸿章既不是“裱糊理论”的首创者，也不是持此理论的最高层次者。真正“裱糊理论”的始作俑者，是清朝的道光皇帝。如果说李鸿章的施政始终受到多方面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不断掣肘，作为“裱糊匠”的李鸿章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道光帝则是身居帝位，作为“裱糊理论”的始作俑者和实践者，是主动的作为，换言之，道光帝是“先驱”，李鸿章是“后学”。
　　道光帝，名旻宁，1782年生，嘉庆帝的嫡长子，1820年继位，接手的是嘉庆帝留下的烂摊子，以他的智力和魄力，根本无法振衰起弊，开创新局，但他仍决心守住祖业，看好摊子。他的为政之道，根本要义在于“守成”，企图用祖宗之法，重建祖宗昔日的盛世风光。然而，客观而言，他才华不如祖父乾隆，精明不如曾祖雍正，胆略不如高祖康熙，他所标榜和追求的“守成”之道，今日观之，不过是一种典型的“裱糊理论”。
　　道光帝曾向一名即将上任的官员推心置腹地谈到他的治国理政之道，堪称“裱糊理论”的完整表述：国政就像一所大房子，住房的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听任破坏，必致动大工。在“裱糊理论”的指导下，面对扑面而来的问题，道光帝给臣下的一道道圣旨，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目光短浅的“法术”，从来没有一种远距离、宽视野的“治道”。
　　道光帝目光短浅毫无卓识，但若有明智远识的大臣辅佐，也不失为宽猛相济。但要命的是，资质平常缺乏胆略的道光帝，又绝不缺乏自信，总以为自己的每一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因此，他在辅臣的选择上，又采用了最可怕的“老实听话”标准，他所信赖的中枢重臣如曹振镛、穆彰阿等，均以“多磕头，少说话”为主旨，战战兢兢，每逢建言，先竭力揣摩帝意，只讨欢心而不究事理。这就使得道光帝循用的“裱糊理论”，一方面畅行无阻，另一方面国事却逐渐糜烂到无
　　可救药。
　　道光帝“裱糊理论”的“成就”一方面源于他的资质与眼光，另一方面来自他对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以及军事能力的增强变化一无所知，深以为本已病入膏肓的天朝体制仍然坚不可摧，只须在细小之处小修小补即可保国事无虞。1840年7月24日，道光帝收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奏折，报告定海失守，英夷进逼镇海，即命闽浙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伊里布派水兵数千援浙。7月26日，道光帝下达各省的谕旨称：英吉利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现已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可见在强大到全球称雄的“逆夷”面前，手握着落后对手200年武器军队的道光帝，是何等的信心满满。而事实上，道光帝的合兵进剿根本没有战胜英军的可能。英国人最后从定海撤退，是在满足其提出的各项苛刻条件之后；而且英国人的进兵，本来就不打算推翻中国朝廷，只为获取商业利益。
　　道光帝“裱糊理论”的现实表现，则是遇事一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息事宁人为要旨。1840年8月3日，道光帝收到来自广东林则徐的奏折，告知英国军舰10艘、轮船2艘，可能北上舟山、上海、天津。当英军在舟山、定海、厦门等处肆虐时，道光帝严谕当地疆臣剿办。天津乃京畿门户，直隶开府之地，道光的态度却反而软化下来，谕令直隶总督琦善：英舰到天津，若情词恭顺，可转剿为抚。8月11日，英军舰队抵达天津，英国远征军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咨会”直隶总督琦善，陈述厦门、镇海拒收投书，声称此等行为“以致冤情无能得以疏闻”。“冤情”“疏闻”等语，与道光帝“果无桀骜情形”的要求似有契合，琦善连忙上奏请旨。道光帝御览英方照会，颇为自得。在双方文来武往之间，谈判一时毫无进展。9月13日，道光帝连发两道谕旨，据“理”辨析，劝懿律等南返，两天后，英军竟然真的同意了。此时，道光更是志得意满，10月13日，在他派出浙江办理军务的钦差大臣伊里布的奏折上朱批：“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只语，远胜十万之师耶？”而事实上，英方所谓“冤情”“疏闻”等语，据近代史宗师蒋廷黻先生考证，不过是翻译的严重讹误：将“匡正”译为了“伸冤”，将“抗议”译为了“告明”，将“赔偿”译为了“昭雪”等。而英军同意南下，是因为长达一个多月的交涉毫无结果，无基地的海上漂泊于英军不利，对北方军情、地理不熟悉，贸然进攻没有把握。更何况季风将要过去，北方海洋冰冻将给航行带来不利影响等原因，于是决定改换手法。而道光帝竟以为夷心慑服，英军进攻天津这个“漏洞”，经他“片言只语”，已经“糊住”。如果果真如道光所言，又怎么会有后来英军在广东、福建等地的大战，清军一败再败，以致英军兵临南京，清政府被迫与英法列强签下《南京条约》等一系列城下之盟？
　　即使是输掉了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旦列强撤军，道光也仍然觉得终于补上了大清这所“房子”的“漏洞”，于是万事大吉了。林则徐在《软尘私议》中描绘了战后北京的景象：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大致有二十年的时间，就在道光的“裱糊理论”指引下，只图“糊住”表面的“窟窿”，不想“动大工”，于是，近二十年的时间白白地流掉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打也白挨了。历史学家痛言，如果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也称自强运动），前移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史可能就不至于像后来那么难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