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一支5000人的汉军没于塞外，主将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这是司马迁人生最大的灾难，但《史记》中对李陵事件的记叙只有寥寥两三百字。为了解这个改变太史公命运的人，我们只能看看班固在《汉书》中的描写了。
　　少年时代的李陵，工作在宫禁内，等于是在汉武帝身边成长起来的。他的好朋友霍光和上官桀，也都是汉武帝晚年最信任的人——李陵的朋友圈，正是和汉武帝关系最亲密的那个小圈子。
　　天汉二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3万骑兵从酒泉出击在天山活动的匈奴右贤王。汉武帝想让李陵为李广利押送辎重。李陵主动请命，想独立带领一支部队，去分散单于的兵力。
　　汉武帝提醒李陵，这次军事行动规模很大，已经没有骑兵再分拨给他了。几年前，汉朝远征大宛，战马几乎消耗光了，而新夺得的大宛马是珍贵的种马，这时还不能派上前线。
　　但李陵毫不畏惧，称自己不需要骑兵，“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这雄壮的气概打动了汉武帝，但他仍然觉得过于冒险，于是诏令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兵中途接应李陵军。
　　路博德是一员老将，当年曾以伏波将军的身份平定南越，羞于为初出茅庐的李陵做后援。于是，他上奏说，现在匈奴秋高马肥，不宜和他们作战，希望和李陵等到来年春天再出击，他们二人各带5000名骑兵，一定可以生擒单于。
　　这份上奏却激怒了汉武帝，他认为是李陵不愿出战，教唆路博德这样推辞。于是，他交给路博德另外一个任务，而让李陵立刻出击。
　　这个决策过程，汉武帝和李陵都没有错——这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冲突，而是善与善之间的误会。
　　于是，李陵带着他的5000名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行进了30天，在浚稽山扎营。浚稽山是匈奴的重要据点，据有的学者推断，应该是今天杭爱山脉东端的某座山。这里和居延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为500公里。对于一支携带着往返辎重——包括至少60天的食物，足够的饮用水，以及大型弓弩和大量箭矢等物资的步兵，这个行军速度相当可观。
　　李陵把经过的山川地形画成地图，派人回长安汇报了军情，汉武帝非常高兴。但就在这时，李陵遭遇了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3万骑兵。
　　3万人对5000人，骑兵对步兵，战争结果本该毫无悬念，但匈奴人被李陵杀得大败。于是单于增兵，以总计8万骑兵再次发动攻击。兵力如此悬殊，李陵只能一边作战，一边向南撤退。
　　这场战役被班固写得精彩纷呈，他深谙叙事技巧。李陵能否成功脱身？他总是不断给读者希望的曙光，然后又无情地掐灭它。
　　李陵终于从匈奴俘虏口中得到一个好消息。单于已经越追越恐惧，他在心中盘算：这样一支人单势孤的步兵，凭什么可以和我军力战这么久？莫非是想把我吸引到汉朝边塞，然后大举围攻？匈奴的贵族也在犹豫：前方还有四五十里才到开阔地带，可以再猛攻一次，如果还不能成功，就撤兵。
　　也就是說，汉军只要撑过这个地带就安全了。李陵全军上下应该都精神为之一振，于是又是一天数十回合的激战，杀伤了匈奴2000余人。
　　但就在单于要撤兵的时候，李陵军中出了叛徒，把军情全部泄露给单于：汉朝的援军，是不存在的;李陵军中的箭矢，也快用尽了。
　　于是单于放胆全力进攻，截断了李陵的归途，利用骑兵的速度优势抢占了全部有利地形，四面八方箭如雨下。李陵的部队也竭力还击，班固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日五十万矢皆尽”。
　　汉代的箭镞每支重量不低于17克，50万矢意味着光是打造这些箭镞，至少需要8500千克的铜或者铁。如果以铜计算，汉代铸造铜钱，平均每年用铜816.7吨，这一天射掉的铜就超过了全年用量的1%;如果以铁计算，汉代的生铁产量现在没有统计数据，但肯定不会超过唐代，唐代的生铁年产量也不过1200吨，所以这一天射出去的铁，是唐代生铁日产量的2.59倍。
　　这个细节说明什么？“五十万矢”是一笔巨资，李陵的部队如此精锐，不仅是他本人精心调教的结果，也离不开汉武帝的巨额投入——这绝不是一支被皇帝随意抛弃的军队。
　　但最终，这支部队还是陷入绝境。李陵长叹：“如果再有几十支箭，我们就可以脱身了！”又说：“无面目报陛下！”于是，他向匈奴人投降了。这时候，李陵距离汉朝的边塞只有百余里，大汉的亭障已遥遥在望。
　　刚得到李陵投降的消息时，汉武帝非常愤怒，但慢慢平息后，还有点儿自责，当初李陵出塞，他就应该派路博德去接应他。他甚至考虑，李陵是不是假投降，暗中图谋大事。
　　汉武帝派公孙敖率军深入匈奴，设法接李陵回来，却不幸得到这样的情报：“我抓到了俘虏，他告诉我李陵在为单于训练军队，所以我一无所获。”
　　这下汉武帝真的愤怒了，杀了李陵的母亲、兄弟、妻子、儿女。李陵的坏名声传播开来，从此，陇西的士大夫提起李氏都感到羞耻。
　　后来，汉朝的使者到了匈奴，李陵愤怒地质问他：“我为了汉朝率领5000人横行匈奴间，因为没有救兵才失败，我有什么对不起汉朝的地方，为何要杀我全家？”使者说：“因为我们听说，你在为匈奴练兵！”
　　李陵立刻就明白了：“那是李绪，不是我！”李绪是一个投降匈奴的汉朝都尉。于是可知，公孙敖当时倒不是诬陷李陵，而是听信了错误的情报。愤怒的李陵派人刺杀了李绪，从此也断了回汉朝的心思。不过，他并不和匈奴单于在一起，而是常在外面独自行动，好像草原上的一匹独狼。
　　总而言之，班固讲述了一个没有反面角色的故事，是命运之手的拨弄，造成了悲剧。他很清楚，绝不能简单粗暴地否定、批判李陵，那会让无数在边疆浴血奋战的将士寒心;把李陵塑造成一个悲情人物，反而有利于维护皇帝的权威。
　　而更能展示班固修史才华的，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而是对史料的组合——他把李陵和苏武写在了同一篇传记里。
　　李陵兵败的前一年，苏武出使匈奴，本来意在和谈，却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一场政变。从此，苏武被匈奴羁押，受尽磨难，却始终持汉节不改。 　　当初，苏武与李陵都是皇帝身边的侍中。李陵投降匈奴后，不敢去见苏武，直到许多年后，单于让李陵去劝降，两个人才终于见面。
　　众所周知，劝降的套路，是先否认自己的意图，慢慢叙旧，说到动情处，再把要对方投降的目的说出来。但李陵没有这样做，他身上仍然闪耀着军人的锐气和磊落。他一开口就说：“单于听说我和你素来交情深厚，所以让我来劝你归降。抛开别的想法，听我说吧。”

　　李陵滔滔不绝，将胸中多年的积郁一吐为快。他说起自己刚投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李陵又说起苏武一家这些年来遭遇的不幸，汉朝不但亏欠我李陵，更亏欠你苏武。他还说汉武帝晚年多么昏聩残暴，多少大臣无罪被杀。
　　班固把李陵的台词详细地写下来，归根结底，是一种泱泱大国的自信——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难免有人被亏欠，要让受委屈的人说话。
　　然后，苏武開口了，表达的意思非常简单：你不必跟我讲纷繁的事实、复杂的道理，归根结底只有一件事——任何事情都无法动摇我对汉朝的忠诚。
　　李陵被苏武的忠诚震慑住了，感叹说，自己的罪过“上通于天”。他后来只和苏武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告诉苏武汉武帝去世的消息，苏武向南号哭，呕出血来;另一次就是汉昭帝时代，在复杂的交涉后，匈奴终于同意放苏武回汉朝，李陵来给苏武送行，也是诀别。
　　这时候，李陵又一次想起，如果不是汉武帝杀了自己全家，自己在匈奴举大事，也可以光荣地回去。李陵对苏武说：“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这话里包含着痛悔、遗憾、羡慕、景仰……无数情绪交织在一起。
　　终究，没有任何伟业，可以和做一个忠臣相比。这些话出自李陵之口，比出自其他任何人，都更有震撼性和说服力。
　　这就是班固的春秋笔法：允许不同立场的人发出声音，好彰显宽容;同时把主流的音量调到最大，稳稳把控导向。
　　最后说回班固的“同行”司马迁，这两位伟大的史学家，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儿像林黛玉和薛宝钗：林黛玉可爱，但这种可爱往往和正确无关;薛宝钗正确，而她尤其高明处，在于立场正确而态度并不僵化。
　　（曼 卿摘自《环球人物》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