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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语是较为特殊的语言现象,也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以语用等效为旨归,跨文化交际为视角,认知语言学派对习语的分类为基础,探讨习语英、汉互译的策略。
关键词:习语;语用等效;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277-02
一、引言
“习语大量出现在本族语者的口语和书面语言中。成人本族语者一生中大约说出1000万个隐喻和2000万个习语,也就是说每星期3000个隐喻和7000个习语。”[1]由此可见,习语是一个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积淀,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元素。此外,习语也是语言学界都很关注的一种语言现象,不同的语言学流派都试图从不同视角对其做出合理解释和充分定位。习语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信息反映出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现象以及社会整体的认知,其往往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及民族性。鉴于此,习语的翻译经常令翻译工作者们望闻生畏,那些能巧妙灵活处理习语翻译的译员往往也会一时间被会传为佳话。为了说明习语翻译过程中的原则与策略,本文试图以语用等效为旨归,跨文化交际为视角,认知语言学派对习语的分类为基础,来剖析习语的翻译策略。
二、习语的界定
习语是在语言长期使用中固定下来的,区别于常规用法的一种语言现象,不同的词典或流派对其有不同的界定。形式语言学派指出习语是不可分割的词级单位,而认知语言学则认为习语可有很多种不同的界定,界于词与句子之间的连续统中。《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对于习语的定义为:习语是一个短语,其语义不能通过构成习语的各个单词的词义推断出来。[2]《牛津简明英语词典》对习语的释义则为:习语是通过使用而形成的固定词组,其语义不能够通过各组成单词的意义推断出来。[3]此外,张宁(1999)把习语定义为:“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4]顾曰国(2000)在《跨文化交际》一书中将习语(Idiom)定义为:具有自身意义的固定短语,因此必须将之看作一个整体来学习,整个短语的意义不能够通过构成该短语的独立单词来推断。[5]
从以上定义不难看出,习语是特殊的语言现象,形式结构上是不可拆分的语言单位,意义也是经过隐喻或归约,而不能从组成它的部分词汇(词素)推断出来。在进行习语翻译之前,首要任务便是要弄清习语的含义,因为习语的界定问题势必影响着习语的翻译问题。鉴于此,本文重在探讨广义意义上的习语,涵盖不同流派所认同的习语范畴(以认知语言学习语范畴为例),包括习语、成语、典故、谚语、格言、俗语、俚语和歇后语等。
三、英、汉习语的跨文化视角对比及分类
英、汉习语在隐喻和归约中蕴含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背景,如汉语习语中蕴含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而英语习语更多的是体现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汉语习语主要体现“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等,而英语习语则是“天人相对”的宇宙观和基督教文化等。然而两个民族也会有共享、相通的人类认知背景和经历,因此有可能在习语中呈现相似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得汉、英习语的翻译成为可能。总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习语的文化背景突显得尤为重要。习语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得不考虑跨文化参数,尽力使习语的翻译在目的语中得到近似的文化共鸣。
有关习语的分类,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便有截然不同的划分(如按来源分类),例如,何仁芳老师曾将习语分为组合习语、结合习语以及融合习语。类似的习语分类研究使我们在认识了解习语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习语的出现本身就反应了人类对于自然以及周围世界的认知,因此随着认知语言的兴起,习语的分类找到了新的视角。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Gibbs曾将习语分为三类:可正常分析习语(normally decomposable idioms),如“a figure of fun”;不可正常分析习语(abnormally decomposable idioms),如“walk on the thin ice”和不可分析习语(non-decomposable idioms),如“kick the bucket”和“rain cats and dogs”。在Gibbs的分类框架下,Glucksberg进一步将习语划分为可分析隐性(compositional opaque)、可分析显性(compositional transparent)和准隐喻型(quasi-metaphorical)三类。Fillmore et al(1988)从三个特征对习语进行了描述的区分:编码\解码特征(encoding\\decoding)、合语法\不合语法(grammatical\\extra grammatical)特征以及语用特征(pragmatic)。针对第二个特征,Fillmore et al.认为,合语法型习语可以用句法予以分析,但语义上存在非常规性,例如“kick the bucket, spill the beans”,不合语法性的习语不能句法予以分析,如“first of all, all of a sudden”等。认知语言学从习语的形式结构和成分可分析性角度分类为习语翻译提供了语言学的科学视角和翻译策略的有利切入点,由此成语的翻译便变得有章可循。
四、习语的语用等效翻译
习语的翻译需兼顾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参数,既考虑中、英习语自身的语言特征,又不丧失习语在两种文化中的深层内涵。要达到在源语和目的语中语用等效的效果,习语的翻译必须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来选择翻译策略。在差异巨大的中英文化之间,习语的翻译绝不可能达到形式上的对等,甚至字面意思的对等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不可取的翻译手段。张新红,何自然(2001)指出:“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追求“信”,而达到译文对原文忠实的手段不必追求千篇一律,决定翻译手段和策略的最主要参照标准应当是译者对译文读者的接受环境和译入语语言文化环境的正确评估和认识,对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差异的评估。”[6]显然这一观点符合翻译的语义趋同原则,译者在衡量源语和译入语的语言文化差异时,做出适当的参数调整,有时甚至会牺牲部分形式或语言上的“对等”,而谋求译语读者反应的最佳“对等”。以下我们将以认知语言学对习语的分类为基础,进行习语语用等效翻譯策略的探讨。 (一)可正常分析习语之翻译
可正常分析习语在此指的是可以通过其组成部分来推理其整体语义约定俗成的说法。这类习语基本没有经过隐喻加工,拥有较少的文化隐含,是直陈式的直白说法。此类习语的翻译可采用直译,既不牺牲语形,也可照顾语义,与日常话语或语篇翻译类似。如1、“a figure of fun”我们可以直译成“被取笑对象”;2、“as busy as a bee”译成“像蜜蜂一样忙碌”;3、“as cunning as fox”译成“像狐狸一样狡猾”;4、“as meek as a lamb”译成“像绵羊一样温顺”。显然以上可正常分析习语无异于通常的语料翻译。而1有别于2、3、4,前者為字对字的直译,而后者除了逐字译还隐含了相通的文化共识,才使得该习语直译成为可能。因此可正常分析类习语的翻译,大部分采用直译法,这是基于两种语言文化上的某种共性。文化共通性使得直译法在习语翻译中能够得以运用,原语中的信息能在目的语中找到相应的对等,原文中的文化隐含意义能够直接转移到目的语文化之中。
(二)不可正常分析习语之翻译
不可正常分析类习语相对可正常分析类习语来说,涵盖了更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积淀,需要译者在源语中进一步加工,需要解码、编码的双重处理过程。如:1、“walk on the thin ice”译成“如履薄冰”而非“走在很薄的冰上”。该习语在汉英两种文化中都存在对应说法,都表示“非常危险”的文化隐含;2、“Care killed a cat”译成“忧能伤身”,而非“关心能杀死一只猫(何况一个人)”。显然1是英汉文化中共同的认知结果,都认为在薄冰上行走是危险的,而2虽然两种文化中都有类似的文化内涵,却需要译者的双重解码,英文中“Cat has nine lives(and man only one)”的文化背景正好应和中国民间“猫有九条命”的说法。文化背景的不谋而合是此类翻译在意译中似乎又有直接的文化内涵对等,处于直译、意译的连续统中。
(三)不可分析习语之翻译
不可分析性习语是最典型,也是认知语言学派与传统的习语定义契合的习语类型。习语形式上是一个固定的整体,意义上不可从其组成部分来推理。此类习语更多地体现不同的隐喻认知方式和历史文化积淀,是对译者的语言认知和跨文化语境的挑战。如1、“kick the bucket”译成“翘辫子”而非“踢桶”;2、“spill the beans”译为“泄密”而非“撒豆子”;3、“It rains cats and dogs”对译为“倾盆大雨”而非“下猫下狗”。此类习语译者无法用直译或意译的手段来完成,也无法通过语言意义来推理。译者要使该类习语的翻译在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中产生语用等效就必须先深刻理解该习语在源语中的意义,再结合目的语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找到对应的关联译语。由于我们无法追溯为什么本族语使用者要用“kick the bucket”来表达“死亡”这一概念,也无从得知“It rains cats and dogs.”缘何指向“下大雨”等等。因此,习语的翻译过程中就难免会有文化内涵的丢失,译者只能尽可能的寻找权宜的对等,以求达到“功能的对等”或“语用的等效”。
五、结语
习语这一特殊现象是语言和文化的复合产物,对习语的翻译是对译者的语言和文化解码、编码能力的挑战。习语在其形成使用过程中反应出了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及现象的认知,因此译者以认知语言学派(Gibbs)对习语的分类框架为基础来探讨习语的翻译策略有助于深层理解习语的形式结构,和跨文化内涵的差异,更好地选择直译或意译,归化或异化的翻译手段,以达到语用或功能的等效,使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能够得以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王晓旻,张文忠.ESL/EFL习语习得外语研究综述[J].国外外语教学,2004,(4):7-13.
[2]英国培生教育出版有限公司.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754.
[3]Thompson,Della.牛津简明英语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4]张宁.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J].中国翻译,1999,(3):24-26.
[5]顾曰国.跨文化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6]张新红,何自然.语用翻译: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现代外语,2001,(3):285-293.
关键词:习语;语用等效;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277-02
一、引言
“习语大量出现在本族语者的口语和书面语言中。成人本族语者一生中大约说出1000万个隐喻和2000万个习语,也就是说每星期3000个隐喻和7000个习语。”[1]由此可见,习语是一个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积淀,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元素。此外,习语也是语言学界都很关注的一种语言现象,不同的语言学流派都试图从不同视角对其做出合理解释和充分定位。习语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信息反映出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现象以及社会整体的认知,其往往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及民族性。鉴于此,习语的翻译经常令翻译工作者们望闻生畏,那些能巧妙灵活处理习语翻译的译员往往也会一时间被会传为佳话。为了说明习语翻译过程中的原则与策略,本文试图以语用等效为旨归,跨文化交际为视角,认知语言学派对习语的分类为基础,来剖析习语的翻译策略。
二、习语的界定
习语是在语言长期使用中固定下来的,区别于常规用法的一种语言现象,不同的词典或流派对其有不同的界定。形式语言学派指出习语是不可分割的词级单位,而认知语言学则认为习语可有很多种不同的界定,界于词与句子之间的连续统中。《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对于习语的定义为:习语是一个短语,其语义不能通过构成习语的各个单词的词义推断出来。[2]《牛津简明英语词典》对习语的释义则为:习语是通过使用而形成的固定词组,其语义不能够通过各组成单词的意义推断出来。[3]此外,张宁(1999)把习语定义为:“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4]顾曰国(2000)在《跨文化交际》一书中将习语(Idiom)定义为:具有自身意义的固定短语,因此必须将之看作一个整体来学习,整个短语的意义不能够通过构成该短语的独立单词来推断。[5]
从以上定义不难看出,习语是特殊的语言现象,形式结构上是不可拆分的语言单位,意义也是经过隐喻或归约,而不能从组成它的部分词汇(词素)推断出来。在进行习语翻译之前,首要任务便是要弄清习语的含义,因为习语的界定问题势必影响着习语的翻译问题。鉴于此,本文重在探讨广义意义上的习语,涵盖不同流派所认同的习语范畴(以认知语言学习语范畴为例),包括习语、成语、典故、谚语、格言、俗语、俚语和歇后语等。
三、英、汉习语的跨文化视角对比及分类
英、汉习语在隐喻和归约中蕴含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背景,如汉语习语中蕴含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而英语习语更多的是体现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汉语习语主要体现“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等,而英语习语则是“天人相对”的宇宙观和基督教文化等。然而两个民族也会有共享、相通的人类认知背景和经历,因此有可能在习语中呈现相似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得汉、英习语的翻译成为可能。总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习语的文化背景突显得尤为重要。习语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得不考虑跨文化参数,尽力使习语的翻译在目的语中得到近似的文化共鸣。
有关习语的分类,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便有截然不同的划分(如按来源分类),例如,何仁芳老师曾将习语分为组合习语、结合习语以及融合习语。类似的习语分类研究使我们在认识了解习语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习语的出现本身就反应了人类对于自然以及周围世界的认知,因此随着认知语言的兴起,习语的分类找到了新的视角。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Gibbs曾将习语分为三类:可正常分析习语(normally decomposable idioms),如“a figure of fun”;不可正常分析习语(abnormally decomposable idioms),如“walk on the thin ice”和不可分析习语(non-decomposable idioms),如“kick the bucket”和“rain cats and dogs”。在Gibbs的分类框架下,Glucksberg进一步将习语划分为可分析隐性(compositional opaque)、可分析显性(compositional transparent)和准隐喻型(quasi-metaphorical)三类。Fillmore et al(1988)从三个特征对习语进行了描述的区分:编码\解码特征(encoding\\decoding)、合语法\不合语法(grammatical\\extra grammatical)特征以及语用特征(pragmatic)。针对第二个特征,Fillmore et al.认为,合语法型习语可以用句法予以分析,但语义上存在非常规性,例如“kick the bucket, spill the beans”,不合语法性的习语不能句法予以分析,如“first of all, all of a sudden”等。认知语言学从习语的形式结构和成分可分析性角度分类为习语翻译提供了语言学的科学视角和翻译策略的有利切入点,由此成语的翻译便变得有章可循。
四、习语的语用等效翻译
习语的翻译需兼顾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参数,既考虑中、英习语自身的语言特征,又不丧失习语在两种文化中的深层内涵。要达到在源语和目的语中语用等效的效果,习语的翻译必须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来选择翻译策略。在差异巨大的中英文化之间,习语的翻译绝不可能达到形式上的对等,甚至字面意思的对等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不可取的翻译手段。张新红,何自然(2001)指出:“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追求“信”,而达到译文对原文忠实的手段不必追求千篇一律,决定翻译手段和策略的最主要参照标准应当是译者对译文读者的接受环境和译入语语言文化环境的正确评估和认识,对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差异的评估。”[6]显然这一观点符合翻译的语义趋同原则,译者在衡量源语和译入语的语言文化差异时,做出适当的参数调整,有时甚至会牺牲部分形式或语言上的“对等”,而谋求译语读者反应的最佳“对等”。以下我们将以认知语言学对习语的分类为基础,进行习语语用等效翻譯策略的探讨。 (一)可正常分析习语之翻译
可正常分析习语在此指的是可以通过其组成部分来推理其整体语义约定俗成的说法。这类习语基本没有经过隐喻加工,拥有较少的文化隐含,是直陈式的直白说法。此类习语的翻译可采用直译,既不牺牲语形,也可照顾语义,与日常话语或语篇翻译类似。如1、“a figure of fun”我们可以直译成“被取笑对象”;2、“as busy as a bee”译成“像蜜蜂一样忙碌”;3、“as cunning as fox”译成“像狐狸一样狡猾”;4、“as meek as a lamb”译成“像绵羊一样温顺”。显然以上可正常分析习语无异于通常的语料翻译。而1有别于2、3、4,前者為字对字的直译,而后者除了逐字译还隐含了相通的文化共识,才使得该习语直译成为可能。因此可正常分析类习语的翻译,大部分采用直译法,这是基于两种语言文化上的某种共性。文化共通性使得直译法在习语翻译中能够得以运用,原语中的信息能在目的语中找到相应的对等,原文中的文化隐含意义能够直接转移到目的语文化之中。
(二)不可正常分析习语之翻译
不可正常分析类习语相对可正常分析类习语来说,涵盖了更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积淀,需要译者在源语中进一步加工,需要解码、编码的双重处理过程。如:1、“walk on the thin ice”译成“如履薄冰”而非“走在很薄的冰上”。该习语在汉英两种文化中都存在对应说法,都表示“非常危险”的文化隐含;2、“Care killed a cat”译成“忧能伤身”,而非“关心能杀死一只猫(何况一个人)”。显然1是英汉文化中共同的认知结果,都认为在薄冰上行走是危险的,而2虽然两种文化中都有类似的文化内涵,却需要译者的双重解码,英文中“Cat has nine lives(and man only one)”的文化背景正好应和中国民间“猫有九条命”的说法。文化背景的不谋而合是此类翻译在意译中似乎又有直接的文化内涵对等,处于直译、意译的连续统中。
(三)不可分析习语之翻译
不可分析性习语是最典型,也是认知语言学派与传统的习语定义契合的习语类型。习语形式上是一个固定的整体,意义上不可从其组成部分来推理。此类习语更多地体现不同的隐喻认知方式和历史文化积淀,是对译者的语言认知和跨文化语境的挑战。如1、“kick the bucket”译成“翘辫子”而非“踢桶”;2、“spill the beans”译为“泄密”而非“撒豆子”;3、“It rains cats and dogs”对译为“倾盆大雨”而非“下猫下狗”。此类习语译者无法用直译或意译的手段来完成,也无法通过语言意义来推理。译者要使该类习语的翻译在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中产生语用等效就必须先深刻理解该习语在源语中的意义,再结合目的语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找到对应的关联译语。由于我们无法追溯为什么本族语使用者要用“kick the bucket”来表达“死亡”这一概念,也无从得知“It rains cats and dogs.”缘何指向“下大雨”等等。因此,习语的翻译过程中就难免会有文化内涵的丢失,译者只能尽可能的寻找权宜的对等,以求达到“功能的对等”或“语用的等效”。
五、结语
习语这一特殊现象是语言和文化的复合产物,对习语的翻译是对译者的语言和文化解码、编码能力的挑战。习语在其形成使用过程中反应出了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及现象的认知,因此译者以认知语言学派(Gibbs)对习语的分类框架为基础来探讨习语的翻译策略有助于深层理解习语的形式结构,和跨文化内涵的差异,更好地选择直译或意译,归化或异化的翻译手段,以达到语用或功能的等效,使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能够得以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王晓旻,张文忠.ESL/EFL习语习得外语研究综述[J].国外外语教学,2004,(4):7-13.
[2]英国培生教育出版有限公司.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754.
[3]Thompson,Della.牛津简明英语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4]张宁.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J].中国翻译,1999,(3):24-26.
[5]顾曰国.跨文化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6]张新红,何自然.语用翻译: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现代外语,2001,(3):285-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