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鲁迅笔下从未缺席过的角色，他们或是穷困潦倒、心智麻木的落第士人；或是在残酷的旧社會无力地徘徊的“孤独者”；或是奋斗到最后被启蒙的人所吞噬的“启蒙者”。《一件小事》中的“我”是异于所有人的存在，从开始完全以个人为中心的自以为是到后来的自我反思，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自省和思索的过程。这个过程除了表现人与人之间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语境下所遭遇的身份困境及其自我身份认知的重构趋向。
　　1874年，人力车从日本传入中国，最初它被称为东洋车。这样一个新事物的传入为北京人的交通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北京人力车达到高峰的时候，全城人力车能达到十几万辆。在人力车广为盛行的同时，人力车夫这样一个底层群体也应运而生。对人力车夫的关注及文中“我”的反思是鲁迅对于生活的感悟和审视后的思考，同时也是时代环境呼吁下个人的必然回应。但这样的思考并不是鲁迅所独有的，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和沈尹默两篇作品，题名同为《人力车夫》，内容都是描写人力车夫的艰辛生活以及对这样的底层人民的同情之感。1920年1月20日，周恩来诗歌《死人的享福》刊于《觉悟》杂志。诗中反思这样的生活，一个在上坐、一个在下拉是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在情感上对人力车夫表示同情。鲁迅笔下的人力车夫与这三者都不一样，前面提到的三篇文章都带有一种上位者怜悯的眼光，对这样一个阶层表达了无限同情。鲁迅笔下的人力车夫虽然处于更弱势的地位，但在精神上对所谓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形成冲击。知识分子这一次站在了更高的地位，这样的反思让人们认清同车夫一样的底层人民的同时，也使人们更加了解知识分子自身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知识分子本身自我“高人一等”的认知产生冲击，使其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出现裂痕，最终达到促使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认知的重构趋向。
　　一、自我社会身份认知的困境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由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鲁迅于1912年2月到南京任职当部员。三个月后，鲁迅随教育部北迁。1912到1925年，鲁迅在教育部共做了十三年的俭事。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中，鲁迅办事格外认真、尽力，他抱了新的希望和热情进入新的事业。文中的“我”也是从乡下进到城里的人，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与鲁迅本人达到了一种身份同构的效果。“我”的进城可以看作是一种身份的转换，在城中获得了新的更明确的身份，一个具有高的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刘学军此前提到过：“鲁迅的作品很多都写到了城乡关系，从未庄到城里，从故乡的乡村到城里，无论《阿O正传》还是《风波》《故乡》，都写到了乡村，这就不是简单地为情节而设置的，其间有深刻的社会内涵，这是鲁迅将他的思考放置在大的社会背景和环境中再创作的，这是鲁迅一直在关注着社会结构变迁带来人的身份转换，其用意是要折射社会变革时代的一般心态，是要探寻社会转型时期的一般规律，以智者的智慧做哲学性的一般意义的思考，解读社会文化密。”在这里，对这样一种身份转变的关注并不是说知识分子的身份是随着城乡地点的转变而转变，只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转换，转换之后“我”的思想会发生变化，这是一种更为隐性的身份意义上的改变。在更广阔的舞台，更接近中国当下形势的地方，“我”的思想会转变，会看到比之前更加惊心的黑暗。也因此，新的希望在这里变得暗淡。如同王富仁在其自传《说说我自己》中所说：“因为成了‘城市人’和‘知识分子’，我开始觉得农民有些保守守旧……但到真正的‘城市人’和真正的‘知识分子’开始启我们的蒙，我就又本能地感到自己还是一个农民。”王富仁摆脱不了在农村感受到的那股子劲。“我”也一样，在面对大城市所带来的社会与人性的黑暗时，脱不了最初对社会的理想认识。所以，当面临让“我”生出“坏脾气”的问题时，“我”会变得更加敏感，没有其他的影响，就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就是在这样的隐性的身份转变中，“我”开始对自我认识出现裂缝，“我”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坏脾气，但无法摆脱，明知是不应该的东西却只能任由其在心里生长。
　　把“我”与鲁迅剥离开，回到小说文本的本位中去，“我”是一个在新的民国社会中不得志，对现实不满的社会新青年、新的知识分子。所谓坏脾气，所谓看不起人，是“我”在经历了许多的国家、社会大事之后，对普通大众的失望和愤懑，这里本身就蕴含着一种自我满足、自我认知，自以为掌握真理的思想。“我”的看不起人正是这样一种在社会地位、思想精神上都有优越感的青年所发出的。对文中“我”是否可以等同于鲁迅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学者李定春认为文中的“我”是新旧“我”的合一，是鲁迅在蛰居六年时间里思想的一次表现，这篇文章体现了“呐喊”前后鲁迅的思想转变。而大部分人认为这是鲁迅对知识分子融合自身关照的自我反思的典型，是鲁迅不满于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小说在展现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刻画出一个勇于解剖自己、敢于自我批评的人，但这并不是这个人物形象所传达出的最终意义。这里主要呈现的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简单地被“折服”的过程，而是知识分子随着社会环境改变，自我认知出现转变和重新整合的趋向。在文章后面，遭遇车夫与妇人的事，让“我”的灵魂深受震动。那么，“我”的灵魂震动到底为了什么？“我”自以为看得清楚，站在了一个高度上评判这件事，妇人与车夫都是被评判的人，也是理所应当没有发言权的人。老妇人真正有没有受伤并不知道，此处是一个有张力的写法，需要读者自身做两种解读。如果没有受伤就可以佐证我的坏脾气的成因。妇人受伤与否、“我”的表现、车夫的高大，并没有绝对的谁是谁非的定论。鲁迅并不是极端地要证明什么，这只是他的一个思考和看法，对谁都报以谅解和同情，所以并没有把老妇人写成真的受伤，再把“我”塑造成一个真正置伤者于不顾的人。“我”灵魂的震动正是在于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待社会也应该如此，尽管有污垢，也该怀着更加宽容的心情去接纳与战斗。这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对自我审视之后的发现。而那个时代，容易被忽略的也正是这样抛开政治倾向的意味，从个人生存本身出发的理解和同情。值得一提的是，开始所说的看不起人并非在为后面的“看得起人”做印证，达到水到渠成、恍然大悟的感觉，而是用后面发生的事来对看不起人做修正。这个修正不是说以后要看得起人，而是要怀有怜悯、同情、感同身受之感；不是否定普通人的蒙昧，而是在蒙昧中看到希望的一面，对人性给予理解和同情，给事实给予更准确、更实在、全面的把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正是有了社会责任感，才会“看不起人”，如果融入其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那也就无所谓谁看不起谁。这样的设置本身就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认知。在看不起别人的时候，其也将怀疑转向自己。作为一个新人，知识分子对自我意识表示满足，然而社会的形势并不乐观，“我”在这样的形势下不仅没有反思和实践，还将坏脾气表现出来。这样的设置也是对自我身份和责任的一个无意识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