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离家20里开外的益店上学，贫困的生活伴随着我的学生时代。那时，母亲已经离世，我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虽然务农是一把好手，耕田扶犁，撒种收割，样样能行，但对儿子的衣着穿戴，他无能为力。每到春暖花开，衣裳换季，我只能穿上亲戚送我的那件不大合身的旧衣服，直到落叶纷纷。的确良质地的衣服，大热天穿在身上，不吸汗、不透气，整个夏天，我身上长满了痱子。
　　那年学校放忙假（农村收割麦子，学校放假）前，一个周一的早晨，出完操回到宿舍，我发现自己的枕头下压着一个花布裹着的小包袱，打开一看，是两件红蓝相间、散发着麦香浆洗味儿的土布衫和两条裤子。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这是咋回事？这是谁送的？我问遍了全宿舍的每一个同学，大家都直摇头，回答说不知道。我久久地注视着那块花布，总感觉有点儿眼熟，后来终于想起来了—宝生同学用它包裹过自己的衣服，一定是他送的，绝对不会有错。

　　那天早饭后，在学校大柳树下的水车旁，我碰见了宝生。我问：“那些衣服是你压在我枕头下的吗？”
　　他看我一眼，低声说道：“别问那么多，不要张扬，你穿就是了。”
　　我说：“你送我衣服，还怕别的同学知道？”
　　他表情为难地说：“娘叮嚀过，别让同学知道。施人恩惠，唯恐别人不知，那不是真善。”
　　听到如此情真意切的回答，我看着他，他望着我，四目相视，久久无言，各自眼里都闪着泪花。他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扭头快步走开了。
　　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一股暖流涌向心间，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同时将这份友谊珍藏在心间。
　　那年忙假，我穿上红蓝相间的新衬衫，回生产队参加夏收劳动。脱下那件旧衣服，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变成一位帅气的小青年，走路脚下生风，拉着一架子车的麦捆奔跑如飞。穿着新衬衫，我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同村的大姨、嫂子们都夸我身上的衬衫做工精细，贴身、合体、颜色好，问我布是谁织的，又是哪里的巧手裁缝缝制的。有些人还亲手扯起衣襟，想看看红经线和蓝纬线是怎样搭配的。身上的土布衫，使我这个在热天终于脱下旧衣服的愣小伙儿着实自豪了一把。
　　偷着送我衣服的宝生同学是家里的独子，他的母亲是村上的妇女干部，繁重的农田劳动和村组事务常使她忙得不可开交，从纺棉花到做成衣裳，得费多少工夫啊！她不嫌辛苦，为儿子的同学缝制衣裳，当我穿上这件合身的土布衫，一种慈爱的暖流传遍全身，仿佛感觉我的母亲仍然在世。
　　毕业后，我们各自走进了自己的生活，虽然常见面，但每当我想表达一下感激之情时，宝生同学总是微微一笑，把话题岔开，让我无从提起。这个埋藏在心里的秘密，我俩保守了40多年。
　　十几年后，我从宝生的妹妹宝翠口中才得知当年令人动容的事情经过。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哥哥宝生回家背馍，给他母亲说，天都这么热了，班里有个同学还穿着一件厚厚的旧衣服，没有换洗的衣服。慈祥善良的宝生母亲听到后坐不住了，毫不犹豫地拿着家里仅剩的布票，到镇上供销社去扯布。当时商品花色单调，没有做衬衫的合适布料。回家后，她架起纺车，在昏暗的油灯下，将雪白的棉花在“吱扭扭”的纺车声中纺成细线。经过蒸煮、浆染等一道道工序，她坐在古老的织布机前，“咣当、咣当”踏着节奏，梭子在经线间穿梭。那4件合体的衣裳，是宝生母亲在半个月时间内赶制的。她把对儿子的爱、对儿子同学的情，密针细线地缝进了衬衫，留在了这个世间。
　　听着宝翠的诉说，想着她的母亲已经离世，我潸然泪下。当年她母亲为儿子的同学一针一线，日夜操劳。当儿子的同学穿上她亲手缝制的衬衫的那一刻，她又多了一个“儿子”。
　　这两件土布衫，几十年来，一直是流淌在我心底那股经久不散的温暖。
　　改革开放后，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家也富裕起来，在村里第一个盖起了三间大瓦房，穿衣更不是问题了。当年偷偷送我衬衫的宝生同学，在我搬新家的那天，踩着泥泞的土路，提着鞭炮，拿着精心挑选的景德镇花瓷碗和一口新锅，步行十几里路前来贺喜，我也特意穿上了他送我的土布衫，两人相见，都会心一笑。
　　如今，人们的衣着穿戴日新月异，塞满衣柜的各式时装把生活装扮得五彩缤纷。但我衣柜里的那套土布衫，却永远是流淌在心底的一股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