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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漪老师的著作，当然是一种光荣，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为于漪老师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的高度。她的作品，事关新中国基础教育的历史叙事，事关语文教育和课程改革的经验留存，事关教育发展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就著作谱系而言，这两部论稿又直承2008年出版的六卷本《于漪新世纪教育论丛》和2001年出版的六卷本《于漪文集》。三套丛书，构成了一个于漪著述的垂直序列，清晰勾勒出一代名师实践探索和学术演进的完整轨迹。因此我认识到，以怎样的方式来呈现这部书稿，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有丝毫马虎。
我认为，要想处理好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构成书稿的这些文章的独特性，而这又离不开对作者这个人的探讨和定位。
在我看来，于漪老师首先是一位教师，一位终生从教的优秀教师。她的思想，是从丰厚的实践土壤中，经过漫长时间的培育而开放出来的花朵；她的话语，是从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中提炼出来的，带着教育生活新鲜露水的智慧结晶。
正因如此，于漪老师才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她的著述，迥异于那些醉心宏大叙事和追求体系建构的学院专家；她的身上体现出了她作为教育家的一些鲜明特征，比如独立自由的思想，淡泊功利宁静致远的定力，坚守教育根本价值的勇气，对教育问题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哲学思考，以及富有独特性、创造性和持久性的教育实践，还有堪称辉煌的教育教学成就。直到现在，她依然实打实地同时主持两个教师培训班，教学第一线始终是她坚守的战场。
作为终生从教的优秀教师和教育家，于漪老师的文章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直面现场。这里的现场，既是于漪老师写文章或作演讲的需求背景，更主要的是令于漪老师心绪难平的教育现实。我们的教育当然取得不少成绩，但同时又乱象丛生，迷雾重重，比如西语肆虐，理念横飞，文化失语，价值缺位，功利至上，自信缺失，机械训练，目中无人，等等。对于这些突出问题，她不回避，不虚饰，而是直面矛盾，像鲁迅先生那样“揭开疮疤，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又发现亮点，坚定希望，指引教育教学的光明之境。她的每一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对基础教育和语文教学的冷峻思考、理性批判、切实分析和中肯建议，表现出一种务实的精神、清醒的眼光、建设的热情。
二是富有洞见。于漪老师文章的说理方式，有分析，但绝不纠缠；有思辨，但绝不玄虚；有综合，但绝不笼统；有推理，但绝不枝蔓。她行文中不乏洋洋洒洒、娓娓道来的案例叙事，也不乏对事理的阐述和解说，但在要害处则总能三言两语，直击要害，兔起鹘落，绝不纠缠，有如醍醐灌顶，令人豁然开朗。这就是“洞见”，一种清明的眼光，一种透彻的理性，一种瞬间爆发的清醒认识。这种境界，靠的不只是写作演讲的技巧，不只是语言运用的智慧，也不只是丰富的经验和阅历，更重要的是卓越的见识和过人的胆略。而这种见识和胆略，则是以丰厚的文化积淀、独立的思考方式、清醒的价值立场、高远的思想境界为基础的。
三是文体独特。于漪老师很多文章真的很难明确界定文体属性。且不说那些由演讲而整理出来的文章，即便是正式发表的很多论文，文体特征同样非常独特。它们既是论文又不像论文，既像随笔又不是随笔；有论文的理性深度，有散文的随意洒脱，有记叙文的生动鲜活，有的甚至还有报告文学般的丰富与张扬呢！记忆深处的精彩往事涌上心头，笔下便是情感的世界；往事退场，理性突入，笔下便是思想的战场。我不知道还有谁具有这样的气度，能够让思想在叙事、抒情、议论之间这样大开大合、自由流转。我也不知道除于老师外，还有谁是这样写教育教学文章的。此前，陶行知不这样写，叶圣陶不这样写，吕叔湘和张志公也没有这样写；此后的人呢，估计为了能够发表起见，也不敢这样写。于漪老师独创的这种教育教学的“于漪文体”堪称空前绝后了。
基于作者之“人”和作品之“文”的上述特点，我确定了这样的编纂思路：
一是淡化体系建构，突出思想主线。建构教育学和语文教学论的完整体系，既与于老师的定位不符，更不是于老师的初衷。于老师一直是在教育实践中进行思想探索的，她在一段时间之内所关注和思考的一系列问题，便构成了于漪老师思想的主线。把思想主线梳理清楚，不仅有利于呈现于漪老师的教育思想和语文思想的整体图景，而且方便读者准确把握作为标杆和旗帜的于漪老师，当下关注的是什么，作出了哪些思考，提出了怎样的观点和主张，以便澄清认识，增进对话，进而激发自己的思考，明确教育教学发展的方向。
二是撰写编者手记，权作阅读导引。这些编者手记，首先是我学习于老师著作的读书报告和心得体会，敝帚自珍，不忍舍弃，便遵于老师之命编入论稿，出于野人献曝的一片愚诚，或许对于读者整体把握每组文章的主要内容有所裨益。
三是珍视文章之间的互文性。这里所说的互文性，指的是不同文章之间彼此参证、互相生发的特点。这种互文性，我认为既表现了于漪老师思考教育教学问题时的整体思维和宏观视野，又使得全书在阅读过程中有所呼应，就像山中蜿蜒的小溪，时隐时现之间，不觉就让人感到亲切和快乐。又像一部恢弘的交响音画中反复出现的音乐动机，次第演进遂成为扣人心弦的主旋律。
其实，更重要的还在于保持原作的原貌，因为在原作原文的原汁原味中有一股于漪老师独有的中国基础教育的“精气神”。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
（栏目责编：葛 君）
我认为，要想处理好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构成书稿的这些文章的独特性，而这又离不开对作者这个人的探讨和定位。
在我看来，于漪老师首先是一位教师，一位终生从教的优秀教师。她的思想，是从丰厚的实践土壤中，经过漫长时间的培育而开放出来的花朵；她的话语，是从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中提炼出来的，带着教育生活新鲜露水的智慧结晶。
正因如此，于漪老师才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她的著述，迥异于那些醉心宏大叙事和追求体系建构的学院专家；她的身上体现出了她作为教育家的一些鲜明特征，比如独立自由的思想，淡泊功利宁静致远的定力，坚守教育根本价值的勇气，对教育问题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哲学思考，以及富有独特性、创造性和持久性的教育实践，还有堪称辉煌的教育教学成就。直到现在，她依然实打实地同时主持两个教师培训班，教学第一线始终是她坚守的战场。
作为终生从教的优秀教师和教育家，于漪老师的文章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直面现场。这里的现场，既是于漪老师写文章或作演讲的需求背景，更主要的是令于漪老师心绪难平的教育现实。我们的教育当然取得不少成绩，但同时又乱象丛生，迷雾重重，比如西语肆虐，理念横飞，文化失语，价值缺位，功利至上，自信缺失，机械训练，目中无人，等等。对于这些突出问题，她不回避，不虚饰，而是直面矛盾，像鲁迅先生那样“揭开疮疤，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又发现亮点，坚定希望，指引教育教学的光明之境。她的每一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对基础教育和语文教学的冷峻思考、理性批判、切实分析和中肯建议，表现出一种务实的精神、清醒的眼光、建设的热情。
二是富有洞见。于漪老师文章的说理方式，有分析，但绝不纠缠；有思辨，但绝不玄虚；有综合，但绝不笼统；有推理，但绝不枝蔓。她行文中不乏洋洋洒洒、娓娓道来的案例叙事，也不乏对事理的阐述和解说，但在要害处则总能三言两语，直击要害，兔起鹘落，绝不纠缠，有如醍醐灌顶，令人豁然开朗。这就是“洞见”，一种清明的眼光，一种透彻的理性，一种瞬间爆发的清醒认识。这种境界，靠的不只是写作演讲的技巧，不只是语言运用的智慧，也不只是丰富的经验和阅历，更重要的是卓越的见识和过人的胆略。而这种见识和胆略，则是以丰厚的文化积淀、独立的思考方式、清醒的价值立场、高远的思想境界为基础的。
三是文体独特。于漪老师很多文章真的很难明确界定文体属性。且不说那些由演讲而整理出来的文章，即便是正式发表的很多论文，文体特征同样非常独特。它们既是论文又不像论文，既像随笔又不是随笔；有论文的理性深度，有散文的随意洒脱，有记叙文的生动鲜活，有的甚至还有报告文学般的丰富与张扬呢！记忆深处的精彩往事涌上心头，笔下便是情感的世界；往事退场，理性突入，笔下便是思想的战场。我不知道还有谁具有这样的气度，能够让思想在叙事、抒情、议论之间这样大开大合、自由流转。我也不知道除于老师外，还有谁是这样写教育教学文章的。此前，陶行知不这样写，叶圣陶不这样写，吕叔湘和张志公也没有这样写；此后的人呢，估计为了能够发表起见，也不敢这样写。于漪老师独创的这种教育教学的“于漪文体”堪称空前绝后了。
基于作者之“人”和作品之“文”的上述特点，我确定了这样的编纂思路：
一是淡化体系建构，突出思想主线。建构教育学和语文教学论的完整体系，既与于老师的定位不符，更不是于老师的初衷。于老师一直是在教育实践中进行思想探索的，她在一段时间之内所关注和思考的一系列问题，便构成了于漪老师思想的主线。把思想主线梳理清楚，不仅有利于呈现于漪老师的教育思想和语文思想的整体图景，而且方便读者准确把握作为标杆和旗帜的于漪老师，当下关注的是什么，作出了哪些思考，提出了怎样的观点和主张，以便澄清认识，增进对话，进而激发自己的思考，明确教育教学发展的方向。
二是撰写编者手记，权作阅读导引。这些编者手记，首先是我学习于老师著作的读书报告和心得体会，敝帚自珍，不忍舍弃，便遵于老师之命编入论稿，出于野人献曝的一片愚诚，或许对于读者整体把握每组文章的主要内容有所裨益。
三是珍视文章之间的互文性。这里所说的互文性，指的是不同文章之间彼此参证、互相生发的特点。这种互文性，我认为既表现了于漪老师思考教育教学问题时的整体思维和宏观视野，又使得全书在阅读过程中有所呼应，就像山中蜿蜒的小溪，时隐时现之间，不觉就让人感到亲切和快乐。又像一部恢弘的交响音画中反复出现的音乐动机，次第演进遂成为扣人心弦的主旋律。
其实，更重要的还在于保持原作的原貌，因为在原作原文的原汁原味中有一股于漪老师独有的中国基础教育的“精气神”。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
（栏目责编：葛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