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世人仍然不免俗地去争论汤翁与莎翁孰高孰低。自然，在知名度与影响力上，莎剧据说是地球上仅次于《圣经》的印刷物。套用流行语，汤翁与莎翁之间，应至少隔着几个塞翁（塞万提斯。今年亦是塞翁逝世四百周年，但国人势利，不太提及）。
　　在中国的研讨会上，学者们为汤翁抱不平，譬如，云汤翁比莎翁要伟大得多。莎翁只是个戏子与编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只能是李玉那样的角色（李玉是清初的文人，写过不少有名的传奇，但因是奴仆出身，故而身份较低），连李渔都不是。而汤翁呢，是明代中后期的典型文人。所谓典型文人，既是进可安邦治国的政治家，又是退则诗酒风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作家。
　　上戏剧课时，我也不想免俗，主动和学生们谈论这个今年的热门问题。
　　首先说，汤翁与莎翁，其实是一个“拉郎配”。因为我分明记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一对“男神”是莎士比亚与关汉卿，因为据说二人都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而且彼时都以他们为人民性的代表。但是风水轮流转，过了几十年，关汉卿变成了汤显祖，大家谈论莎士比亚的关注点从“人民性”变成了“人性”。
　　所以我们谈论莎士比亚，谈论关汉卿，谈论汤显祖，说到底，谈论的还是我们自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我们的头脑与意识。
　　一位学生发表意见说，汤显祖还是比不上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挖掘人性很深，譬如《哈姆雷特》的内心独白云云。但是汤显祖呢，《牡丹亭》里还是中国式的大团圆。我对这种观点早已司空见惯啦。于是，便一边谴责中学语文教育的狭窄性，一边微笑着说出了我的答案。


　　答案之一来自《易经》大学者潘雨廷。潘先生曾言及汤翁之“临川四梦”，明代王思任以“四梦”为“情侠道佛”，“情侠”可归之于“儒”，因此汤翁的“临川四梦”其实说的就是“儒道佛”，而三教合一正是明代中国人的思想世界。
　　因之，汤翁在“临川四梦”里体现出来的思想世界，即是中国思想发展到明代时的一个典型样态。儒是现世，道为出世，佛则是度世，最后所达至的是众生平等之佛家境界。这一点，莎翁哪里能够比得上呢？
　　在世人眼里，知晓汤翁，多是从《牡丹亭》，而将汤翁仅作为一名戏剧家来看待。但汤翁少年时即追随罗汝芳，是陆王心学的信徒，因此在《牡丹亭》里标榜“情教”。而于儒家经典，自是熟稔非常。近来郑志良君偶然发现汤翁讲尚书之书，约二十万言，由门人所撰写的序言即说汤翁以研究《尚书》闻名于世。
　　汤翁与达观之间的交往尤可一说。达观乃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也是彼时禅宗之代表，与汤翁则是亦师亦友。在一首诗中，汤翁写道：
　　思达观
　　何来不上九江船，船头正绕香炉烟。
　　第一人从欢喜地，取次身居自在天。
　　语落君臣回照后，心消父母未生前。
　　看花泛月寻常事，怕到春归不值钱。
　　这是一首表达汤翁与达观之间的心意的诗。从诗中看，汤翁对于禅宗之境界应是了然于胸，如“第一人从欢喜地，取次身居自在天。”虽是套语，但可表达汤翁对达观及自己的期许。而“语落君臣回照后，心消父母未生前。”则是著名的禅宗曹洞宗的公案与话头，也即达至前述境界的参修之法门。而最后一句“看花泛月寻常事，怕到春归不值钱。”则是汤翁的印证之句，也即通过此句，便能窥见汤翁此时修证的境界到何等地步。因前几句不过是禅宗之套话，最后一句才是转语，最能见作者的修为。解读者多认为此句反映了汤翁对禅宗的“当下性”的领悟。但此语却可商榷，因“看花泛月寻常事”仍是套语，而“怕到春归不值钱”却又似《牡丹亭》里杜丽娘游园之感概，不能说是境界较高的顿悟之语。
　　或者，此诗仍只是士大夫之禅学，只能代表汤翁此时所至为《牡丹亭》之儒家境界，还未到《南柯记》之佛家之解脱了。而汤翁辞世之《绝笔诗》云“含笑侍堂房，班衰拂蝼蚁。”或者可说近乎其境了。
　　最后，我又问：《牡丹亭》里杜丽娘生可死、死可生，莎翁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只能借助药物，而且都是不可逆转的。说起来，虽然“还魂”在中国故事里并不稀奇，但也足以证明汤翁的世界比莎翁更深一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