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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新疆“7·5事件”为主题,对《纽约时报》与此相关报道的话语修辞进行分析。《纽约时报》通过词语的选择、隐喻的运用,将“7·5事件”的实质定义为“自由与人权”问题,这与他们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不谋而合。这种话语结构凭借美国在世界新闻流通市场的强大话语权而传遍全球。解构与重建这些话语结构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新疆 “7·5事件” 《纽约时报》 话语分析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严重暴力事件,地域的特殊性加上敏感的民族问题,此事件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国外媒体积极要求进疆采访。众所周知,西方媒体在报道2008年西藏“3·14事件”时有很多不实之处,那么在新疆“7·5事件”中,他们会如何阐释这次同样发生在中国西部的暴力行为呢?为了深入考察这一问题,本文选取了2009年7月5日至9月6日两个月的《纽约时报》所有对新疆的报道作为研究范本,并运用话语分析理论对这些文本进行深入考察。
“以荷兰学者梵·迪克为代表的话语分析理论在新闻话语中的运用,使得新闻理论研究从外部研究转向了新闻话语的内部研究。然而,传统的对新闻话语的分析仅注重静态的新闻话语结构的探索。因此,在对新闻话语的分析中,不能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以结果形态存在的新闻话语上,更要把注意力放到新闻话语形成的动态过程中,在结构——行动、国家——社会两种视野下寻求新闻话语生产的动力机制。”本文主要通过对语篇的特点和他们生成的历史背景来考查语言结构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解释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在以“xinjiang”为关键词,在《纽约时报》官方网站共搜到31篇文章。话语分析理论认为文本意义的产生是以下逻辑作用的:词汇选择——隐喻的产生,勾起了话语接受群体内心的某些原型沉淀和集体记忆,从而完成对有关主题的话语阐释。因此,词语的选择、隐喻的产生和集体记忆的唤起构成了本文的分析逻辑。
词语的选择——话语生成的场域
文本的生成意义首先源于对词语的选择。词语的选择能够反映出话语主题对被界定对象的心理与暗示。文中以“中国政府”、“汉族人”、“维吾尔族人”以及“热比娅”为轴心,分解出围绕这些轴心所运用的关键词。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1.中不难看到,话语主体在重复某些词汇的过程中建构起来了四个话语系统。中国政府为了丰富的石油资源,鼓励汉族人移民到新疆地区,大力开发西部,并在此过程中推行“汉化”政策,从而改变了新疆的地域以及人口结构。维族人在不断被边缘化的过程中与移民至此的汉族人产生了矛盾,他们因语言、文化的边缘化和失业等问题对汉族人充满了仇恨。在压迫中开始反抗,但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镇压。热比娅作为维族人的领袖,流亡海外,她是“达赖喇嘛式的人物”。
隐喻与转喻的运用——神话的构成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在新疆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同时还可以从修辞分析中了解《纽约时报》建构这一话语神话的结构秩序,即比喻。符号学中比喻分为隐喻和转喻。隐喻,即利用两个符号之间的相似性,以一个类比另一个。转喻就是部分代替整体,以某一事件代替事实全部。隐喻和转喻所蕴涵的正是符号的隐含义,或者说,符号的隐含义通过隐喻和转喻手法表现为符号的深层意义和潜在意义;揭示隐喻和转喻,正是为了揭示言外之意。这种隐含义来自社会的文化观念、心理结构、意识形态,这正是符号产生所依托的环境。
在对热比娅进行报道时,两次提到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美国媒体中通常以“和平的”、“非暴力”、“引领宗教信仰”的“领袖形象”出现。《纽约时报》通过“达赖喇嘛”这个隐喻将热比娅与达赖喇嘛化为一谈,进而将新疆问题化作了美国人对西藏问题的固定理念(人权、自由问题),起到了很强大的修辞效果。
此外,纽约时报记者在《Migrants
Describe?摇Grief?摇From?摇China’s?摇Strife》(移民诉说冲突的痛苦)中,描述了一个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号召下来到乌鲁木齐的家庭的遭遇。这是一个三口之家,儿子在暴乱中死亡,死亡前的那个春节他才刚刚在老家定亲。文章这样说,“The?摇killing?摇of?摇Mr.?摇Lu,?摇25,?摇was?摇a uinous end?摇to?摇the?摇journeyof
afamily that?摇had?摇fled their poor?摇farming?摇village
in central?摇China orethan a?摇decade?摇ago?摇to?摇forg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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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摇the?摇floor.“We’ll?摇never?摇come back,”?摇he?摇said.?摇”
虽然没有直接评价,但是这个来自中国河南,打算在新疆开拓新生活却丧命于此的家庭的悲惨结局,不能不说是《纽约时报》对“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隐蔽的注脚。这种隐蔽的意义转移进而影响了美国民众对“7·5事件”的看法——中国推行移民政策不当所导致的灾难。
“自由”、“民主”、“人权”——集体记忆的传播效果
在对“3·14事件”和“7·5事件”的阐释中,《纽约时报》都勾勒出了“自由与压迫”、“移民与边缘化”这样的二元体系。事实上,权利主体采取任何一种阐释方式并非偶然,必然在某处与某些意识形态或权力体系暗合。
“集体记忆”(collective?摇memory)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史学界出现的新概念。“哈布瓦赫认为,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是过去的重构。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
1620年,当一群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邮轮到达北美土地时,自由、平等、人权这些概念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埋藏在他们心中,或者说,正是这些情结在他们离开故土时就已经形成。
“‘原型沉淀’或‘集体记忆’通过斯图尔图·霍尔所称的‘优先解读’(preferred?摇reading)得以实现,他认为人们总是习惯性地首先接受话语中的支配性价值,而取消其潜在的‘革命意义’。”因此,当《纽约时报》用“被压迫”、“愤怒的”、“语言和文字被边缘化”的话语结构来阐释这群人和他们所实施的暴行的时候,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要民主”、“不自由毋宁死”的集体记忆又被重新勾起,那么这场暴行也会被美国民众顺理成章地定义为少数种族对抗强势种族的正义行为。
哈布瓦赫还认为,对于记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者本身对过去所体验事件和意象的回忆,而是社会的需求促成了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也就是说,记忆是根据某种需要而重新构建的。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出于吸引读者的需求,抑或是本身的价值观所在,《纽约时报》有关“7·5事件”的报道在客观中立的报道宗旨下,隐蔽地、巧妙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修辞手法,从而将想要呈现的“真实”呈现在美国民众面前。
结语
自近代以来,世界一直处于坚不可摧的二元对立的格局,从殖民的分割,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乃至“东西”、“南北”的分裂。无论后殖民主义者和后解构主义者如何在符号层面上解构和打破这一话语体系,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依然固执地沉淀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中。
西藏“3·14事件”发生后,有学者对《纽约时报》的报道进行研究后,发现了《纽约时报》在塑造两类典型形象时的特点(见表2):
表2与文中的开篇分析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在此次“7·5事件”报道中,《纽约时报》的编辑记者们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内心情结推动下,用自己的眼光定义了维族人与汉族人的冲突,巧妙地通过话语修辞手法又一次把这次冲突模式化、固定化。可见美国媒体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已经将中国政府牢牢地固定在了“虐待少数民族”、“殖民者”的十字架上。
这正是我们值得思考和警惕的问题。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中描述了浸润在“老大哥”组织下的人们每天接受单一的信息来源,对世界已经无法判断。尽管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旅游,未来也许还有更多的人会接触到真实的中国,但是大部分人还在通过《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来了解世界、了解中国。不难想象,凭借着强大的信息输出,在有关新疆、西藏问题上,西方国家的声音必将在全球新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引导着他国民众的心理。2009年3月14日,在西藏暴力事件发生一周年之际,国内媒体精心准备的稿件鲜有被国外媒体采用,在世界新闻流通中我们的声音依然薄弱。话语分析不仅提供了分析问题的视角,同时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可能,也许政治修辞学的训练需要成为新闻媒体,特别是对外宣传媒体的必备知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1.邹建达:《多维视野下的新闻话语分析——兼论话语分析在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中的运用与拓展》,《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2.文中所分析的新疆“7·5事件”报道均来自《纽约时报》官方网站http://www.nytimes.com/pages/todayspaper/index.html
3.涂光晋、宫贺:《中美官方西藏主题新闻发布的政治修辞分析》,《国际新闻界》,2009(8)。
4.庄曦、方晓红:《全球传播场域中的认同壁垒——从〈纽约时报〉西藏“3·14”报道透视西方媒体“他者化”新闻框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3)。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
编校:郑 艳
关键词:新疆 “7·5事件” 《纽约时报》 话语分析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严重暴力事件,地域的特殊性加上敏感的民族问题,此事件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国外媒体积极要求进疆采访。众所周知,西方媒体在报道2008年西藏“3·14事件”时有很多不实之处,那么在新疆“7·5事件”中,他们会如何阐释这次同样发生在中国西部的暴力行为呢?为了深入考察这一问题,本文选取了2009年7月5日至9月6日两个月的《纽约时报》所有对新疆的报道作为研究范本,并运用话语分析理论对这些文本进行深入考察。
“以荷兰学者梵·迪克为代表的话语分析理论在新闻话语中的运用,使得新闻理论研究从外部研究转向了新闻话语的内部研究。然而,传统的对新闻话语的分析仅注重静态的新闻话语结构的探索。因此,在对新闻话语的分析中,不能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以结果形态存在的新闻话语上,更要把注意力放到新闻话语形成的动态过程中,在结构——行动、国家——社会两种视野下寻求新闻话语生产的动力机制。”本文主要通过对语篇的特点和他们生成的历史背景来考查语言结构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解释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在以“xinjiang”为关键词,在《纽约时报》官方网站共搜到31篇文章。话语分析理论认为文本意义的产生是以下逻辑作用的:词汇选择——隐喻的产生,勾起了话语接受群体内心的某些原型沉淀和集体记忆,从而完成对有关主题的话语阐释。因此,词语的选择、隐喻的产生和集体记忆的唤起构成了本文的分析逻辑。
词语的选择——话语生成的场域
文本的生成意义首先源于对词语的选择。词语的选择能够反映出话语主题对被界定对象的心理与暗示。文中以“中国政府”、“汉族人”、“维吾尔族人”以及“热比娅”为轴心,分解出围绕这些轴心所运用的关键词。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1.中不难看到,话语主体在重复某些词汇的过程中建构起来了四个话语系统。中国政府为了丰富的石油资源,鼓励汉族人移民到新疆地区,大力开发西部,并在此过程中推行“汉化”政策,从而改变了新疆的地域以及人口结构。维族人在不断被边缘化的过程中与移民至此的汉族人产生了矛盾,他们因语言、文化的边缘化和失业等问题对汉族人充满了仇恨。在压迫中开始反抗,但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镇压。热比娅作为维族人的领袖,流亡海外,她是“达赖喇嘛式的人物”。
隐喻与转喻的运用——神话的构成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在新疆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同时还可以从修辞分析中了解《纽约时报》建构这一话语神话的结构秩序,即比喻。符号学中比喻分为隐喻和转喻。隐喻,即利用两个符号之间的相似性,以一个类比另一个。转喻就是部分代替整体,以某一事件代替事实全部。隐喻和转喻所蕴涵的正是符号的隐含义,或者说,符号的隐含义通过隐喻和转喻手法表现为符号的深层意义和潜在意义;揭示隐喻和转喻,正是为了揭示言外之意。这种隐含义来自社会的文化观念、心理结构、意识形态,这正是符号产生所依托的环境。
在对热比娅进行报道时,两次提到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美国媒体中通常以“和平的”、“非暴力”、“引领宗教信仰”的“领袖形象”出现。《纽约时报》通过“达赖喇嘛”这个隐喻将热比娅与达赖喇嘛化为一谈,进而将新疆问题化作了美国人对西藏问题的固定理念(人权、自由问题),起到了很强大的修辞效果。
此外,纽约时报记者在《Migrants
Describe?摇Grief?摇From?摇China’s?摇Strife》(移民诉说冲突的痛苦)中,描述了一个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号召下来到乌鲁木齐的家庭的遭遇。这是一个三口之家,儿子在暴乱中死亡,死亡前的那个春节他才刚刚在老家定亲。文章这样说,“The?摇killing?摇of?摇Mr.?摇Lu,?摇25,?摇was?摇a uinous end?摇to?摇the?摇journeyof
afamily that?摇had?摇fled their poor?摇farming?摇village
in central?摇China orethan a?摇decade?摇ago?摇to?摇forge a
new?摇lifehere in?摇China’s remote?摇desert region……The?摇fatherstared atcigarette butts strewn
across?摇the?摇floor.“We’ll?摇never?摇come back,”?摇he?摇said.?摇”
虽然没有直接评价,但是这个来自中国河南,打算在新疆开拓新生活却丧命于此的家庭的悲惨结局,不能不说是《纽约时报》对“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隐蔽的注脚。这种隐蔽的意义转移进而影响了美国民众对“7·5事件”的看法——中国推行移民政策不当所导致的灾难。
“自由”、“民主”、“人权”——集体记忆的传播效果
在对“3·14事件”和“7·5事件”的阐释中,《纽约时报》都勾勒出了“自由与压迫”、“移民与边缘化”这样的二元体系。事实上,权利主体采取任何一种阐释方式并非偶然,必然在某处与某些意识形态或权力体系暗合。
“集体记忆”(collective?摇memory)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史学界出现的新概念。“哈布瓦赫认为,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是过去的重构。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
1620年,当一群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邮轮到达北美土地时,自由、平等、人权这些概念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埋藏在他们心中,或者说,正是这些情结在他们离开故土时就已经形成。
“‘原型沉淀’或‘集体记忆’通过斯图尔图·霍尔所称的‘优先解读’(preferred?摇reading)得以实现,他认为人们总是习惯性地首先接受话语中的支配性价值,而取消其潜在的‘革命意义’。”因此,当《纽约时报》用“被压迫”、“愤怒的”、“语言和文字被边缘化”的话语结构来阐释这群人和他们所实施的暴行的时候,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要民主”、“不自由毋宁死”的集体记忆又被重新勾起,那么这场暴行也会被美国民众顺理成章地定义为少数种族对抗强势种族的正义行为。
哈布瓦赫还认为,对于记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者本身对过去所体验事件和意象的回忆,而是社会的需求促成了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也就是说,记忆是根据某种需要而重新构建的。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出于吸引读者的需求,抑或是本身的价值观所在,《纽约时报》有关“7·5事件”的报道在客观中立的报道宗旨下,隐蔽地、巧妙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修辞手法,从而将想要呈现的“真实”呈现在美国民众面前。
结语
自近代以来,世界一直处于坚不可摧的二元对立的格局,从殖民的分割,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乃至“东西”、“南北”的分裂。无论后殖民主义者和后解构主义者如何在符号层面上解构和打破这一话语体系,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依然固执地沉淀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中。
西藏“3·14事件”发生后,有学者对《纽约时报》的报道进行研究后,发现了《纽约时报》在塑造两类典型形象时的特点(见表2):
表2与文中的开篇分析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在此次“7·5事件”报道中,《纽约时报》的编辑记者们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内心情结推动下,用自己的眼光定义了维族人与汉族人的冲突,巧妙地通过话语修辞手法又一次把这次冲突模式化、固定化。可见美国媒体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已经将中国政府牢牢地固定在了“虐待少数民族”、“殖民者”的十字架上。
这正是我们值得思考和警惕的问题。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中描述了浸润在“老大哥”组织下的人们每天接受单一的信息来源,对世界已经无法判断。尽管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旅游,未来也许还有更多的人会接触到真实的中国,但是大部分人还在通过《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来了解世界、了解中国。不难想象,凭借着强大的信息输出,在有关新疆、西藏问题上,西方国家的声音必将在全球新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引导着他国民众的心理。2009年3月14日,在西藏暴力事件发生一周年之际,国内媒体精心准备的稿件鲜有被国外媒体采用,在世界新闻流通中我们的声音依然薄弱。话语分析不仅提供了分析问题的视角,同时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可能,也许政治修辞学的训练需要成为新闻媒体,特别是对外宣传媒体的必备知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1.邹建达:《多维视野下的新闻话语分析——兼论话语分析在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中的运用与拓展》,《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2.文中所分析的新疆“7·5事件”报道均来自《纽约时报》官方网站http://www.nytimes.com/pages/todayspaper/index.html
3.涂光晋、宫贺:《中美官方西藏主题新闻发布的政治修辞分析》,《国际新闻界》,2009(8)。
4.庄曦、方晓红:《全球传播场域中的认同壁垒——从〈纽约时报〉西藏“3·14”报道透视西方媒体“他者化”新闻框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3)。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