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3月7日，韩国国务会议在一片争议声中通过了缩减电影配额制的试行令改进案，将“银幕配额制”(Screen Quota)中规定本土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国产电影的时间减半为76天。尽管此前已经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此举依然在韩国电影业界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甚至以“践踏信仰”、“反文化政变”、“忘恩负义”等激烈言辞，批评政府在民族电影文化保护政策方面的“失职”。4月1日大批抗议者前往首尔市政府举行示威活动，试图阻止韩美之间进一步的FTA磋商。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早先在1998年“光头运动”中韩国各界众志成城、最终“迫使”政府改弦更张的局面似乎再也无法重现了。群情激昂的韩国电影人如同十字路口的斗士，于无地彷徨之后开始思考如何来应对新的变局。而历史地看，围绕配额制度的争论远不止电影业界内部的问题，透过这个现象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不同时期世界经济气候和意识形态格局的微妙变化。而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化产业的名片，进入新世纪以来，电影产业在韩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利益博弈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自然也就成了以美国电影教父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为首的好莱坞全球市场运营者的眼中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长期处于冷战阴影之中的韩国电影银幕上充斥着好莱坞明星的身影，甚至连本国的电影创作也显示出了典型的文化后殖民症候。为了保护民族文化工业，韩国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电影配额制度。在1984年修订的《电影法》中，政府提高了国产电影每年在电影院上映的基本保障天数，规定每所影院每年放映国产电影的时间不少于146天。这种强制性的产业保护措施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好莱坞对韩国电影市场的蚕食，但真正受到利益保护的不过是屈指可数的几家主流电影公司。与此同时，那些深受电影审查制度桎梏的导演们在创作中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举一个例子，当时韩国政府对进口电影有明确的配额要求，国内电影公司若想进口好莱坞大片，必须根据自身国产电影的年产量，按一定比例获得配额。这个规定看似公允，而事实上赢弱的国产片并不能带来良好的票房收益。为了争取更多的进口电影配额，忠武路的国产电影创作一度弥漫着多快好省、粗制滥造的风气。这样一来，电影配额制度反而形同虚设，在客观上造成电影创作与档期资源的极大浪费。
1993年金泳三上台结束了军人独裁政治，政府对电影题材的控制逐渐放松，对困境中的韩国电影创作而言具有鲜明的“松绑”意味。1997年韩国出台了《电影振兴法》，从登记制作、题材审查、政策鼓励和资金扶持等方面进一步为韩国电影松绑。次年金大中当选总统，他意识到电影和肝行业一样都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明确提出要借助政府的强制手段来保证国产电影配额，给予相关发行公司和院线以税收方面的优惠，并许诺这一政策将持续到国产电影市场占有率达到40％。由此，韩国本土电影产业迎来了第一个小阳春。
随着韩国加AWTO，配额制这项地方保护主义政策越来越多地遭遇到美国电影业界的非议，取消或削减本土电影配额也就屡屡被提上议案。1998年10月签订的《韩美投资协作第三次实务协议》中，韩国曾经表示要将国产电影配额时间削减至92天。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倒春寒”，以国宝级导演林权泽为首的“死守电影季系统电影界非常措施委员会”领导了著名的“光头运动”，呼吁保护民族电影文化。这次示威活动以电影界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不仅牢牢地维护了本土电影的市场份额，而且也进一步激发韩国观众身土不二的爱国主义情绪，从而为《电影法修正案》等一系列有利于韩国民族电影工业发展的政策出台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
今天再来回味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就会发现其中颇多值得玩味的细节。在本土电影导演拼死抗议最终“迫使”政府当局改弦更张的传奇故事里，或多或少地带有几分太极推手的圆融和双簧表演的意味。对韩国电影业界来说，他们成功地维护了国产电影市场的配额保证，而事实上，政府才是最大的获益者。政府一方面借助国内民间反抗的呼声与第三方(法国)的斡旋，轻松地化解了来自美国方面的市场压力，从而为本国影视产业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而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成为凝聚韩民族文化向心力的重要契机。可谓是各得其所。紧接着，以1999年韩国电影《生死谍变》票房压倒好莱坞大片为标志，韩国电影产业迅速步入快车道，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和国际电影节展映全面开花，多元消费格局逐步形成。
勿庸置疑，在韩国电影快速发展的初期，配额制为快速走向繁荣但还不甚稳健的电影产业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在1997年亚洲遭遇金融危机之后，电影产业的高回报率为韩国经济振兴寻找到了新的增长点。本土电影在韩国电影票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2002年的48％上升到2003年的49％，2004年上半年一度飙升至62％，就连票房略显疲态的2005年，也维持在60％左右。据最新统计资料表明，国产电影席卷了韩国十大卖座电影排行榜的全部席位。韩国本土电影全面击退好莱坞大片的奇迹，为亚洲地区普遍低迷的电影行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然而，任何产业政策的制定都无法规避自身的历史局限。一系列韩国商业大片虽然成功地吸引了大批本土观众走进电影院，并且屡创观影人次新高，但这种繁荣的表象之后也可能潜藏着其他方面的隐忧。就以2006年1月韩国的电影票房数字为例。据IM影片公司发布的《2006年1月份电影市场分析》统计，当月到电影院看电影的韩国观众累计高达2142万人次，相当于每10个韩国人中就有4．5个人看过一场电影。然而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个巨大的观众群落单元分布却极不均衡，其中本土电影《王的男人》、《投师如父》和好莱坞大片《纳尼亚传奇》分割了其中2／3的票房市场。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院线自然更乐意无限期地放映那些能够稳赢高额票房的影片，从而挤占了其他类型国产片原本就极其窘迫的档期。一个极端的例子，曾为韩国赢得威尼斯银狮奖的《空镜子》只在本土的一家影院放映了一天便悄然下档。对此，该片导演金基德也明确表态，他的电影不是为国内观众拍摄的，也没有必要接受国内的投资。这种唯票房论的观念不仅损害了公众消费多元文化产品的权益，甚至会在配额制的“温室”中渐渐丧失掉韩国电影的风险意识与市场竞争力。
事实上，促进韩国国产电影发展的制度性保障是多方面的。韩国电影的发展是市场开放竞争的产物，不应过分夸大配额制单方面的作用。相比电影圈内的群情激昂，传媒和民众的态度则显得不温不火。部分公众甚至认为目前的韩国电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抗暴能力，而某些电影人在配额制问题上的严防死守，其实源自既得利益者的“饭碗”意识。他们左右逢源，左手打经济牌，强调配额 制保护下的电影产业为韩国GDP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右手又大打文化牌，力挺法国电影的文化例外观念(Cultural Exception)。上述问题并非不重要，但相比美韩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韩国将增加的135亿美元产值和10．4万个就业机会，配额制不应成为谈判的首要障碍。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公布的"2005年度电影观众喜好调查”数据显示，超过30％的被调查者表示赞同缩减甚至废除银幕配额制，在政府发布电影配额缩减政策之后，这个数字蹿升到40％。由此可见，配额削减在国内遭遇的抵抗程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从某种意义上看，韩国电影界对配额削减的激烈反应更像是出于习惯性的文化修辞。电影明星“一个人示威”活动和血手套抬棺游行，其中自然不乏真诚，却被大众传媒宣扬成为明星秀场式的情景系列剧。同样，影帝崔岷植退还奖品奖章之后文化部随即发表“代为保管”的声明，也好像一场心照不宣的新闻秀，从正反双向竭力地营造有利于电影业界的舆论影响。但不管怎样，此次政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配额缩减已成定局。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在美国要求开放自由电影市场的巨大压力下，原有的文化保护政策将逐步解体，韩国电影必须要在投资、创作、出口产业开发等方面迅速完成过渡和新的调整。
首先，在短时期内配额缩减对韩国电影发行业和院线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投资方面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波动。此前韩国商业电影的投资向好莱坞大片看齐，采用大牌明星攻坚票房，营销费用甚至高达影片成本的一半以上。这显然不利于长远的产业发展，也是电影工业不够完善的一种表现。有数据表明，在韩国电影市场占有率最高的2004年，票房收入增加了13％，而投资却增加了32％，平均每部电影的收益还略逊于2003年。此后，韩国电影产业的投入产出比逐渐呈缓慢下降趋势。与此同时，韩国电影投资中存在着大量的泡沫资本，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迅速撤离。配额削减意味着政策优惠期结束，为了规避未来市场中的商业风险，投资方会更加青睐那些中小规模的影片。可以预见，今后低成本、高回报将逐渐成为韩国电影投资的主流方向。
其次，在题材选择方面，韩国电影将继续坚持得心应手的类型片创作。韩国影人深知只有类型片的繁荣才能支撑起庞大的电影市场。爱情片、恐怖片、喜剧片和战争片一直是韩国电影票房的灵丹。但风格相近、情节雷同也让韩国类型片饱受诟病。在配额削减政策出台前后的一批新片如《蜥蜴》、《无影剑》和《雏菊》中，我们已经明显感受到韩国类型片求新求变的努力。此外，韩国电影还将着力于挖掘民族地缘文化的宝藏，以韩朝政治关系和冷战时期的集体无意识作为战争片的核心题材，这是屡试不爽的票房灵丹。如姜帝奎导演所说：“在《生死谍变》里，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好莱坞式的趣味、场面、情节，而且能够看到人性、情感，观众们也从电影中感受到我们民族曾经的伤痛。”2000年的《共同警备区》、2001年的《朋友》、2002年的《家族荣誉》、2003年的《杀人回忆》，2004年的《实尾岛》和《太极旗飘扬》，2005年的《欢迎来到东莫村》，上述卖座电影无一不是近距离地触动了韩民族历史的政治禁忌。影片对社会群体心理的再现迎合了国内电影市场的文化消费需求，也能够赢得国际市场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票房大师”康佑硕执导的同类型题材电影《韩半岛06月28日刚刚举行了试映会，这部耗资96亿韩元的“民族主义商业化电影”将于7月13日首映，也成为7月1日配额削减制度试行之后公映的第一部本土商业大片，其票房将会成为检验韩国电影产业过渡期的晴雨表。
此外，在产业培育和出口发行环节，韩国政府还将进一步加大电影市场开发和产业预算。文化产业正经院作为官方机构，专门致力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为了将其培育成21世纪韩国的核心产业，政府出台“文化产业发展中长期政策方向”和“数字时代广播影像产业振兴促进战略”，成立“影像制品出口支援中心”，支持出口创汇。在巩固日本市场的同时，还会加快产业多元化脚步，以低价倾销的方式拓展新的海外市场，通过“深化”、“扩散”、“潜在”等环节实现“韩流”全球化的目标。此外，还将努力开发二次产业，为韩国电影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然，人力资源出口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题中主义。在本土影视市场发展接近饱和的情况下，大量韩国明星转向海外谋求发展成为流行趋势。早在3月份当红影星张东健一方面参加示威游行，为电影配额做最后的努力，一方面又现身好莱坞，参加政府组织的“2006韩国力量”大型影展，显示出韩国影人高调进军好莱坞的决心。
二十余年来的经验表明，韩国电影每次遭遇的十字路口最终都变成了新的产业起点，也显示出韩国电影产业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在配额制削减之后，韩国电影的产业格局将会发生怎样的微妙变动，我们且拭目以待。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 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早先在1998年“光头运动”中韩国各界众志成城、最终“迫使”政府改弦更张的局面似乎再也无法重现了。群情激昂的韩国电影人如同十字路口的斗士，于无地彷徨之后开始思考如何来应对新的变局。而历史地看，围绕配额制度的争论远不止电影业界内部的问题，透过这个现象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不同时期世界经济气候和意识形态格局的微妙变化。而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化产业的名片，进入新世纪以来，电影产业在韩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利益博弈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自然也就成了以美国电影教父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为首的好莱坞全球市场运营者的眼中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长期处于冷战阴影之中的韩国电影银幕上充斥着好莱坞明星的身影，甚至连本国的电影创作也显示出了典型的文化后殖民症候。为了保护民族文化工业，韩国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电影配额制度。在1984年修订的《电影法》中，政府提高了国产电影每年在电影院上映的基本保障天数，规定每所影院每年放映国产电影的时间不少于146天。这种强制性的产业保护措施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好莱坞对韩国电影市场的蚕食，但真正受到利益保护的不过是屈指可数的几家主流电影公司。与此同时，那些深受电影审查制度桎梏的导演们在创作中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举一个例子，当时韩国政府对进口电影有明确的配额要求，国内电影公司若想进口好莱坞大片，必须根据自身国产电影的年产量，按一定比例获得配额。这个规定看似公允，而事实上赢弱的国产片并不能带来良好的票房收益。为了争取更多的进口电影配额，忠武路的国产电影创作一度弥漫着多快好省、粗制滥造的风气。这样一来，电影配额制度反而形同虚设，在客观上造成电影创作与档期资源的极大浪费。
1993年金泳三上台结束了军人独裁政治，政府对电影题材的控制逐渐放松，对困境中的韩国电影创作而言具有鲜明的“松绑”意味。1997年韩国出台了《电影振兴法》，从登记制作、题材审查、政策鼓励和资金扶持等方面进一步为韩国电影松绑。次年金大中当选总统，他意识到电影和肝行业一样都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明确提出要借助政府的强制手段来保证国产电影配额，给予相关发行公司和院线以税收方面的优惠，并许诺这一政策将持续到国产电影市场占有率达到40％。由此，韩国本土电影产业迎来了第一个小阳春。
随着韩国加AWTO，配额制这项地方保护主义政策越来越多地遭遇到美国电影业界的非议，取消或削减本土电影配额也就屡屡被提上议案。1998年10月签订的《韩美投资协作第三次实务协议》中，韩国曾经表示要将国产电影配额时间削减至92天。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倒春寒”，以国宝级导演林权泽为首的“死守电影季系统电影界非常措施委员会”领导了著名的“光头运动”，呼吁保护民族电影文化。这次示威活动以电影界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不仅牢牢地维护了本土电影的市场份额，而且也进一步激发韩国观众身土不二的爱国主义情绪，从而为《电影法修正案》等一系列有利于韩国民族电影工业发展的政策出台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
今天再来回味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就会发现其中颇多值得玩味的细节。在本土电影导演拼死抗议最终“迫使”政府当局改弦更张的传奇故事里，或多或少地带有几分太极推手的圆融和双簧表演的意味。对韩国电影业界来说，他们成功地维护了国产电影市场的配额保证，而事实上，政府才是最大的获益者。政府一方面借助国内民间反抗的呼声与第三方(法国)的斡旋，轻松地化解了来自美国方面的市场压力，从而为本国影视产业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而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成为凝聚韩民族文化向心力的重要契机。可谓是各得其所。紧接着，以1999年韩国电影《生死谍变》票房压倒好莱坞大片为标志，韩国电影产业迅速步入快车道，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和国际电影节展映全面开花，多元消费格局逐步形成。
勿庸置疑，在韩国电影快速发展的初期，配额制为快速走向繁荣但还不甚稳健的电影产业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在1997年亚洲遭遇金融危机之后，电影产业的高回报率为韩国经济振兴寻找到了新的增长点。本土电影在韩国电影票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2002年的48％上升到2003年的49％，2004年上半年一度飙升至62％，就连票房略显疲态的2005年，也维持在60％左右。据最新统计资料表明，国产电影席卷了韩国十大卖座电影排行榜的全部席位。韩国本土电影全面击退好莱坞大片的奇迹，为亚洲地区普遍低迷的电影行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然而，任何产业政策的制定都无法规避自身的历史局限。一系列韩国商业大片虽然成功地吸引了大批本土观众走进电影院，并且屡创观影人次新高，但这种繁荣的表象之后也可能潜藏着其他方面的隐忧。就以2006年1月韩国的电影票房数字为例。据IM影片公司发布的《2006年1月份电影市场分析》统计，当月到电影院看电影的韩国观众累计高达2142万人次，相当于每10个韩国人中就有4．5个人看过一场电影。然而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个巨大的观众群落单元分布却极不均衡，其中本土电影《王的男人》、《投师如父》和好莱坞大片《纳尼亚传奇》分割了其中2／3的票房市场。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院线自然更乐意无限期地放映那些能够稳赢高额票房的影片，从而挤占了其他类型国产片原本就极其窘迫的档期。一个极端的例子，曾为韩国赢得威尼斯银狮奖的《空镜子》只在本土的一家影院放映了一天便悄然下档。对此，该片导演金基德也明确表态，他的电影不是为国内观众拍摄的，也没有必要接受国内的投资。这种唯票房论的观念不仅损害了公众消费多元文化产品的权益，甚至会在配额制的“温室”中渐渐丧失掉韩国电影的风险意识与市场竞争力。
事实上，促进韩国国产电影发展的制度性保障是多方面的。韩国电影的发展是市场开放竞争的产物，不应过分夸大配额制单方面的作用。相比电影圈内的群情激昂，传媒和民众的态度则显得不温不火。部分公众甚至认为目前的韩国电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抗暴能力，而某些电影人在配额制问题上的严防死守，其实源自既得利益者的“饭碗”意识。他们左右逢源，左手打经济牌，强调配额 制保护下的电影产业为韩国GDP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右手又大打文化牌，力挺法国电影的文化例外观念(Cultural Exception)。上述问题并非不重要，但相比美韩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韩国将增加的135亿美元产值和10．4万个就业机会，配额制不应成为谈判的首要障碍。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公布的"2005年度电影观众喜好调查”数据显示，超过30％的被调查者表示赞同缩减甚至废除银幕配额制，在政府发布电影配额缩减政策之后，这个数字蹿升到40％。由此可见，配额削减在国内遭遇的抵抗程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从某种意义上看，韩国电影界对配额削减的激烈反应更像是出于习惯性的文化修辞。电影明星“一个人示威”活动和血手套抬棺游行，其中自然不乏真诚，却被大众传媒宣扬成为明星秀场式的情景系列剧。同样，影帝崔岷植退还奖品奖章之后文化部随即发表“代为保管”的声明，也好像一场心照不宣的新闻秀，从正反双向竭力地营造有利于电影业界的舆论影响。但不管怎样，此次政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配额缩减已成定局。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在美国要求开放自由电影市场的巨大压力下，原有的文化保护政策将逐步解体，韩国电影必须要在投资、创作、出口产业开发等方面迅速完成过渡和新的调整。
首先，在短时期内配额缩减对韩国电影发行业和院线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投资方面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波动。此前韩国商业电影的投资向好莱坞大片看齐，采用大牌明星攻坚票房，营销费用甚至高达影片成本的一半以上。这显然不利于长远的产业发展，也是电影工业不够完善的一种表现。有数据表明，在韩国电影市场占有率最高的2004年，票房收入增加了13％，而投资却增加了32％，平均每部电影的收益还略逊于2003年。此后，韩国电影产业的投入产出比逐渐呈缓慢下降趋势。与此同时，韩国电影投资中存在着大量的泡沫资本，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迅速撤离。配额削减意味着政策优惠期结束，为了规避未来市场中的商业风险，投资方会更加青睐那些中小规模的影片。可以预见，今后低成本、高回报将逐渐成为韩国电影投资的主流方向。
其次，在题材选择方面，韩国电影将继续坚持得心应手的类型片创作。韩国影人深知只有类型片的繁荣才能支撑起庞大的电影市场。爱情片、恐怖片、喜剧片和战争片一直是韩国电影票房的灵丹。但风格相近、情节雷同也让韩国类型片饱受诟病。在配额削减政策出台前后的一批新片如《蜥蜴》、《无影剑》和《雏菊》中，我们已经明显感受到韩国类型片求新求变的努力。此外，韩国电影还将着力于挖掘民族地缘文化的宝藏，以韩朝政治关系和冷战时期的集体无意识作为战争片的核心题材，这是屡试不爽的票房灵丹。如姜帝奎导演所说：“在《生死谍变》里，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好莱坞式的趣味、场面、情节，而且能够看到人性、情感，观众们也从电影中感受到我们民族曾经的伤痛。”2000年的《共同警备区》、2001年的《朋友》、2002年的《家族荣誉》、2003年的《杀人回忆》，2004年的《实尾岛》和《太极旗飘扬》，2005年的《欢迎来到东莫村》，上述卖座电影无一不是近距离地触动了韩民族历史的政治禁忌。影片对社会群体心理的再现迎合了国内电影市场的文化消费需求，也能够赢得国际市场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票房大师”康佑硕执导的同类型题材电影《韩半岛06月28日刚刚举行了试映会，这部耗资96亿韩元的“民族主义商业化电影”将于7月13日首映，也成为7月1日配额削减制度试行之后公映的第一部本土商业大片，其票房将会成为检验韩国电影产业过渡期的晴雨表。
此外，在产业培育和出口发行环节，韩国政府还将进一步加大电影市场开发和产业预算。文化产业正经院作为官方机构，专门致力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为了将其培育成21世纪韩国的核心产业，政府出台“文化产业发展中长期政策方向”和“数字时代广播影像产业振兴促进战略”，成立“影像制品出口支援中心”，支持出口创汇。在巩固日本市场的同时，还会加快产业多元化脚步，以低价倾销的方式拓展新的海外市场，通过“深化”、“扩散”、“潜在”等环节实现“韩流”全球化的目标。此外，还将努力开发二次产业，为韩国电影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然，人力资源出口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题中主义。在本土影视市场发展接近饱和的情况下，大量韩国明星转向海外谋求发展成为流行趋势。早在3月份当红影星张东健一方面参加示威游行，为电影配额做最后的努力，一方面又现身好莱坞，参加政府组织的“2006韩国力量”大型影展，显示出韩国影人高调进军好莱坞的决心。
二十余年来的经验表明，韩国电影每次遭遇的十字路口最终都变成了新的产业起点，也显示出韩国电影产业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在配额制削减之后，韩国电影的产业格局将会发生怎样的微妙变动，我们且拭目以待。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 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