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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式英语”是怎么产生的? 中国学生的英语错误为什么都带有趋同性? 它们跟学习者的汉字背景有没有关系? 如果说德国哲学家茅特纳的“假如亚里斯多德说的是汉语或达可塔语，他的逻辑和范畴就会是另一个样子”的论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汉字背景对中国人英语认知的影响又有多大呢? 作者仅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中国式英语”；汉字背景；英汉翻译
Abstract: How does Englis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 Why is it that the errors and mistakes made by Chinese students in English are almost identical? Does the phenomenon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students?Chinese background"If what German philosopher Fritz Mauthner said is true that "If Aristotle had spoken Chinese or Dakota, his logic and his categories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then how great an influence does their Chinese background haveon Chinese students'cognition of Englis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be into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 Chinglish, Chinese background,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引言：
可以肯定，面对大词典中下述词条，读者绝对不会怀疑它们的准确性：
△ a high nose（高鼻子）；《英语搭配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P.1138）
△ 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 ；《汉英大辞典》（下卷）（上海交通大学1995年版）（P.2239）
△ swearword（诅咒语） ；《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P.1904）
然而，它们居然没有一个是对的[11]&[12]，有的甚至还称得上谬误! 英汉翻译，陷阱无数、防不胜防，这无需赘言；而陷阱隐蔽，察不胜察，恐怕只有过来人才深有体会。特别是有些陷阱，天生就是专陷中国人的，除非你毫无汉字汉语背景。
1. 一个英语玩笑引出的思考
笔者曾突发奇想，跟学生开了这样一个玩笑：
△ 请在“good、quite good、most good、very good、fairly good”中，按程度次序排出“最good、次good、第三good……”；另一个则是“He is a bit high.”的汉语意思是什么?
几乎所有同学和老师都认定“most good”最good ；“He is a bit high.”的汉语是“他有点高”。
两个答案全错! 这早已是笔者意料中的事。笔者更感兴趣的是，母语非英语的西方人对这两个题目的答案是不是也一样?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认识了一位来华旅游的19岁意大利青年，他的英语并不好，可他一下子就发现“most good”不对，应该是best。至于He is a bit high，他也不太清楚英语的准确意思是什么，但十分肯定跟“身高”没关系。由于该实验只有一个受试，难以下普遍性结论。但前面一个实验则重复过多次，受试中还包括几十位参加暑期培训的中学英语老师，而答案竟然一模一样！顺便说一下，两位大学的英语教授居然也开不起这个玩笑!
除了上述实验，笔者还特意列出一组语义相同的固定短语动词和单个动词，比如be fearful about和to fear、be thankful to和to thank等等，要求学生在限定时间内写一篇英语小作文。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学生都倾向于选择和使用单个动词，而不是固定短语。
中学英语老师和学过多年英语的大学生难道不懂得“good—better—best”么? 可是当他们面对most good时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认可它、接受它? 中国人学习外语面临的问题和所犯的错误为什么都带有趋同性? 是不是有一支无形的手在悄悄地影响中国人的英语认知? 记得一位语言学家曾说过，一个人不管懂几门外语，也不管他的外语有多么精通，遇到突如其来的恐怖时发出的那声惊叫，必定是用母语。这个结论，对我们探讨的话题有没有启示意义呢?
2. 汉字象形·单音属性对中国人语言认知的影响
象形方块汉字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虽然原始图画意味消失了，以形求义的索形功能弱化了，但其象形表义的本质却没有改变。许慎的《说文解字》洋洋万言，不释字义而释字形，或曰通过字形释字义，便是最好证明。汉字的象形特征使汉民族思维的直观表象得到极大的保留，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汉字往往就是留存在汉族先民意识中的原始表象，比如“脊”和“家”。与西方表音文字不同，从文字直达概念的汉字中看不出语音的真正面貌，但却富涵造字的理据，所谓“三人曰‘众’”；“‘法’从水，平之如水，去不直”，等等。这就为汉字读者的理解和想象创造了富有张力的施展空间。即使在汉字简化再简化的今天，“写山曰嶙峋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4]还依然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共鸣。这，便是象形汉字所独具的意象效果和感性魅力！
汉字的最大特点除了象形，便是单音。根据统计，单音节的汉字一字一音，总共只有大约400种音节[5]，即使加上声调变化，总数也不超过一千四百个。以一千多个单音对应五、六万个汉字，其读音的重复率可想而知。就拿“zhen”（真、针、斟、珍……）音节为例，一本普普通通的《现代汉语词典》上就收录了多达近百个同音字。而要在这近百个同音字中锁定一个，除了辨形，别无办法。“可以说，汉字的象形·单音属性天生铸就了中国人与众不同的语言认知习惯——倚重视觉敏感远超过音觉敏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学作品有别于西方文学作品，即 ：不是单靠听觉传达到接受者的心中，而是要借助视觉才能获致真义的原因所在。”[13]
中国学生第一次看到孤立的英语单词sweetbread, highboy, snowdrop时，相信十有八九会不假思索地将它们跟“甜面包”、“高个男孩”、“雪滴”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潜意识认知反应，是汉民族意象性思维方式在英语认知中的习惯性再现。凑巧的是，笔者也将包括这些单词在内的一组英语单词让那位意大利青年看，而他全然没有“高个男孩”之类的联想。更有趣的是，笔者试图诱导他把highboy与“高个子男孩”的意象联系起来时，他显得十分惊诧。从他的眼神里，笔者似乎看到了王力先生所说的“西洋人的‘语象’与我们的‘语象’不同”[9]的证据。
作为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书写形式是字母的组合，这是一种抽象的音、形组合，字形表音不表义。以highboy为例，它的意义是体现在/ 'haibCi /这个读音中的，而读音才表示所指的对象；汉语则不同，作为表义文字，一个汉字的书写形式并不表音值，而是直接表示那个字所指的概念。事实上，有好些汉字的读音，读者可能并不清楚，却丝毫不影响对它们的理解和书面表达。而英语单词只要写得出来，就一定读得出来 ；但其含义也许英语读者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汉英两种文字与生俱来的本体性差别。这种差别反映在字面上是英字语音第一性、汉字概念第一性 ；反映在阅读主体上，是汉语读者对文字的视觉敏感和直觉领悟远远超过英语读者；反映在对对方文字意义的理解和表达上，则是学习英语的汉语读者会潜意识地按照中国人的意象性思维方式来联想英文词句。换句话说，汉语读者倾向于直接从文本字面获得意象和概念；英语读者则倾向于从音读中获得意象和概念。这大概就是导致中西方民族一个重具象思维，一个重抽象思维的重要原因吧。
为了进一步观察具有汉字背景与字母拼音文字背景的学生对对方文字的识记和认知差异，本文作者还做了一个独特的实验。笔者写下“小丁看世界”这五个汉字让一位14岁的美国女孩跟读了10遍，并将每个汉字和整句话的英语意思一一告诉了她。然后就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的话题上。半个小时后，笔者突然再次写出这5个字，只是故意把次序打乱，写成“看丁小界世”，让她复读一遍并说出它们的英语意思。这个美国女孩全然没有发现原句5个字的排列次序已经改变，还是试图回忆原句的读法，尝试了几次之后终于勉强读出，只是明显将“丁”念成英文字母的“J”，将“世”念成“Lu”（大概“世”字的“L”和廿让她联想到母语的Lu吧）。同样的实验笔者又做了一次，是让一位从未学过英语的13岁女孩跟读10遍4个英语单词：fish, table, orange, flower，并告诉她每一个单词的汉语意思。随后笔者就装作忘记了这件事。约半个小时后，笔者再次写出那4个英语单词，并故意把原先的先后次序打乱，让她回忆它们的读音和每个单词的汉语意思。结果4个单词的读音她全部忘记，而4个单词的汉语意思却都清楚记得，只是跟英语单词对不上号，乱点鸳鸯谱。奇怪的是，“orange——桔子”她可记得一清二楚。照理说orange应该是4个单词中比较难记的一个，为什么反而被她牢牢记住了呢？原来，她在跟读orange并默记这个单词的汉语意思时已经悄悄把“桔子”的形状和“orange”的第一个字母O挂上了钩。
从这个小小的实验中不难看出，西方人对外语单词的记忆和认知更关注的是读音，至于文字的形状，能引起他们兴趣的是能唤起他们对记忆网络中母语表音符号联想的部分。而中国人对外语单词的记忆和认知则更注意文字符号本身的形状，至于它们的读音则相对迟钝。
3. 汉字粘合灵活、意合自如对英语认知的影响
一字一音的汉字囿于方形范围之中，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正是由于这个特点，汉字没有连成一体的前缀、后缀；也不存在性、数、格、时、体屈折形态变化。象形汉字集形、音、义于一身，其本身就已经具有理据性，从而能在组词、构句时粘合灵活，意合自如。然而由于英语单词音义之间没有理据，所以只能把约定性的符号依照某种规则组合起来才能表现出理据。汉英两种文字的这种本质差异，天生注定了前者组词、构句依赖的不是语法规则，而是意会组合 ；而后者则相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人学了“我”、“不”、“怕”、“辣”四个字，便可随意组成 ：“我不怕辣”、“我，辣不怕。”、“我怕不辣”、“辣，我不怕。”，而句句正确，意思基本不变[14]。可是，与此对应的英语单词“I”、“do not”、“fear”、“peppery”，又能表达什么意思呢？这些词别说组成几个句子办不到，就是勉强凑成一个看起来像是句子的话“I do not fear peppery.”，在英美人眼中也是莫名其妙的表达。倘若将“I”换成“he”或“she”，则除了让人莫名其妙外，更出现常识性语病。退一万步说，即使你学会了“我不怕辣”的正确英语说法“I don't mind peppery taste.”，它跟汉语的“我不怕辣”也不能相提并论。后者不受时态限制，可以任指过去、现在、将来的“不怕”，且“辣”字既可指“辣味”，又可指“辣的食物”；前者则随着时态不同，谓语动词也要相应变化，而“辣味”与“辣的食物”在英语中并不是同一个词。赵元任先生对此曾有精妙的评论 ：“汉语的文字系统优点是双向度，容许有较多的花样，因而能够节省篇幅。”[15]从上述例子不难看出，汉语的“字”与英语的“单词”并不是一回事。它们组词、构句的方式更是大相径庭。
但是，已经习惯于汉字粘合灵活、意合自如的中国人，虽然理性上清楚英汉之间的差异，感性上却往往受制于先入为主的汉字意会组合认知模式。遇到不熟悉的英语，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相同语境下的汉语表达，并进行类推、倒译甚至虚构的心理运思。比如：“most（最）”+“good（好）”，在中国学生“意合”思维定势的驱使下，自然就类推出“most good（最好）”的心理词汇来。诚如陈兰香教授指出的，“由‘意合’思维转化成的汉语词语表现出重意象轻逻辑的特征，它不重形式，更注重心理时空，靠着领悟、意会进行语义搭配和词语组合。”[3] 在用英语表达较复杂的汉语意思时，中国人的这种意合思维情结更是挥之不去。笔者曾让本校英语专业大三学生口译两个句子，意在测定汉字构词方式对中国学生随机英语表达的影响：
1. 祝你完全成功！
2. 他的英语知识很丰富。
结果是：10个受试人中将句（1）译成“I wish you complete success!”的有9人；将句（2）译成“His English knowledge is very rich.”的有8人。
上述英语翻译，无一不是受到汉字构词组句习惯影响的“中国式英语”。如果说highboy，sweetbread等词汇让中国学生产生误解，主要是基于中国人的文字视觉敏感被误导的话，那么上述两句汉语的误译就不仅是视觉原因了。它涉及到思维、语象和“母语迁移”的综合因素，而这三者又都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上。
根据斯蒂维克关于记忆的研究成果[8]，记忆有三个重要特征：第一是互相有联系的感觉信息储存在一起，即人们回忆起意象中一个项目时便会连带回忆起同一意象中的其他项目。第二，人们能够唤起两个或更多的意象，从每个意象中挑出一些内容，重新合成新的意象。第三，是每个意象包含听觉成分、视觉成分、触觉成分、嗅觉成分、感情成分，以及在意象形成之时体现当时身体状况的成分。这就从心理、认知、思维的层面上解释了“中国式英语”的发生学原理。以上面第一句为例，“完全”这个汉语感觉信息在学生的大脑中是与complete联系在一起的；“成功”则是和success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学生的心理语义网络认知图式中，“完全成功”与complete success两个意象是重迭在一起的。肖辉等的研究得出结论：“人们在最初接触一个句子时，取其意义并建立表征该意义的命题。……我们对句子所记忆的是句子的意义，其言词表达以及理解时所作的推理。”[10]对于一个尚未建立起英语语感的中国人，翻译“祝你完全成功！”首先是建立表征该意义的命题：“祝－你－完全－成功！”而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对这个命题的英语表达则往往靠类推、倒译以及凭汉语直觉来进行。而类推、倒译、直觉恰恰最受汉字粘合灵活、意合自如特点的影响。
这不禁让人想到Joan Pinkham所写的The Translator's Guide to Chinglish（《中式英语之鉴》，以下简称《之鉴》）一书。该书作者曾长期在中央编译局和外文出版社工作，其书中所摘引的“中国式英语”不是一般大学生的语用失误句例，而是摘自我国正规英文报刊如《China Daily》等，有的甚至摘自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英文稿。汉字背景对中国人英语思维和认知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难怪连《英汉大词典》和《汉英大辞典》这样权威的工具书也难免误入“中国式英语”的陷阱。
最典型的“中国式英语”当数《英语搭配大词典》在nose词条下所举“a high nose（高鼻子）”的表达式（黑体是原文所有）。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个无需想象力就能心领神会的英文表达，可是美国人居然看不懂! 以下是一位美国老师对笔者咨询“He has a high nose”表达式的回复：
关键词：“中国式英语”；汉字背景；英汉翻译
Abstract: How does Englis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 Why is it that the errors and mistakes made by Chinese students in English are almost identical? Does the phenomenon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students?Chinese background"If what German philosopher Fritz Mauthner said is true that "If Aristotle had spoken Chinese or Dakota, his logic and his categories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then how great an influence does their Chinese background haveon Chinese students'cognition of Englis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be into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 Chinglish, Chinese background,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引言：
可以肯定，面对大词典中下述词条，读者绝对不会怀疑它们的准确性：
△ a high nose（高鼻子）；《英语搭配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P.1138）
△ 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 ；《汉英大辞典》（下卷）（上海交通大学1995年版）（P.2239）
△ swearword（诅咒语） ；《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P.1904）
然而，它们居然没有一个是对的[11]&[12]，有的甚至还称得上谬误! 英汉翻译，陷阱无数、防不胜防，这无需赘言；而陷阱隐蔽，察不胜察，恐怕只有过来人才深有体会。特别是有些陷阱，天生就是专陷中国人的，除非你毫无汉字汉语背景。
1. 一个英语玩笑引出的思考
笔者曾突发奇想，跟学生开了这样一个玩笑：
△ 请在“good、quite good、most good、very good、fairly good”中，按程度次序排出“最good、次good、第三good……”；另一个则是“He is a bit high.”的汉语意思是什么?
几乎所有同学和老师都认定“most good”最good ；“He is a bit high.”的汉语是“他有点高”。
两个答案全错! 这早已是笔者意料中的事。笔者更感兴趣的是，母语非英语的西方人对这两个题目的答案是不是也一样?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认识了一位来华旅游的19岁意大利青年，他的英语并不好，可他一下子就发现“most good”不对，应该是best。至于He is a bit high，他也不太清楚英语的准确意思是什么，但十分肯定跟“身高”没关系。由于该实验只有一个受试，难以下普遍性结论。但前面一个实验则重复过多次，受试中还包括几十位参加暑期培训的中学英语老师，而答案竟然一模一样！顺便说一下，两位大学的英语教授居然也开不起这个玩笑!
除了上述实验，笔者还特意列出一组语义相同的固定短语动词和单个动词，比如be fearful about和to fear、be thankful to和to thank等等，要求学生在限定时间内写一篇英语小作文。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学生都倾向于选择和使用单个动词，而不是固定短语。
中学英语老师和学过多年英语的大学生难道不懂得“good—better—best”么? 可是当他们面对most good时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认可它、接受它? 中国人学习外语面临的问题和所犯的错误为什么都带有趋同性? 是不是有一支无形的手在悄悄地影响中国人的英语认知? 记得一位语言学家曾说过，一个人不管懂几门外语，也不管他的外语有多么精通，遇到突如其来的恐怖时发出的那声惊叫，必定是用母语。这个结论，对我们探讨的话题有没有启示意义呢?
2. 汉字象形·单音属性对中国人语言认知的影响
象形方块汉字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虽然原始图画意味消失了，以形求义的索形功能弱化了，但其象形表义的本质却没有改变。许慎的《说文解字》洋洋万言，不释字义而释字形，或曰通过字形释字义，便是最好证明。汉字的象形特征使汉民族思维的直观表象得到极大的保留，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汉字往往就是留存在汉族先民意识中的原始表象，比如“脊”和“家”。与西方表音文字不同，从文字直达概念的汉字中看不出语音的真正面貌，但却富涵造字的理据，所谓“三人曰‘众’”；“‘法’从水，平之如水，去不直”，等等。这就为汉字读者的理解和想象创造了富有张力的施展空间。即使在汉字简化再简化的今天，“写山曰嶙峋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4]还依然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共鸣。这，便是象形汉字所独具的意象效果和感性魅力！
汉字的最大特点除了象形，便是单音。根据统计，单音节的汉字一字一音，总共只有大约400种音节[5]，即使加上声调变化，总数也不超过一千四百个。以一千多个单音对应五、六万个汉字，其读音的重复率可想而知。就拿“zhen”（真、针、斟、珍……）音节为例，一本普普通通的《现代汉语词典》上就收录了多达近百个同音字。而要在这近百个同音字中锁定一个，除了辨形，别无办法。“可以说，汉字的象形·单音属性天生铸就了中国人与众不同的语言认知习惯——倚重视觉敏感远超过音觉敏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学作品有别于西方文学作品，即 ：不是单靠听觉传达到接受者的心中，而是要借助视觉才能获致真义的原因所在。”[13]
中国学生第一次看到孤立的英语单词sweetbread, highboy, snowdrop时，相信十有八九会不假思索地将它们跟“甜面包”、“高个男孩”、“雪滴”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潜意识认知反应，是汉民族意象性思维方式在英语认知中的习惯性再现。凑巧的是，笔者也将包括这些单词在内的一组英语单词让那位意大利青年看，而他全然没有“高个男孩”之类的联想。更有趣的是，笔者试图诱导他把highboy与“高个子男孩”的意象联系起来时，他显得十分惊诧。从他的眼神里，笔者似乎看到了王力先生所说的“西洋人的‘语象’与我们的‘语象’不同”[9]的证据。
作为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书写形式是字母的组合，这是一种抽象的音、形组合，字形表音不表义。以highboy为例，它的意义是体现在/ 'haibCi /这个读音中的，而读音才表示所指的对象；汉语则不同，作为表义文字，一个汉字的书写形式并不表音值，而是直接表示那个字所指的概念。事实上，有好些汉字的读音，读者可能并不清楚，却丝毫不影响对它们的理解和书面表达。而英语单词只要写得出来，就一定读得出来 ；但其含义也许英语读者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汉英两种文字与生俱来的本体性差别。这种差别反映在字面上是英字语音第一性、汉字概念第一性 ；反映在阅读主体上，是汉语读者对文字的视觉敏感和直觉领悟远远超过英语读者；反映在对对方文字意义的理解和表达上，则是学习英语的汉语读者会潜意识地按照中国人的意象性思维方式来联想英文词句。换句话说，汉语读者倾向于直接从文本字面获得意象和概念；英语读者则倾向于从音读中获得意象和概念。这大概就是导致中西方民族一个重具象思维，一个重抽象思维的重要原因吧。
为了进一步观察具有汉字背景与字母拼音文字背景的学生对对方文字的识记和认知差异，本文作者还做了一个独特的实验。笔者写下“小丁看世界”这五个汉字让一位14岁的美国女孩跟读了10遍，并将每个汉字和整句话的英语意思一一告诉了她。然后就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的话题上。半个小时后，笔者突然再次写出这5个字，只是故意把次序打乱，写成“看丁小界世”，让她复读一遍并说出它们的英语意思。这个美国女孩全然没有发现原句5个字的排列次序已经改变，还是试图回忆原句的读法，尝试了几次之后终于勉强读出，只是明显将“丁”念成英文字母的“J”，将“世”念成“Lu”（大概“世”字的“L”和廿让她联想到母语的Lu吧）。同样的实验笔者又做了一次，是让一位从未学过英语的13岁女孩跟读10遍4个英语单词：fish, table, orange, flower，并告诉她每一个单词的汉语意思。随后笔者就装作忘记了这件事。约半个小时后，笔者再次写出那4个英语单词，并故意把原先的先后次序打乱，让她回忆它们的读音和每个单词的汉语意思。结果4个单词的读音她全部忘记，而4个单词的汉语意思却都清楚记得，只是跟英语单词对不上号，乱点鸳鸯谱。奇怪的是，“orange——桔子”她可记得一清二楚。照理说orange应该是4个单词中比较难记的一个，为什么反而被她牢牢记住了呢？原来，她在跟读orange并默记这个单词的汉语意思时已经悄悄把“桔子”的形状和“orange”的第一个字母O挂上了钩。
从这个小小的实验中不难看出，西方人对外语单词的记忆和认知更关注的是读音，至于文字的形状，能引起他们兴趣的是能唤起他们对记忆网络中母语表音符号联想的部分。而中国人对外语单词的记忆和认知则更注意文字符号本身的形状，至于它们的读音则相对迟钝。
3. 汉字粘合灵活、意合自如对英语认知的影响
一字一音的汉字囿于方形范围之中，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正是由于这个特点，汉字没有连成一体的前缀、后缀；也不存在性、数、格、时、体屈折形态变化。象形汉字集形、音、义于一身，其本身就已经具有理据性，从而能在组词、构句时粘合灵活，意合自如。然而由于英语单词音义之间没有理据，所以只能把约定性的符号依照某种规则组合起来才能表现出理据。汉英两种文字的这种本质差异，天生注定了前者组词、构句依赖的不是语法规则，而是意会组合 ；而后者则相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人学了“我”、“不”、“怕”、“辣”四个字，便可随意组成 ：“我不怕辣”、“我，辣不怕。”、“我怕不辣”、“辣，我不怕。”，而句句正确，意思基本不变[14]。可是，与此对应的英语单词“I”、“do not”、“fear”、“peppery”，又能表达什么意思呢？这些词别说组成几个句子办不到，就是勉强凑成一个看起来像是句子的话“I do not fear peppery.”，在英美人眼中也是莫名其妙的表达。倘若将“I”换成“he”或“she”，则除了让人莫名其妙外，更出现常识性语病。退一万步说，即使你学会了“我不怕辣”的正确英语说法“I don't mind peppery taste.”，它跟汉语的“我不怕辣”也不能相提并论。后者不受时态限制，可以任指过去、现在、将来的“不怕”，且“辣”字既可指“辣味”，又可指“辣的食物”；前者则随着时态不同，谓语动词也要相应变化，而“辣味”与“辣的食物”在英语中并不是同一个词。赵元任先生对此曾有精妙的评论 ：“汉语的文字系统优点是双向度，容许有较多的花样，因而能够节省篇幅。”[15]从上述例子不难看出，汉语的“字”与英语的“单词”并不是一回事。它们组词、构句的方式更是大相径庭。
但是，已经习惯于汉字粘合灵活、意合自如的中国人，虽然理性上清楚英汉之间的差异，感性上却往往受制于先入为主的汉字意会组合认知模式。遇到不熟悉的英语，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相同语境下的汉语表达，并进行类推、倒译甚至虚构的心理运思。比如：“most（最）”+“good（好）”，在中国学生“意合”思维定势的驱使下，自然就类推出“most good（最好）”的心理词汇来。诚如陈兰香教授指出的，“由‘意合’思维转化成的汉语词语表现出重意象轻逻辑的特征，它不重形式，更注重心理时空，靠着领悟、意会进行语义搭配和词语组合。”[3] 在用英语表达较复杂的汉语意思时，中国人的这种意合思维情结更是挥之不去。笔者曾让本校英语专业大三学生口译两个句子，意在测定汉字构词方式对中国学生随机英语表达的影响：
1. 祝你完全成功！
2. 他的英语知识很丰富。
结果是：10个受试人中将句（1）译成“I wish you complete success!”的有9人；将句（2）译成“His English knowledge is very rich.”的有8人。
上述英语翻译，无一不是受到汉字构词组句习惯影响的“中国式英语”。如果说highboy，sweetbread等词汇让中国学生产生误解，主要是基于中国人的文字视觉敏感被误导的话，那么上述两句汉语的误译就不仅是视觉原因了。它涉及到思维、语象和“母语迁移”的综合因素，而这三者又都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上。
根据斯蒂维克关于记忆的研究成果[8]，记忆有三个重要特征：第一是互相有联系的感觉信息储存在一起，即人们回忆起意象中一个项目时便会连带回忆起同一意象中的其他项目。第二，人们能够唤起两个或更多的意象，从每个意象中挑出一些内容，重新合成新的意象。第三，是每个意象包含听觉成分、视觉成分、触觉成分、嗅觉成分、感情成分，以及在意象形成之时体现当时身体状况的成分。这就从心理、认知、思维的层面上解释了“中国式英语”的发生学原理。以上面第一句为例，“完全”这个汉语感觉信息在学生的大脑中是与complete联系在一起的；“成功”则是和success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学生的心理语义网络认知图式中，“完全成功”与complete success两个意象是重迭在一起的。肖辉等的研究得出结论：“人们在最初接触一个句子时，取其意义并建立表征该意义的命题。……我们对句子所记忆的是句子的意义，其言词表达以及理解时所作的推理。”[10]对于一个尚未建立起英语语感的中国人，翻译“祝你完全成功！”首先是建立表征该意义的命题：“祝－你－完全－成功！”而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对这个命题的英语表达则往往靠类推、倒译以及凭汉语直觉来进行。而类推、倒译、直觉恰恰最受汉字粘合灵活、意合自如特点的影响。
这不禁让人想到Joan Pinkham所写的The Translator's Guide to Chinglish（《中式英语之鉴》，以下简称《之鉴》）一书。该书作者曾长期在中央编译局和外文出版社工作，其书中所摘引的“中国式英语”不是一般大学生的语用失误句例，而是摘自我国正规英文报刊如《China Daily》等，有的甚至摘自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英文稿。汉字背景对中国人英语思维和认知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难怪连《英汉大词典》和《汉英大辞典》这样权威的工具书也难免误入“中国式英语”的陷阱。
最典型的“中国式英语”当数《英语搭配大词典》在nose词条下所举“a high nose（高鼻子）”的表达式（黑体是原文所有）。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个无需想象力就能心领神会的英文表达，可是美国人居然看不懂! 以下是一位美国老师对笔者咨询“He has a high nose”表达式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