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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书是一部隐喻式的著作，作者用洁净以及肮脏这一对对立面的概念来指称社会世界的分类，这种分类法类似于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的思想，而作者本人实际上正是深受涂尔干等人的影响。无论社会还是精神领域，都是有着秩序与混乱之分，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混乱也并不是一无是处，适当的混乱正是代表着新生的力量，但是当二者所处的环境与情景不同时，或许会诞生不同的意义。
【关键词】：洁净；危险；秩序；混乱
《洁净与危险》的作者是玛丽·道格拉斯，于1921年生于意大利，在伦敦一所修道院接受基础教育，然后又进入牛津大学学习，1943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她先在英国殖民部工作了一段时间，战后返回牛津大学，师从埃文斯-普里查德学习社会人类学，同时前往比利时领属刚果的莱利人中间做田野调查，并于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从1951-1977年，先后在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执教人类学。玛丽·道格拉斯，是英国迄今为止最为知名的女人类学家之一，也是少数对整个人文学科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类学家之一，她同本尼迪克特以及米德三人被称为文化人类学界三员女将。她虽然是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弟子，但是走得却是法国人类学的路子，所谓法国人类学，其实就是涂尔干、莫斯以及后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不过，普里查德的努尔人研究，舒茨的现象社会学和戈夫曼的互动社会学，对她也影响很大。
道格拉斯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刚果、扎伊尔的部落文化、社会学所关心的“制度”问题，到经济学的“货币”、资本主义的“风险”文化，她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她与计量经济学家伊舍伍德合写的《财货的世界》一书被视为经济人类学的先驱作品。不过，她最杰出的一项贡献就是在《洁净与危险》一书中对西方学术传统中被认为属于”神学”领域的《圣经》文本所做的分析，这本书被看作象征人类学的扛鼎之作。
玛丽·道格拉斯揭示了本书的两大主题，一是“禁忌作为一个自发的手段，为的是保护宇宙中的清晰种类“，另一个是”对含混带来的认知不适作出反思，含糊的事物看上去很有威胁感“。道格拉斯提出了一种二元对立的观点，她对宇宙中的事物进行了两种划分，一种是清晰的种类，另一种是模糊的种类，前一种是洁净的、安全的，后一种是肮脏的、危险的，而连结这两类事物的便是禁忌。禁忌为遵从禁忌的共同体确立一套秩序，而洁净就是对于这套禁忌体系的维护，体现在认知和行为上；危险则是对于禁忌秩序的破坏，即为整个共同体带来了含糊性，使不确定性融入秩序之内，为既有社会规则的解释和操作带来困难。对于秩序的破坏，危及到整个共同体的安全感。违反禁忌意味着成为公敌，将遭到惩罚。
作者迫切的反对了认为我们的文化与原始人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宽阔的鸿沟的观念，即：原始人在神圣与肮脏之间无法做出区分，而在我们看来神圣的事物应该被保护起来以原理污秽，神圣与不洁是对立的。道格拉斯指出我们对宗教和巫术的研究，不应该仅仅限于精神的本质方面，还要考虑相关背景以将其他的信仰结合起来，应该比较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命运和位置的看法。
对于肮脏、不洁，我们过去觉得肮脏就表示那个东西很不卫生，许多人认为我们现在对肮脏的理解同原始人对肮脏的理解不同，我们现代人对肮脏的看法大多是出自一种医学唯物主义，都是靠疾病来证明仪式行动的合理性，而原始人对肮脏的认识是出自一种象征性的角度。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这种取向是错误的，在避免传染和仪式的规避之间，在我们的卫生学与原始人的象征主义之间无疑具有着相似性。我们之间都会因为对肮脏事物的厌恶和害怕来进行规避，我们与原始人的不同不在于我们是基于科学而他们是基于象征性的符号系统。其实我们的行为也都有着象征性的意义，真正不同的是我们的经验是裂片式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是高度分化的，我们的仪式创造了大量的小型世界，而他们之间是不互相联系的。但是原始人不同，他们的社会分工程度低，所以他们的仪式创造的是一套单一的世界。
我们必须通过秩序研究肮脏。当一个正常的模式、系统在运转时，肮脏与不洁是一定不能包括在内的。肮脏是洁净与秩序的对立面，当肮脏存在，秩序就会受到影响，社会系统的运转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要维持一个社会的良好运转，我们必须根除这个社会存在的不和谐的因素。当然，肮脏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他是相对于其他事物的有序的狀态而言的，比如我们今天会觉得坐在地上会很脏，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坐在地上就不脏了；我们会认为用手吃东西很脏，但是印度人他们却觉得用手吃东西才叫做干净；鞋子本身是不脏的，但是放在吃饭的桌子上就是不干净的了。哪里有肮脏，哪里就必然存在一个有序的体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脏与不脏，干净与不干净，其实是有文化的作用在里面。
一个东西干净或者不干净，好的还是不好的，要取决于他在什么空间，或者什么系统里在什么位置，这是玛丽-道格拉斯在这本书里面提出的一个很创造性的一个想法。今年春晚开心麻花的那个反腐小品里面有一句台词：“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乒乓球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的国球，这东西为国争光呢，那为什么在小品里要被拒绝呢？因为乒乓球它本身和小品中的工作单位是不符合的，是被这个系统排除在外的，只有剔除了这些不和谐的因素，这个系统才能高效良好的运转下去。作者在本书的第三章《利未记》中的可憎恶的描写分析中，也能体现这个理论。《利未记》中耶和华对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说：注意猪是不能吃的，他是不洁的，骆驼是不能吃的，他是不洁的，兔子是不能吃的，他是不洁的，水里面的东西都能吃，可是没有鳞又没有鳍的也不能吃等等。这些规定是怎么来的，有什么成立的依据？我们来看，水里的东西都能吃，但是为什么没有鳞和鳍的不能吃？因为他们在水中这个空间类别中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是异类的，不正常的东西就是位置摆错了，所以他们是不洁的。按照这个标准，生物被分成了三类，能够划进这三类中的是正常的或者说是洁净的，而不符合这个分类的则是肮脏的，是对神圣的侵犯，是需要禁忌的。这种禁忌也说明了原始人思想中对于那些无法符合自己预设分类的、未知的、不可确定的因素的恐惧。 仪式是使禁忌的规则，即那些维持着肮脏与洁净之间界限的规则得以保持的活动，作者对仪式进行了分析。仪式是一种框架，以预见的形式组织我们希望接受的经验，选择那些能够被吸收的信息，这样我们的经验才能够得以整合与统一。通过仪式使可见的、实体的物质，形成了一系列我们看不见的却想要得到的分类。对于我们和原始人而言，仪式的区别并不在于其象征性或者其科学性，而在于我们的经验是离散的、破碎的，而他们的经验却是单一的、持续的。通过仪式可以净化肮脏与污秽。
原始人的经验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以自己的经验构建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并认为世界可以因为个人的行为而改变，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区别，从未预设过这一分类，在他们的经验中，他们与外部世界是融合的，世界可以通过精神的力量而被改变。比如中国人认为风水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轨迹，这里的风水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在影响着人的行为。
在原始社會，现象之间有着随意普遍的联系，基本上整个世界是一个混为一谈的整体。但这并不是说，原始人就不关注现实生活，不关注当下发生的事情，而是他们倾向于用一种方式来理解所有的现象，他们也是期望通过这种解释来理解，解释自身面临的一切问题。
污垢意味着越界，意味着对现有体系的威胁，因而是危险的，必须通过某种洁净仪式来消除它，使一切恢复常态。但同时，错位的、越界的、异常的事物也蕴含着力量，它是新秩序的开端，革命的种子往往总潜伏于危机之中，如同科学发展的新范式取代旧范式。
居于无际状态就同危险有缘，如果让一个人在社会中没有明确的位置，他只能居于边际位置，那么他人也必定会防止他带来危险，为此就将他划入异常之列，比如犯人和精神病患者一旦被贴上标签，人们就将他们视为异常的人。
社会与周遭的无确定状态相比，是一系列的确定形式，当这些形式受到攻击时，危险就产生了，其中有意识的力量根源于结构中的关键位置，而危险则存在与结构中的黑暗而模糊的领域。
精神力量与结构相关联。社会体系有两类位置，一类是明确的权利位置，这类享有明确的，受控制的，有意识的，获得赞同的精神力量；另一类就是模棱两可的危险角色，此处享有不收控制的，无意识的，危险的，未获赞同的力量。
在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的作品《努尔人》里面讲到过，当共同体受到外部的攻击时就会孕育出内部的团结，但当受到内部的攻击时，攻击者就会受到惩罚，结构也就得到了维护。但是有的时候结构也可能自己毁了自己，因为社会体系是奠基在自相矛盾上的。社会系统总是处于冲突之上，社会结构不能所有的界限都清晰明白，就像总有无法处于任何分类体系中的异类一样，社会系统中也存在着无法确定的边界与相互冲突的角色。在社会结构的维持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则。关于性的禁忌（比如月经期的女人不洁），源自于社会内部性别角色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也体现在日常中的一些禁忌与仪式中。在两性处于一个相互对立却又相互依存的空间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性别对立，影响并形成了一种性别之于另一种性别而言是危险的观点。认为女性或者女性的身体或者某个时间段的女性是肮脏的，其实是源自于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冲突。
社会结构的严重内耗表现在文化的层面上，就是不同的目标之间是具有冲突性的。比如莱利人既想把女人当做男人的典当品，又支持女人反抗其他的男人；本巴人的女人既希望自由和独立并以危及其婚姻的方式行事，又希望和他们的丈夫呆在一起。可见行为规范之间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我们要创建新的秩序，就必须要建立一套新颖的，纯洁的正面价值，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关。
通过对食物禁忌与行为禁忌的分析，作者明确了肮脏意味着失序的判断，即肮脏并不仅仅是在卫生学意义或者病理学意义上的不卫生，而是体现了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的矛盾与冲突。作者提出了对于为何在原始文化中肮脏与神圣相互转化的解释，即肮脏的相对性。在分类的体系中，无法归类的东西被判定为肮脏的，而将其抛弃，使其成为无用之物；污垢是由头脑的区分活动创造出来，它是创造秩序的副产品。她写到它始于一种无差别化的状态；在区分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它扮演的角色就是威胁既有的差别；成为垃圾之后，其所有的无可分类的属性都消失了，最终它回复到自身真正无差别的特型，它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垃圾，它又可以被容纳到这样一种分类体系中来，重归洁净。因此，无形无态既是衰败，也是开始和发展的适切象征。肮脏是相对的，洁净也是相对的。存在即合理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异常”或者被迫重新进入既有秩序框架，接受既有社会规范；或者成为建立新秩序的先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对异类的宽容与接纳，往往更能彰显一个社会的开放性和生命力。所谓的不洁、无序一方面对现存的分类体系是具有破坏力的，但它同时是具有潜力的。在这本书的结尾道格拉斯讨论了肮脏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破坏的，而有时是创造的。
不论现代社会还是原始社会，都把社会规则的结构看作是根本基础。文化通过一个分类框架给事物指派不同的位置而赋予事物意义。事物只有处于相对应的位置时才具有意义。污垢如此，洁净亦是如此。“洁净”的存在使得社会发展秩序井然，“污秽”的存在使社会保持活力，不断更新。
“生于污秽，死于洁净。”
参考文献：
[1]玛丽·道格拉斯著. 洁净与危险[M]. 民族出版社，2008.09.
[2]爱弥儿·涂尔干著.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04.
[3]钟敬文主编. 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4]岳永逸著. 灵验·磕头·传说 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09.
[5]马昌仪著. 中国灵魂信仰[M]. 上海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6]乌丙安著. 中国民间信仰[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关键词】：洁净；危险；秩序；混乱
《洁净与危险》的作者是玛丽·道格拉斯，于1921年生于意大利，在伦敦一所修道院接受基础教育，然后又进入牛津大学学习，1943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她先在英国殖民部工作了一段时间，战后返回牛津大学，师从埃文斯-普里查德学习社会人类学，同时前往比利时领属刚果的莱利人中间做田野调查，并于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从1951-1977年，先后在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执教人类学。玛丽·道格拉斯，是英国迄今为止最为知名的女人类学家之一，也是少数对整个人文学科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类学家之一，她同本尼迪克特以及米德三人被称为文化人类学界三员女将。她虽然是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弟子，但是走得却是法国人类学的路子，所谓法国人类学，其实就是涂尔干、莫斯以及后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不过，普里查德的努尔人研究，舒茨的现象社会学和戈夫曼的互动社会学，对她也影响很大。
道格拉斯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刚果、扎伊尔的部落文化、社会学所关心的“制度”问题，到经济学的“货币”、资本主义的“风险”文化，她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她与计量经济学家伊舍伍德合写的《财货的世界》一书被视为经济人类学的先驱作品。不过，她最杰出的一项贡献就是在《洁净与危险》一书中对西方学术传统中被认为属于”神学”领域的《圣经》文本所做的分析，这本书被看作象征人类学的扛鼎之作。
玛丽·道格拉斯揭示了本书的两大主题，一是“禁忌作为一个自发的手段，为的是保护宇宙中的清晰种类“，另一个是”对含混带来的认知不适作出反思，含糊的事物看上去很有威胁感“。道格拉斯提出了一种二元对立的观点，她对宇宙中的事物进行了两种划分，一种是清晰的种类，另一种是模糊的种类，前一种是洁净的、安全的，后一种是肮脏的、危险的，而连结这两类事物的便是禁忌。禁忌为遵从禁忌的共同体确立一套秩序，而洁净就是对于这套禁忌体系的维护，体现在认知和行为上；危险则是对于禁忌秩序的破坏，即为整个共同体带来了含糊性，使不确定性融入秩序之内，为既有社会规则的解释和操作带来困难。对于秩序的破坏，危及到整个共同体的安全感。违反禁忌意味着成为公敌，将遭到惩罚。
作者迫切的反对了认为我们的文化与原始人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宽阔的鸿沟的观念，即：原始人在神圣与肮脏之间无法做出区分，而在我们看来神圣的事物应该被保护起来以原理污秽，神圣与不洁是对立的。道格拉斯指出我们对宗教和巫术的研究，不应该仅仅限于精神的本质方面，还要考虑相关背景以将其他的信仰结合起来，应该比较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命运和位置的看法。
对于肮脏、不洁，我们过去觉得肮脏就表示那个东西很不卫生，许多人认为我们现在对肮脏的理解同原始人对肮脏的理解不同，我们现代人对肮脏的看法大多是出自一种医学唯物主义，都是靠疾病来证明仪式行动的合理性，而原始人对肮脏的认识是出自一种象征性的角度。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这种取向是错误的，在避免传染和仪式的规避之间，在我们的卫生学与原始人的象征主义之间无疑具有着相似性。我们之间都会因为对肮脏事物的厌恶和害怕来进行规避，我们与原始人的不同不在于我们是基于科学而他们是基于象征性的符号系统。其实我们的行为也都有着象征性的意义，真正不同的是我们的经验是裂片式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是高度分化的，我们的仪式创造了大量的小型世界，而他们之间是不互相联系的。但是原始人不同，他们的社会分工程度低，所以他们的仪式创造的是一套单一的世界。
我们必须通过秩序研究肮脏。当一个正常的模式、系统在运转时，肮脏与不洁是一定不能包括在内的。肮脏是洁净与秩序的对立面，当肮脏存在，秩序就会受到影响，社会系统的运转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要维持一个社会的良好运转，我们必须根除这个社会存在的不和谐的因素。当然，肮脏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他是相对于其他事物的有序的狀态而言的，比如我们今天会觉得坐在地上会很脏，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坐在地上就不脏了；我们会认为用手吃东西很脏，但是印度人他们却觉得用手吃东西才叫做干净；鞋子本身是不脏的，但是放在吃饭的桌子上就是不干净的了。哪里有肮脏，哪里就必然存在一个有序的体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脏与不脏，干净与不干净，其实是有文化的作用在里面。
一个东西干净或者不干净，好的还是不好的，要取决于他在什么空间，或者什么系统里在什么位置，这是玛丽-道格拉斯在这本书里面提出的一个很创造性的一个想法。今年春晚开心麻花的那个反腐小品里面有一句台词：“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乒乓球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的国球，这东西为国争光呢，那为什么在小品里要被拒绝呢？因为乒乓球它本身和小品中的工作单位是不符合的，是被这个系统排除在外的，只有剔除了这些不和谐的因素，这个系统才能高效良好的运转下去。作者在本书的第三章《利未记》中的可憎恶的描写分析中，也能体现这个理论。《利未记》中耶和华对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说：注意猪是不能吃的，他是不洁的，骆驼是不能吃的，他是不洁的，兔子是不能吃的，他是不洁的，水里面的东西都能吃，可是没有鳞又没有鳍的也不能吃等等。这些规定是怎么来的，有什么成立的依据？我们来看，水里的东西都能吃，但是为什么没有鳞和鳍的不能吃？因为他们在水中这个空间类别中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是异类的，不正常的东西就是位置摆错了，所以他们是不洁的。按照这个标准，生物被分成了三类，能够划进这三类中的是正常的或者说是洁净的，而不符合这个分类的则是肮脏的，是对神圣的侵犯，是需要禁忌的。这种禁忌也说明了原始人思想中对于那些无法符合自己预设分类的、未知的、不可确定的因素的恐惧。 仪式是使禁忌的规则，即那些维持着肮脏与洁净之间界限的规则得以保持的活动，作者对仪式进行了分析。仪式是一种框架，以预见的形式组织我们希望接受的经验，选择那些能够被吸收的信息，这样我们的经验才能够得以整合与统一。通过仪式使可见的、实体的物质，形成了一系列我们看不见的却想要得到的分类。对于我们和原始人而言，仪式的区别并不在于其象征性或者其科学性，而在于我们的经验是离散的、破碎的，而他们的经验却是单一的、持续的。通过仪式可以净化肮脏与污秽。
原始人的经验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以自己的经验构建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并认为世界可以因为个人的行为而改变，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区别，从未预设过这一分类，在他们的经验中，他们与外部世界是融合的，世界可以通过精神的力量而被改变。比如中国人认为风水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轨迹，这里的风水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在影响着人的行为。
在原始社會，现象之间有着随意普遍的联系，基本上整个世界是一个混为一谈的整体。但这并不是说，原始人就不关注现实生活，不关注当下发生的事情，而是他们倾向于用一种方式来理解所有的现象，他们也是期望通过这种解释来理解，解释自身面临的一切问题。
污垢意味着越界，意味着对现有体系的威胁，因而是危险的，必须通过某种洁净仪式来消除它，使一切恢复常态。但同时，错位的、越界的、异常的事物也蕴含着力量，它是新秩序的开端，革命的种子往往总潜伏于危机之中，如同科学发展的新范式取代旧范式。
居于无际状态就同危险有缘，如果让一个人在社会中没有明确的位置，他只能居于边际位置，那么他人也必定会防止他带来危险，为此就将他划入异常之列，比如犯人和精神病患者一旦被贴上标签，人们就将他们视为异常的人。
社会与周遭的无确定状态相比，是一系列的确定形式，当这些形式受到攻击时，危险就产生了，其中有意识的力量根源于结构中的关键位置，而危险则存在与结构中的黑暗而模糊的领域。
精神力量与结构相关联。社会体系有两类位置，一类是明确的权利位置，这类享有明确的，受控制的，有意识的，获得赞同的精神力量；另一类就是模棱两可的危险角色，此处享有不收控制的，无意识的，危险的，未获赞同的力量。
在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的作品《努尔人》里面讲到过，当共同体受到外部的攻击时就会孕育出内部的团结，但当受到内部的攻击时，攻击者就会受到惩罚，结构也就得到了维护。但是有的时候结构也可能自己毁了自己，因为社会体系是奠基在自相矛盾上的。社会系统总是处于冲突之上，社会结构不能所有的界限都清晰明白，就像总有无法处于任何分类体系中的异类一样，社会系统中也存在着无法确定的边界与相互冲突的角色。在社会结构的维持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则。关于性的禁忌（比如月经期的女人不洁），源自于社会内部性别角色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也体现在日常中的一些禁忌与仪式中。在两性处于一个相互对立却又相互依存的空间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性别对立，影响并形成了一种性别之于另一种性别而言是危险的观点。认为女性或者女性的身体或者某个时间段的女性是肮脏的，其实是源自于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冲突。
社会结构的严重内耗表现在文化的层面上，就是不同的目标之间是具有冲突性的。比如莱利人既想把女人当做男人的典当品，又支持女人反抗其他的男人；本巴人的女人既希望自由和独立并以危及其婚姻的方式行事，又希望和他们的丈夫呆在一起。可见行为规范之间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我们要创建新的秩序，就必须要建立一套新颖的，纯洁的正面价值，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关。
通过对食物禁忌与行为禁忌的分析，作者明确了肮脏意味着失序的判断，即肮脏并不仅仅是在卫生学意义或者病理学意义上的不卫生，而是体现了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的矛盾与冲突。作者提出了对于为何在原始文化中肮脏与神圣相互转化的解释，即肮脏的相对性。在分类的体系中，无法归类的东西被判定为肮脏的，而将其抛弃，使其成为无用之物；污垢是由头脑的区分活动创造出来，它是创造秩序的副产品。她写到它始于一种无差别化的状态；在区分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它扮演的角色就是威胁既有的差别；成为垃圾之后，其所有的无可分类的属性都消失了，最终它回复到自身真正无差别的特型，它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垃圾，它又可以被容纳到这样一种分类体系中来，重归洁净。因此，无形无态既是衰败，也是开始和发展的适切象征。肮脏是相对的，洁净也是相对的。存在即合理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异常”或者被迫重新进入既有秩序框架，接受既有社会规范；或者成为建立新秩序的先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对异类的宽容与接纳，往往更能彰显一个社会的开放性和生命力。所谓的不洁、无序一方面对现存的分类体系是具有破坏力的，但它同时是具有潜力的。在这本书的结尾道格拉斯讨论了肮脏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破坏的，而有时是创造的。
不论现代社会还是原始社会，都把社会规则的结构看作是根本基础。文化通过一个分类框架给事物指派不同的位置而赋予事物意义。事物只有处于相对应的位置时才具有意义。污垢如此，洁净亦是如此。“洁净”的存在使得社会发展秩序井然，“污秽”的存在使社会保持活力，不断更新。
“生于污秽，死于洁净。”
参考文献：
[1]玛丽·道格拉斯著. 洁净与危险[M]. 民族出版社，2008.09.
[2]爱弥儿·涂尔干著.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04.
[3]钟敬文主编. 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4]岳永逸著. 灵验·磕头·传说 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09.
[5]马昌仪著. 中国灵魂信仰[M]. 上海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6]乌丙安著. 中国民间信仰[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