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短途观光游逐渐成为北京、天津人的一种休闲方式，蓟县就成为了京津等地过惯了都市生活、受雾霾困扰的城市人可选择的最佳休闲之地。每一天都能看到来蓟县山林乡村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山玩水、粗茶淡饭、忆苦思甜……观景倒成了其次的旅游副产品。
　　于是一批村子受此启发，率先自发探索着新农村建设。他们建设了西式别墅类型的农家乐休闲住宿区，并逐渐改善基础设施，改变后的农村开始让城市人向往。
　　蓟县的毛家峪村引进香港的红磡集团，用旅游地产的形式改造曾经的尾矿矿区。同时依托农村的生态旅游，开发出具有附加值的产品，并打出了“长寿”品牌。
　　这些村的村干部们自发探索，使得农村的生活方式得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得以完善，减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了城乡统筹。
　　在旅游为城市定位的状况下，蓟县县委、县政府把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放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上，以改善农家院环境、提高农村生活品质的旅游示范村为抓手。
　　县委书记肖松说：“新型城镇化是为了实现城乡统筹，并不是消灭农村，新型城镇化可以让农村更美丽。”在旅游兴县及这种城镇化思路之下，蓟县的旅游配套设施和民生都有了大幅提高。
　　《中国周刊》：蓟县打造的旅游示范村，是一个以旅游设施建设，促进民生改善的范例。那么，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及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做到统筹兼顾？
　　肖松：旅游业在蓟县对农民的增收明显，让老百姓从第一产业一下子到了第三产业。农民在旅游纪念品开发、服务方面都有所受益。
　　北部山区以前没发展旅游的时候就是一个穷山沟加上几棵果树，没有什么收入，村里有很多“光棍”。
　　而旅游专业村建设之后，人均收入达到5～6万。只有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才是对我们工作真正的检验。
　　当然，一直以来我们也在研究和推动，在旅游产业升级中怎么实现农民自己的转型升级。比如说，在旅游村的建设上，政府要求首先要打造农村的外部环境和接待硬件和软件措施，污水垃圾处理系统等等。在这种建设中，政府投资搞外部包装，村民依靠金融服务贷款搞内部装修。这样以来旅游基础设施建好了，农民的生活也改善了，而且通过经营农家院，农民的宅基地成了生产资料，可以不断地赚钱，那么就形成了居住环境上乘、服务质量上佳及农民赚钱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农村建设好了，游客入住率就高、景区的接待和服务都有所提升。这是相辅相成的，而且也是一箭双雕。
　　《中国周刊》：像郭家沟这样，政府怎么提升村级建设，促进旅游发展？
　　肖松 ：郭家沟是个小村，改造之前，年人均收入1万，现在是6万。这其中除了做好一整套的物业服务体系和管理标准之外，还需要结合自身特点。我们在这方面是在做生态的加法。
　　第二，在打造农家院的基础上，发挥农产品优势。让山柿子、山梨卖个好价钱。
　　第三，在软件方面我们还继续要做两件事：一个是组织集约化经营。第二是抓规范管理。
　　《中国周刊》：在中国的现状下，新城镇化建设，必然遇到拆迁。政府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肖松：拆迁叫“天下第一难”。农民不拆，政府要想明白他为什么不拆。表面上看不拆是为了多要点利益，深层次是什么？我们搞城镇化，对农民来讲，是城镇化，还是被城镇化的问题。比如，如果把郭家沟这样的村落拆掉让农民进城，是有问题的。
　　第一个问题是，农民现在的宅基地是生产资料，搬到楼上就没有了基本保障。另一个问题，把所有的农民搬到城里了，农村怎么办。我是坚决反对被城镇化，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使“城市更城市，农村更农村”。
　　当然，有些地方是需要城镇化的，比如于桥水库附近的三万人的移民，这批老百姓土地被水淹了，没有生产资料，在水库边上又矮又破的房子里居住，而严格的水库保护制度又不允许在那儿搞工厂，搞农家乐，搞饭馆，搞旅游。他怎么活？我们把水库边上这些村拆掉，复垦之后形成经济林，形成没有污染的生态农业，这样一来水库污染的问题没有了。老百姓住到城里以后，生活也改善了。库区110个村，第一批搬迁任务是50个村。我们尊重农民的选择，政府不搞被城镇化，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全村村民公投，5%不反对，95%同意才动迁。
　　所以说当“天下第一难”变成民心工程，也就不难。
　　《中国周刊》：在城镇化之后，搬迁的农民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户籍问题，县委、县政府怎么做这部分工作的？
　　肖松：发展的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比如户籍问题，搬过来之后，城乡统筹变成城市户口，天津市改革举措就是“三改一化”，即“集改股”“农改非”“村改居”，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综合配套改革。
　　这套完整的体系是实现蓟县人民小康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