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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媒体的市场化运作，新闻娱乐化的势头愈演愈烈，一方面促使新闻开始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另一方面新闻的过度娱乐化也带来了新闻低俗化的恶果。新闻低俗化已与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良广告一道，被公众列为中国传媒业的“四大公害”，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的新闻伦理道德建设，而且也直接关系到当前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
一、新闻低俗化的由来与表现
近年来，欧美传媒业的新闻传播一直呈低俗化趋势。新闻低俗化现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从新闻发展历史看， 低俗化是媒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诱人的市场利益的驱动和操纵下，有不少媒体把新闻信息当成商品来传播，强调媒体传播的经济属性，一味地迎合受众、寻找卖点，新闻低俗化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新闻界就曾经玩过一把新闻低俗化。十九世纪的美国报业在从政党新闻业向商业—职业新闻业转型过程中，一直面对着追求事实和追求趣味这一对矛盾，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新闻形态：娱乐的新闻业和传递信息的新闻业。前者崇尚故事理念，追求趣味，以普利策的《世界报》和赫斯特的《新闻报》为代表，后者崇尚信息理念，追求忠于事实，以《纽约时报》、美联社为代表。普利策和赫斯特选择了趣味，但在操作中却丧失基本的价值取向，走向低俗化的极端，开启了美国报业历史上的黄色新闻时代。这可以看作是西方新闻低俗化的第一次高潮。随着传媒业的迅速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闻低俗化之风愈演愈烈。
新闻低俗化现象并非西方媒体所独有。在我国，新闻低俗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媒体走向市场化运作、娱乐化蓬勃兴起的变异现象。伴随着媒体的发展，新闻报道的角度、方式呈现多样化，这一方面丰富了媒体市场，但同时也导致一些低俗的报道出现在一些大众媒体上。我国一些新创办的以市民为主要对象的都市报以及综合性报纸的周末版，在追求平民化的过程中，表现为过度追求新闻价值中的人情味、趣味性因素，传播时特别强调其功利性和商业性，经常采用煽情或者感官刺激，乃至于弄虚作假的手段来吸引受众。新闻报道开始滑向低俗化的泥沼。新闻低俗化主要表现为：夸大次要的新闻题材，将名人轶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新闻的实质性内容中引开，而流于内容低俗化；突出花哨的传播技巧，片面追求趣味性，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新闻内容本身引开，而流于表达低俗化。新闻低俗化已成为影响新闻传播业健康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危害已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二、新闻低俗化的伦理困境
（一）新闻低俗化影响了良好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
新闻低俗化对于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目前80%左右的网络使用者是青少年，图书报刊消费群体中青少年也占相当的比例，青少年基本每天都会接触各类媒体，而他们本身也正处在一个求知若渴的人生阶段，这些都表明媒体必然成为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因素。媒体若不是以符合伦理道德观的要求来正确传递思想，而是向青少年传递一种与学校、家庭等传统教育内容发生冲突的信息和观念，这就会阻碍青少年正确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可是，一些媒体为吸引观众眼球，对暴力、色情事件趋之若鹜，热衷于跟踪报道扫黄打非、凶杀火并、婚外情、同性恋等题材，甚至为了强化视觉刺激，在节目会有意无意的大幅度使用血腥、暴力、情色画面。青少年的个性、人性都尚未发育成熟，道德价值标准也尚未达到社会规范水平，而其在心理、生理发育过程中，又有宣泄的需求，特别喜欢追求新鲜和刺激。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未成年人接触大量暴力、色情榜样之后会储存在记忆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过程，他们便能在某些时机模仿这些榜样的行为。一些艺人的“艳照”经媒体公开报道和讨论后，立刻就有青少年自拍裸照、艳照并公开发布到视频网站或博客，这完全违背了我国儒家思想中“礼和耻”的伦理传统。
新闻低俗化对于有较强辨别意识的成年受众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已经打破，为人们所抛弃，而适应新形势发展的价值体系正在逐步建立中，此时社会心理是脆弱甚至迷茫无助的。当前在成年受众中普遍存在着诸如物欲化、粗俗化、冷漠化、躁动化、无责任化和浮夸虚假化的病态社会心理。在这种社会心理的支配下，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越来越片面化，世界观和人生观更加狭隘，追求感官刺激的同时人们也感受到精神更加空虚。
（二）新闻低俗化造成了审美观的异化
娱乐的本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本能需要，本能需要包括两方面：情绪宣泄的需要与审美的需要。通俗地讲，审美需要就是美感的需要，是人需要从对美的客体的欣赏中获得主体快感的需要。四川省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的林之达教授在其著作《传播心理学新探》一书中将满足人们需要的美感分为四种：本能美感、性爱美感、知性美感和德性美感。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低俗化的新闻已经将本能美感、德性美感、知性美感淡化，人们只有感官上的放松，却没有一点收获。而这其中，被大大强化的则是最具有文学气质的性爱美感。但是一旦通过大众传播的手段将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加入艺术手段，而仅仅从性爱角度原始地展示出来的时候，带给人们的是最直接的感官刺激，直接激发的是性欲而不是带给人们异性之美的审美快感。
低俗文化让欲望生产代替了高尚纯洁的艺术生产，使精神从肉体中退出，理性从感性中退出，审美从艺术中退出。它刺激的是人类最感性、最低级的欲望，包括物欲、情欲、性欲、冒险欲等，这种生产可以迎合人性中最底层的需要，打着让大家快乐的旗号，实现的是商业上的暴利。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说，人的心理需求包含五个层次，最低层次是本能层次的需要，而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人们本能层次的情感和各种欲望是普遍存在的，时刻都会有的，而最高层次的需求却不是时刻存在的。低俗化的新闻充斥了大量为满足感官刺激而设计的肤浅内容，偏爱低级趣味，将发行量、收视（听）率、点击率作为出发点，使得人性中恶的，非理性的，潜意识中存在的一面得到了释放和迎合，培养了受众的“窥视快感”，助长了窥视他人隐私的阴暗心理。 （三）新闻低俗化失却了应有的人文关怀
在“娱乐一切，一切为了娱乐”的大旗之下，媒体往往为了追求娱乐效果而忽略对人本身价值的深层次尊重与关心。面对社会重大事件、闹剧及至悲剧中的个体或群体，在媒体看来，重要的不是他们存在的社会价值或是他们的行为与处境所引起的社会反思，而是他们能为媒体带来什么“猛料”以资炒作。在过度的炒作中，一部分媒体失去了应有的社会良知及对人的应有的尊重，对严肃的问题进行调侃，罪恶不是被批判，而是作为噱头被嘲笑，隐私不是被保护起来，而被争先恐后地曝光，甚至无限放大。2013年5月的“校长带女生开房案” 中，有些媒体的报道中就出现了“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就读六年级的小学女生之类的身份信息。受害女孩的父母出现在屏幕上甚至没有做任何技术处理，报道中虽然没有直接写出女孩的名字，但是女孩的父母、居住地、学校等信息足以使这些未成年女孩的隐私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内，带来的后果是始料未及的。这些未成年女孩被称为中国版的“少女援交”。一名受害女孩的父亲说：“女儿因听到邻居对自己的嘲笑而与母亲在家中大吵大闹，甚至想离家出走。”这位父亲还告诉记者，女儿现在的情绪非常不稳定，不知道女儿的前途会怎样，以后能否婚嫁。虽然该案的两名被告已经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是媒体的不当报道使这些肉体上受伤害的女孩又遭受了一次更大的精神伤害。尤为严重的是，一些媒体过于关注主流大众的娱乐需求，而对社会弱势、边缘人群缺乏关注，漠视他们的存在、忽视他们的需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边缘群体的边缘化与弱势化。甚至，这些边缘人群还有可能成为媒体恶意搞笑的对象。当他们成为过度娱乐制造者大肆嘲弄的牺牲品时，媒体本身应有的对这些边缘主体的人文关怀也随之荡然无存。
（四）新闻低俗化淡化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现代社会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获悉途径主要是通过媒体对新闻信息的报道。然而，低俗化的新闻信息把报道的重点放在了那些无关紧要、琐碎的名人趣事绯闻等软性内容上，占用了宝贵的版面和频道资源，转移了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注意力，从而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并进而损害了他们的民主政治权利。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受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影响，又没有认真地学习和领会我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以为新闻只要有确实新闻来源就可以报道。对某些采访对象的叙述他们不考虑、不判断其品位的高低及是否准确与真实，一味地追求新闻的卖点，吸引受众的眼球，刻意对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进行大肆炒作，至于新闻将产生什么后果他们根本没有顾及。2013年8月28日，《南风窗》刊发报道的《村官腐败透视》中，将村支书对市里来的驻村工作人员吹牛的一句话“这个村，有一半是我的娃”置于导语来吸引眼球。网络媒体纷纷将这句话作为标题转载，而文章本身所揭露村官的腐败问题却乏人问津。这篇虚假报道，不但给三门峡市农村留守妇女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破坏了她们的家庭和睦，影响了社会稳定。在媒体享受新闻低俗化带来的诸多利益的时候，新闻的公信度和权威性也受到了质疑。大众在不用动脑的乐与笑中，放松或放弃了理性判断和世界观重建的意愿。
媒体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真实而公正地报道和评述新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做社会与公众的耳目喉舌；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发挥媒体社会监督作用，尊重公民人格尊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履行社会公共文化的使命，不传播低俗不雅的信息。媒体有责任让公众迅速、准确、充分、完整地知晓和理解新闻事件，在此基础上对环境中存在的机遇、挑战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并形成正确的判断。如果媒体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寻求新闻的娱乐。
（五）新闻低俗化消解了创新的道德基础
美国哈佛神学院的拉尔夫·波特博士，基于受众是理性人、能做出符合自身价值观理性判断的假设，设计了道德推理模式——波特图式，为媒体从业者在面对困境时如何做出抉择，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路。“波特图式”是一种社会伦理模式，它将道德分析的四个方面纳入其中，即定义、价值、原则、忠诚。波特认为，对谁忠诚或负责的问题是媒体面临的最大冲突，因为它关乎媒体行为者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终极选择和判断。但是，新闻传播一旦走入低俗化，把服务受众的目的抛在一边，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娱乐消遣效果，那么必然动摇创新的道德基础。一方面，新闻低俗化促使它们的制造者忽视应有的道德品质，采取简单模仿的方式，一味从搞笑或制造快感上进行跟风模仿，来达到争取观众的目的。这样，媒体在传播信息、制造娱乐的同时也让人们对这种缺乏道德支持的“创新”习以为常，进而潜移默化地消解了创新的道德基础。另一方面新闻低俗化促使它们的制造者服从于纯粹娱乐消遣，往往忽视从道德的角度看问题，将眼光局限于某一狭小的领域，从而限制了创新思维的发挥，使媒体沉沦为低级娱乐的制造场所。
三、新闻低俗化的治理对策
（一）制定和完善相关新闻立法。我国新闻行业的整体法制建设滞后，至今尚无完善的新闻法律法规，新闻传播活动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和约束。尽快明确新闻低俗化的判断标准，并对对低俗化新闻报道进行限制和惩罚是反新闻低俗化的有力措施。在世界传媒业占重要地位的美国，既有专门针对电视节目低俗化的立法，也有非专门针对电视节目低俗化的立法。前者如《2005年广播电视反低俗化的管制》、《2005年淫秽与暴力广播电视内容控制法》等，后者如《联邦电信法》、《有线电视法》和《2005年儿童友好电视节目法》等明确规定严禁播放低俗电视节目。目前，我国对低俗化的法律管制主要集中在一些非专门针对新闻低俗化的法律法规中，如《广告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视剧审查暂行规定》等。这些法律法规从传播途径、电视节目不同形式等方面对低俗化加以了限制。但是由于这些法律法规只是概述性的规定，缺少细节上的分项说明，并且对低俗节目采取 “禁播” 的措施，而没有顾及到不同收视群体的差别和收视需求，这使节目低俗化的治理缺少科学性和灵活性。因此，我国也非常有必要制定一些专门针对传媒低俗化的法律法规，用可操作性强的规制来遏制新闻低俗化现象。不过，如何通过法律明确媒体所享有的表达自由权以及公共利益的界限；如何确保法律的标准足够灵活以包容日益变化的价值观念，同时又能充分维护人类的尊严。 （二）建立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新闻低俗化的根源在于市场制度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深层矛盾。市场逻辑通过收视率主宰了节目的产制环境，低俗内容已成了媒体获取收视率的主要方式。为了改变以“收视率”为标准的节目评价体系，可以建立收视率与满意度、美誉度、信任度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以平衡收视率可能带来的“惟经济效益论”。满意度、美誉度、信任度是用以测量观众对节目喜好与评价的指标，与收视率这一“数量”指标相比，满意度、美誉度、信任度实际上是一个“质量”指标。这一“质量指标”恰恰是对收视率之类的数量指标的一个重要补充。收视率高，并不意味着节目受好评，满意度、美誉度、信任度才是节目成功与否的一个更具价值的衡量标准。同时，可以建立有政府主管部门、媒体、行业协会以及受众代表参加的监督机构，负责对涉及传媒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的投诉处理。
（三）增强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身修养
传媒职业在社会分工中担负着特殊的社会职责，它是以传播手段向社会与公众提供信息及其他各种服务，从而实现影响社会、引导舆论的职业。媒体从业人员作为传播链环上的第一把关人，对信息的选择和传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新闻低俗化的产生就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思想素质有很大关系。提升媒体从业人员的自身素养成为解决新闻低俗化现象的一个重要途径。媒体从业人员应该加强自律意识，用过硬的品德修养和实际的行动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绝不能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迎合低俗之风的借口，让精神垃圾腐蚀大众的灵魂，污染社会环境。媒体从业人员要在做好信息的传播者的同时，做美的宣传者，做个有思想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新闻实践，让新闻不再低俗，让受众通过新闻报道聆听时代的声音，感受时代的主旋律。
（四）提升公众的传媒素养，提高其对低俗传播的防范能力和监督意识
受众是信息的最终接受者，所以受众的传媒素养如何，对于抵制低俗信息的侵蚀尤为重要。可以说，媒体的不良表现与受众的传媒素养密切相关，也和其受到了受众的纵容、默许甚至是鼓励不无关系。因此，主管部门应尽早在我国开展传媒素养教育，指导受众增进对媒体的认识，用批判的态度去接触、分析传媒信息。如果广大受众的素质提高了，就能够自觉地抵制低俗化的信息。国外及香港地区在治理新闻低俗化过程中，特别注意发挥受众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从提升公众传媒素养入手，充分发挥公众的力量，拓宽公众批评媒体的通道，使之成为一种强大的、便捷的、全方位、全天候的社会监督，协助有关部门整治、规范传媒市场秩序，最大限度地净化我国的传媒市场。（作者单位为浙江传媒学院社科部）
一、新闻低俗化的由来与表现
近年来，欧美传媒业的新闻传播一直呈低俗化趋势。新闻低俗化现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从新闻发展历史看， 低俗化是媒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诱人的市场利益的驱动和操纵下，有不少媒体把新闻信息当成商品来传播，强调媒体传播的经济属性，一味地迎合受众、寻找卖点，新闻低俗化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新闻界就曾经玩过一把新闻低俗化。十九世纪的美国报业在从政党新闻业向商业—职业新闻业转型过程中，一直面对着追求事实和追求趣味这一对矛盾，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新闻形态：娱乐的新闻业和传递信息的新闻业。前者崇尚故事理念，追求趣味，以普利策的《世界报》和赫斯特的《新闻报》为代表，后者崇尚信息理念，追求忠于事实，以《纽约时报》、美联社为代表。普利策和赫斯特选择了趣味，但在操作中却丧失基本的价值取向，走向低俗化的极端，开启了美国报业历史上的黄色新闻时代。这可以看作是西方新闻低俗化的第一次高潮。随着传媒业的迅速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闻低俗化之风愈演愈烈。
新闻低俗化现象并非西方媒体所独有。在我国，新闻低俗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媒体走向市场化运作、娱乐化蓬勃兴起的变异现象。伴随着媒体的发展，新闻报道的角度、方式呈现多样化，这一方面丰富了媒体市场，但同时也导致一些低俗的报道出现在一些大众媒体上。我国一些新创办的以市民为主要对象的都市报以及综合性报纸的周末版，在追求平民化的过程中，表现为过度追求新闻价值中的人情味、趣味性因素，传播时特别强调其功利性和商业性，经常采用煽情或者感官刺激，乃至于弄虚作假的手段来吸引受众。新闻报道开始滑向低俗化的泥沼。新闻低俗化主要表现为：夸大次要的新闻题材，将名人轶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新闻的实质性内容中引开，而流于内容低俗化；突出花哨的传播技巧，片面追求趣味性，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新闻内容本身引开，而流于表达低俗化。新闻低俗化已成为影响新闻传播业健康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危害已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二、新闻低俗化的伦理困境
（一）新闻低俗化影响了良好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
新闻低俗化对于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目前80%左右的网络使用者是青少年，图书报刊消费群体中青少年也占相当的比例，青少年基本每天都会接触各类媒体，而他们本身也正处在一个求知若渴的人生阶段，这些都表明媒体必然成为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因素。媒体若不是以符合伦理道德观的要求来正确传递思想，而是向青少年传递一种与学校、家庭等传统教育内容发生冲突的信息和观念，这就会阻碍青少年正确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可是，一些媒体为吸引观众眼球，对暴力、色情事件趋之若鹜，热衷于跟踪报道扫黄打非、凶杀火并、婚外情、同性恋等题材，甚至为了强化视觉刺激，在节目会有意无意的大幅度使用血腥、暴力、情色画面。青少年的个性、人性都尚未发育成熟，道德价值标准也尚未达到社会规范水平，而其在心理、生理发育过程中，又有宣泄的需求，特别喜欢追求新鲜和刺激。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未成年人接触大量暴力、色情榜样之后会储存在记忆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过程，他们便能在某些时机模仿这些榜样的行为。一些艺人的“艳照”经媒体公开报道和讨论后，立刻就有青少年自拍裸照、艳照并公开发布到视频网站或博客，这完全违背了我国儒家思想中“礼和耻”的伦理传统。
新闻低俗化对于有较强辨别意识的成年受众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已经打破，为人们所抛弃，而适应新形势发展的价值体系正在逐步建立中，此时社会心理是脆弱甚至迷茫无助的。当前在成年受众中普遍存在着诸如物欲化、粗俗化、冷漠化、躁动化、无责任化和浮夸虚假化的病态社会心理。在这种社会心理的支配下，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越来越片面化，世界观和人生观更加狭隘，追求感官刺激的同时人们也感受到精神更加空虚。
（二）新闻低俗化造成了审美观的异化
娱乐的本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本能需要，本能需要包括两方面：情绪宣泄的需要与审美的需要。通俗地讲，审美需要就是美感的需要，是人需要从对美的客体的欣赏中获得主体快感的需要。四川省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的林之达教授在其著作《传播心理学新探》一书中将满足人们需要的美感分为四种：本能美感、性爱美感、知性美感和德性美感。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低俗化的新闻已经将本能美感、德性美感、知性美感淡化，人们只有感官上的放松，却没有一点收获。而这其中，被大大强化的则是最具有文学气质的性爱美感。但是一旦通过大众传播的手段将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加入艺术手段，而仅仅从性爱角度原始地展示出来的时候，带给人们的是最直接的感官刺激，直接激发的是性欲而不是带给人们异性之美的审美快感。
低俗文化让欲望生产代替了高尚纯洁的艺术生产，使精神从肉体中退出，理性从感性中退出，审美从艺术中退出。它刺激的是人类最感性、最低级的欲望，包括物欲、情欲、性欲、冒险欲等，这种生产可以迎合人性中最底层的需要，打着让大家快乐的旗号，实现的是商业上的暴利。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说，人的心理需求包含五个层次，最低层次是本能层次的需要，而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人们本能层次的情感和各种欲望是普遍存在的，时刻都会有的，而最高层次的需求却不是时刻存在的。低俗化的新闻充斥了大量为满足感官刺激而设计的肤浅内容，偏爱低级趣味，将发行量、收视（听）率、点击率作为出发点，使得人性中恶的，非理性的，潜意识中存在的一面得到了释放和迎合，培养了受众的“窥视快感”，助长了窥视他人隐私的阴暗心理。 （三）新闻低俗化失却了应有的人文关怀
在“娱乐一切，一切为了娱乐”的大旗之下，媒体往往为了追求娱乐效果而忽略对人本身价值的深层次尊重与关心。面对社会重大事件、闹剧及至悲剧中的个体或群体，在媒体看来，重要的不是他们存在的社会价值或是他们的行为与处境所引起的社会反思，而是他们能为媒体带来什么“猛料”以资炒作。在过度的炒作中，一部分媒体失去了应有的社会良知及对人的应有的尊重，对严肃的问题进行调侃，罪恶不是被批判，而是作为噱头被嘲笑，隐私不是被保护起来，而被争先恐后地曝光，甚至无限放大。2013年5月的“校长带女生开房案” 中，有些媒体的报道中就出现了“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就读六年级的小学女生之类的身份信息。受害女孩的父母出现在屏幕上甚至没有做任何技术处理，报道中虽然没有直接写出女孩的名字，但是女孩的父母、居住地、学校等信息足以使这些未成年女孩的隐私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内，带来的后果是始料未及的。这些未成年女孩被称为中国版的“少女援交”。一名受害女孩的父亲说：“女儿因听到邻居对自己的嘲笑而与母亲在家中大吵大闹，甚至想离家出走。”这位父亲还告诉记者，女儿现在的情绪非常不稳定，不知道女儿的前途会怎样，以后能否婚嫁。虽然该案的两名被告已经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是媒体的不当报道使这些肉体上受伤害的女孩又遭受了一次更大的精神伤害。尤为严重的是，一些媒体过于关注主流大众的娱乐需求，而对社会弱势、边缘人群缺乏关注，漠视他们的存在、忽视他们的需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边缘群体的边缘化与弱势化。甚至，这些边缘人群还有可能成为媒体恶意搞笑的对象。当他们成为过度娱乐制造者大肆嘲弄的牺牲品时，媒体本身应有的对这些边缘主体的人文关怀也随之荡然无存。
（四）新闻低俗化淡化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现代社会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获悉途径主要是通过媒体对新闻信息的报道。然而，低俗化的新闻信息把报道的重点放在了那些无关紧要、琐碎的名人趣事绯闻等软性内容上，占用了宝贵的版面和频道资源，转移了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注意力，从而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并进而损害了他们的民主政治权利。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受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影响，又没有认真地学习和领会我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以为新闻只要有确实新闻来源就可以报道。对某些采访对象的叙述他们不考虑、不判断其品位的高低及是否准确与真实，一味地追求新闻的卖点，吸引受众的眼球，刻意对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进行大肆炒作，至于新闻将产生什么后果他们根本没有顾及。2013年8月28日，《南风窗》刊发报道的《村官腐败透视》中，将村支书对市里来的驻村工作人员吹牛的一句话“这个村，有一半是我的娃”置于导语来吸引眼球。网络媒体纷纷将这句话作为标题转载，而文章本身所揭露村官的腐败问题却乏人问津。这篇虚假报道，不但给三门峡市农村留守妇女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破坏了她们的家庭和睦，影响了社会稳定。在媒体享受新闻低俗化带来的诸多利益的时候，新闻的公信度和权威性也受到了质疑。大众在不用动脑的乐与笑中，放松或放弃了理性判断和世界观重建的意愿。
媒体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真实而公正地报道和评述新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做社会与公众的耳目喉舌；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发挥媒体社会监督作用，尊重公民人格尊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履行社会公共文化的使命，不传播低俗不雅的信息。媒体有责任让公众迅速、准确、充分、完整地知晓和理解新闻事件，在此基础上对环境中存在的机遇、挑战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并形成正确的判断。如果媒体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寻求新闻的娱乐。
（五）新闻低俗化消解了创新的道德基础
美国哈佛神学院的拉尔夫·波特博士，基于受众是理性人、能做出符合自身价值观理性判断的假设，设计了道德推理模式——波特图式，为媒体从业者在面对困境时如何做出抉择，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路。“波特图式”是一种社会伦理模式，它将道德分析的四个方面纳入其中，即定义、价值、原则、忠诚。波特认为，对谁忠诚或负责的问题是媒体面临的最大冲突，因为它关乎媒体行为者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终极选择和判断。但是，新闻传播一旦走入低俗化，把服务受众的目的抛在一边，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娱乐消遣效果，那么必然动摇创新的道德基础。一方面，新闻低俗化促使它们的制造者忽视应有的道德品质，采取简单模仿的方式，一味从搞笑或制造快感上进行跟风模仿，来达到争取观众的目的。这样，媒体在传播信息、制造娱乐的同时也让人们对这种缺乏道德支持的“创新”习以为常，进而潜移默化地消解了创新的道德基础。另一方面新闻低俗化促使它们的制造者服从于纯粹娱乐消遣，往往忽视从道德的角度看问题，将眼光局限于某一狭小的领域，从而限制了创新思维的发挥，使媒体沉沦为低级娱乐的制造场所。
三、新闻低俗化的治理对策
（一）制定和完善相关新闻立法。我国新闻行业的整体法制建设滞后，至今尚无完善的新闻法律法规，新闻传播活动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和约束。尽快明确新闻低俗化的判断标准，并对对低俗化新闻报道进行限制和惩罚是反新闻低俗化的有力措施。在世界传媒业占重要地位的美国，既有专门针对电视节目低俗化的立法，也有非专门针对电视节目低俗化的立法。前者如《2005年广播电视反低俗化的管制》、《2005年淫秽与暴力广播电视内容控制法》等，后者如《联邦电信法》、《有线电视法》和《2005年儿童友好电视节目法》等明确规定严禁播放低俗电视节目。目前，我国对低俗化的法律管制主要集中在一些非专门针对新闻低俗化的法律法规中，如《广告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视剧审查暂行规定》等。这些法律法规从传播途径、电视节目不同形式等方面对低俗化加以了限制。但是由于这些法律法规只是概述性的规定，缺少细节上的分项说明，并且对低俗节目采取 “禁播” 的措施，而没有顾及到不同收视群体的差别和收视需求，这使节目低俗化的治理缺少科学性和灵活性。因此，我国也非常有必要制定一些专门针对传媒低俗化的法律法规，用可操作性强的规制来遏制新闻低俗化现象。不过，如何通过法律明确媒体所享有的表达自由权以及公共利益的界限；如何确保法律的标准足够灵活以包容日益变化的价值观念，同时又能充分维护人类的尊严。 （二）建立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新闻低俗化的根源在于市场制度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深层矛盾。市场逻辑通过收视率主宰了节目的产制环境，低俗内容已成了媒体获取收视率的主要方式。为了改变以“收视率”为标准的节目评价体系，可以建立收视率与满意度、美誉度、信任度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以平衡收视率可能带来的“惟经济效益论”。满意度、美誉度、信任度是用以测量观众对节目喜好与评价的指标，与收视率这一“数量”指标相比，满意度、美誉度、信任度实际上是一个“质量”指标。这一“质量指标”恰恰是对收视率之类的数量指标的一个重要补充。收视率高，并不意味着节目受好评，满意度、美誉度、信任度才是节目成功与否的一个更具价值的衡量标准。同时，可以建立有政府主管部门、媒体、行业协会以及受众代表参加的监督机构，负责对涉及传媒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的投诉处理。
（三）增强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身修养
传媒职业在社会分工中担负着特殊的社会职责，它是以传播手段向社会与公众提供信息及其他各种服务，从而实现影响社会、引导舆论的职业。媒体从业人员作为传播链环上的第一把关人，对信息的选择和传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新闻低俗化的产生就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思想素质有很大关系。提升媒体从业人员的自身素养成为解决新闻低俗化现象的一个重要途径。媒体从业人员应该加强自律意识，用过硬的品德修养和实际的行动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绝不能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迎合低俗之风的借口，让精神垃圾腐蚀大众的灵魂，污染社会环境。媒体从业人员要在做好信息的传播者的同时，做美的宣传者，做个有思想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新闻实践，让新闻不再低俗，让受众通过新闻报道聆听时代的声音，感受时代的主旋律。
（四）提升公众的传媒素养，提高其对低俗传播的防范能力和监督意识
受众是信息的最终接受者，所以受众的传媒素养如何，对于抵制低俗信息的侵蚀尤为重要。可以说，媒体的不良表现与受众的传媒素养密切相关，也和其受到了受众的纵容、默许甚至是鼓励不无关系。因此，主管部门应尽早在我国开展传媒素养教育，指导受众增进对媒体的认识，用批判的态度去接触、分析传媒信息。如果广大受众的素质提高了，就能够自觉地抵制低俗化的信息。国外及香港地区在治理新闻低俗化过程中，特别注意发挥受众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从提升公众传媒素养入手，充分发挥公众的力量，拓宽公众批评媒体的通道，使之成为一种强大的、便捷的、全方位、全天候的社会监督，协助有关部门整治、规范传媒市场秩序，最大限度地净化我国的传媒市场。（作者单位为浙江传媒学院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