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和墩子相识时间不长，但一细数，竟也有三两年的光景了。现实生活中，我不是个喜欢交朋友的人，交朋友，见朋友，聊天，或者寒暄，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精神负担，尤其是两个人的单独碰面，往往会让我无所适从，不知所言。所以，和朋友相会时，必须得三四个人才行，这样，我就可以听他们讲，静静躲在一边，能不插话就不插话。如果遇到两人相会的情况，那一定得覃皓珺在，他就跟个说话机器人一样，不充电都能说个不停，和谁都能说，什么都能说，只要有他，就不会冷场，就能顾住场面。所以，第一次和墩子碰面时，覃皓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热场作用，我们才慢慢聊了起来。
　　能聊得来，一方面因为我们是陕西老乡，年龄又相当，并对文学都有赤诚而又深挚的热爱。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都爱吃面。能吃到一块，才有做朋友的基础。我上研究生那会，墩子在鲁院学习，我邀请他来北师大玩，当时请他吃的就是面。没吃面之前，大家还是很拘谨，他用陕西话寒暄，手放上放下放前放后，我放不开，用的是普通话，他就更不自在了，不自在后，手就放后放前放下放上，不时还转个圈。一起吃起了碗面后，我给他剥了个蒜，他给我端了个碗，一起冒了汗，我们就自在多了。自在以后，我们就开始闲扯，交集有限，再怎么闲扯都要落在文学上。我们坐在一张方桌上，你一句我一句地聊，聊到投机处，在空中甩手直喊，我也是这么想的。聊到龃龉处，我们也各持己见，谁也没法说服谁，但又互相尊重彼此的观点。聊完之后，我就总结出一个观点，这个叫墩子的，绝对是个陕西人，生、蹭、冷、倔，一样不缺，认准的绝不动摇，尤其是对待他所爱的文学，身上时刻憋着一股劲，心里时刻闪着一些光。
　　劲往一处使，光在心里亮，他一直都是奔着拿出掷地有声的作品去努力的。实际上，他的作品的确在青年作家里自成风范，独具一格，也获得了众多期刊的肯定和认可。《江南》看上了他的“花旦”，《野草》刊了他的“贾春天”，《人民文学》要了他的“麻雀”，真是遍地开花，不一枚举。读罢他的作品，觉得摇曳多姿，气象纷繁，具体来说就是，真野草，假春天，花旦唱戏在江南，麻雀和人飞上天。这是个啥意思，意思有三。
　　第一个意思便是他的小说都是虚构的艺术，你乍一看，就知道他的故事是假的，但一细读，你又不得不叹服，他竟然能动用自己的文学天赋和生活经验给这些虚假的故事注入灵动翻飞而又形神毕现的灵魂和骨血。麻雀带孩子在天上遨游了一圈，孩子就邀請麻雀来自家谷子地享用无尽的大餐。一个长着六指的男孩，如何痴迷于舞弄兰花指的花旦，又如何让自己变成花旦。一个叫贾春天的乡村人物，一无所知，疯疯癫癫，却痴迷于弄发明，搞实验，经过种种苦难，妻离子散，这个贾春天还不死心，经人指点爱迪生住在西安，他就去西安拜师学艺去了。这些特立独行的构思和灵感，经过墩子的闪转腾挪、斧凿刀刻，开始自我生长，自我演化起来。他用或完整，或片段的故事形式，给读者上演着一场场真实的幻境，这幻境让读者知道其为梦，但又不愿承认其仅仅为梦，沉湎其中，驻足流连。
　　第二个意思便是墩子的小说大多带有强烈的童话气息和儿童趣味。他的小说有很多都是儿童视角的，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回望他的童年经验，这些经验都是他的写作宝藏。正如他说的，他的童年经验是他难以再度的梦，岁月给与了童年稚子观察世界的丰富与天真，也给了他怀疑当下真实性而时刻逃离的微妙空间。在他的处理下，童年经验已经不再简单是童年经验，而是他一笔一划重现描绘的异域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既有卡夫卡和卡尔维诺的抽象变形，又有《聊斋志异》的古典奇情异想，他用自己深挚而又浓烈的情感，回望着自己记忆中的闪光亮片，咀嚼着乡村世界里的成人苦痛和现世艰难。以儿童去回望成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写法，甚至这样的叙事角度都能总结出一套有迹可循的叙事套路来。墩子常用这种写法，其实是走一条险路，走不好，便是拾人牙慧，老调重弹。很明显，墩子没有深陷儿童视角的窠臼和套路之中，他独辟蹊径，放大儿童的幻想性和天真性，以虚写真，在一片虚构的幻想世界中重建他童年时期的现实经验和内心痛感，以真写人，在种种真实的感觉和情感的表达下展现出他对人的思考，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种种想法和观点。
　　第三个意思，不得不说，墩子的故事也好，语言也好，都很一片南方气象，芳草凄美，落英缤纷，悠游不迫，舒缓自然。一个关中大汉，却有难得的细腻和温暖，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我没记错的话，他家住在永寿，隶属咸阳，地处关中的关中，古老三秦的中心，既没有陕北的窑洞和煤矿，也没有陕南的山水和草木，有的只是苹果。我不知道是什么涵养了他的文字。但细一审思，也能明白其中就里。我记得他曾跟我说过，他有一段时间睡前要反复读沈从文的作品，觉得深受吸引，难以自拔。我还从他的作品里读出了贾平凹的风韵，长居陕西，他们又经常接触，他又怎能不受语言大师贾平凹的影响。墩子擅长用这种细腻诗意的语言写特别具有痛感的小说，痛感的小说，换个角度来看就是有力量的小说，有力量，这就又彰显出他关中大汉的狠来了。柔中带刚，刚柔并济，刚柔两股劲都在他的身躯里横冲直撞，从而使他时刻展露着强烈的表达欲，而这表达欲在他严肃认真的文学观下展现出来的都是珠玉般的精品。不得不说，他是在用短篇小说的方式写诗，用南方的语言风韵写北方苍凉悲旷的故事。
　　后来，在墩子的盛情邀请下，我也去杨凌拜访过他一次。吃饭，他请我吃的还是面，不过这个面我没吃过，叫“一口香”。碗只拳大，面卧碗底，红油葱花，酸汤热辣，“一口香”开拓了我的新视野，我很高兴，闷声不说话，吃了五碗。那次我们聊了很久，这很难得，没有覃皓珺热场，我们也聊得尽兴酣畅。我们聊到了对当下写作的种种看法和失望，也聊到了各自的规划和最新的文学观念。跟上次一样，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又为从对方那里得到启发而暗暗欣喜。我记得我向他说，作为三秦子弟，我们应该写出有“陕西性”的作品，他问我“陕西性”是什么，我扯了半天也没扯清。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这个“陕西性”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明不明白这个“陕西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彼此都应该让自己的文化之根和深挚之情扎根在陕西这片热土之上，不断提高自己的境界，不断加深自己的思想，不断深入自己的生活，不断苦练自己的技艺。细细品咂每一分每一寸值得品咂的生活况味，用手中的笔摹出三秦大地的风采与神韵，写出三秦大地的历史和人伦。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那么，我们就找到了各自的陕西性，也找到了各自的文学领地。
　　墩子姓范，这是毋庸置疑的，不然他也不会叫范墩子，但他的本名并不叫墩子。我小的时候，本地电视台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热播，近乎万人空巷，无人不晓。那部电视剧讲述了关中大地一群土匪在国难时期，英勇报国的热血故事。里面的主人公就叫墩子，那个墩子身上有股陕西人特有的憎劲，狠劲，心中所想，梦中所念，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那个墩子姓李，不姓范，叫李文化。不过，这不影响，我们的墩子虽然姓范，但在文学上那股劲头，跟那个李文化比起来绝对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墩子姓范，关中范文化，永寿范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