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出炉，报告显示，在中国大陆，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报告同时指出，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60%的财富，所以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中国青年报》10月18日）
　　如果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数据准确，而我国政府部门或权威研究机构又拿不出有力证据和事实来否定上述结论，那么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总体经济实力已成为世界四强之一，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第100位以后，仍属于贫弱国家。在这样一个人口最多、人均收入又低下的国家，财富差别之大竟居世界前列，这的确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财富悬殊若出现在发达国家，还没有太大的危险性。因为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和收入水平要比中国高很多，差别再大，广大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也有保障，还能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像美国四口之家，年收入在19500美元以下者可获政府补助，其数额相当于我国四口之家年收入近16万元人民币，可算殷实之家了。何况如报告所说，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财富占有差别远没有中国这么大。
　　中国情况则不一样，在普遍贫穷的情况下，少数人却占有财富的70%以上，必然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而相当部分的富人又只知一味聚积财富，供个人和家庭挥霍享乐，不思回报社会，缺少助困济贫之心。加上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富人中不乏与腐败官员相勾结，形成强势利益集团，共同侵占公共财产，侵害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无偿或低价强制征用农民土地、强行拆毁民宅就是典型例证）的人。这势必助长穷人的仇富仇官心理，加剧社会矛盾，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客观地讲，造成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在于宏观调控管理政策失当。改革开放之初，曾一度忽视地区、城乡、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兼顾、均衡发展，忽视对弱者的扶植。这主要表现在国家财政总预算的压倒性部分投放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国防外交、航空航天、行政开支等事业上，而对80%以上居民所迫切需要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及就业培训、农村金融等事业则投入很少，导致几亿农民和城市贫民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就业难、获得信贷和救助难，等等。正是这些难处，导致贫者益贫或贫者变富难返贫易。更为严重的是，城乡二元体制不允许农民在城乡自由流动和发展（现已有所改变），获得改善生存环境的机会，由此造成不可避免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贫富差别，其中潜伏着的各种社会矛盾令人忧虑，有的已接近临界点。
　　中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缩小三大差别的改革措施，并加大对贫困落后地区的投入力度。但要改变部分官员特别是各级决策者原有的发展观，仍然困难重重，因为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的转变将触动许多官员特别是决策官员的既得利益和生活方式。比如，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就会动摇城市管理者原有的管理模式，打破他们既有的惯性思维和舒适美梦，他们肯定不乐意。因此，要切实有效地转变发展战略，体现新的发展观及缩小三大差别、构建和谐社会，绝不能只靠原有的权力结构来推动，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现有的各级权力结构。要在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等机构中，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新的力量必须深刻认识发展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积极主动地贯彻新的发展战略，保证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保持一致。
　　在这个根本保证下，中国除了实施正在拟定的新的收入分配制度外，可以实行缩小贫富差别的一大举措是，借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诺斯的“穷人银行”模式，以帮助广大贫困农民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自助发展。与其让国有银行将几千亿几万亿贷给国有企业，最终这些国企无力偿还导致国家巨额资金打水漂，还不如通过“穷人银行”方式，帮助广大贫困人群自我发展。即使有人赖债不还，对国家和社会也不会完全无果而终，他们毕竟能创造一定的财富。
　　缩小贫富差别还有一个有效途径，那就是借鉴新加坡政府与国民分享财政盈余的办法，从多年财政盈余中拨出资金，向全体国人免费派发股份，以及用其他方式向国民分发财政盈余；也可借鉴澳大利亚用收入援助和最低工资制度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用个人所得税来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并为庞大的收入援助开支筹资。
　　缩小贫富差别的另一途径是借鉴美国捐赠文化的经验。美国虽然盛行个人主义，但美国人具有高尚的财富观，他们一方面承认个人财产意味着个人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承认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认为个人的成就与社会的帮助支持分不开，人们应在努力聚敛财富之后，尽可能回馈社会，以促进公益事业和帮助穷人，而捐赠就是回馈社会的主要方式之一。捐赠成了美国的一种文化。这种缩小贫富差距的捐赠文化实质上是财富再分配的另一种模式，它几乎不需要国家和社会付出任何成本，既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又培养了人的高尚情操，可谓一举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