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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連接唐朝与吐番之间交往交流的重要交通要道，为曾经的汉藏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带来了繁荣，存进了汉藏民族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大融合；更重要的是，它是两大王朝之间建立友好往来的标志，是汉族民族关系友好相处的开始。唐蕃古道的这种特有价值，对汉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至今唐蕃古道还发挥着重要通道作用。可以说，唐蕃古道是民族团结之路、中华统一之路、开放繁华之路。
【关键词】：唐蕃古道；汉藏民族关系；影响
统一、团结、多民族的国家永远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民族团结是中华各民族的伟大历史遗产。“唐蕃古道”是以文成公主入藏而定性，至今依然被人们所怀想，不仅仅是因为它成为连接唐朝与吐番之间交往交流的重要交通要道，为曾经的汉藏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带来了繁荣，存进了汉藏民族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大融合；更重要的是，它是两大王朝之间建立友好往来的标志，是汉族民族关系友好相处的开始。唐蕃古道的这种特有价值，对汉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至今唐蕃古道还发挥着重要通道作用。唐蕃古道，可说是民族团结之路、中华统一之路、开放繁华之路，向世人展现了藏族健美、豪放的形象，他们热爱劳动、热情好客、能歌善舞，他们爱花，爱草原、爱森林、乐观向上。他们居住在海拔最高的世界屋脊之上，千百年来同大自然搏斗，坚忍不拔，顽强生息，就是这个民族，创造了中世纪吐番王朝，创造了中亚地区古老的文化。
一、唐蕃古道的建立与汉藏民族关系的形成
我国是一个统一同民族国家，藏族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在中国封建时期，汉藏民族的交往关系虽然从未间断过，但并不是一味的出于友好模式，它是随着两地政府的外交政策而不断的变化的，并且对这种关系起关键作用的是政治。纵观历史，在封建时期，二者的相处模式有以下几种：
1、和亲
和亲政策，在中国封建时期是最为常见的笼络各诸侯、安抚外邦的政治手段，尤其是在外交方面。统治者在两种情况下实施和亲政策，一种是本国势力衰弱，处在内忧外患的阶段，而少数民族势力强悍之时，通过和亲来向边疆少数民族示好，委曲求全得以暂时的和平。第二种就是本国势力强盛、国家繁荣发达，外邦不敢轻易来犯，主动向中原求娶，这时统治者为了安抚外邦少数民族，答应赐婚，展现大国之姿。在唐蕃古道上最有名的就是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联姻事迹，这时的西藏称之为吐蕃，在当时的西部是一股强悍的势力，作为吐蕃新一代的统治者松赞干布，积极发展本国经济，扩大疆域，并十分向往唐太宗统治时期的中原先进文化技术和经济，希望通过和亲，以示友好之意，可以互通有无、存进西藏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这种关系持续了40多年，文成公主去世之后，虽然仍受到藏民们的敬仰和怀念，但唐蕃之间的政治关系已经开始发不如从前了。后又有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联姻，吐蕃派出了庞大的迎亲使团，唐中宗也颁布了嫁女诏书，并在诏书中彰显了唐朝对此次和亲给予了高度的期望和重视，加强了汉藏的政治关系。吐蕃王朝也非常感谢、重视唐蕃此次的联姻，为了彰显友好之意，除了遣使酬谢唐中宗，还仿效松赞干布的为文成公主筑馆的佳话，也为金城公主筑建了一座小城，名为傍塘宫，意义昭然，至今人们仍然看的见这座行宫的遗址。但这中和平关系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随着唐中宗和赤玛类的去世，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开始宣告破裂。
2、战争
虽然唐蕃古道已经过了千年的历史，但在其道上发生过的时期却流传到了至今，既包括双方友好往来的事迹，也包括战争事迹，至今我们还能唐蕃古道及其相关文献中找到当时唐朝与吐蕃之间发生战争的遗迹，这些战争不仅严重破坏了汉藏民族的友好关系，而且使得古道梗阻，百姓苦不堪言。翻阅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见唐蕃交往时期，发生了很多战争。比如历史上有名的大非川和良非川之战，大非川是唐蕃古道上汉藏民族往来的重要一站，也是当时唐朝为援助与唐交好的吐谷浑国收复失地，与吐蕃展开对抗的关键战场。但由于当时的唐将薛仁贵用兵不当，吐谷浑军事力量薄弱，最终在这场战役中唐军大败而归，损失惨重，损失了西部大片的领土吐谷浑，也最终能够走向了灭亡，自此开始了唐朝直接与吐蕃对峙。在经历了大非川战役之后，吐蕃占有与唐朝对抗的优势，领土扩张带来的一系列优势，增长了吐蕃统治阶级的欲望，于是积极采用政治外交、军事手段在西域和河湟一带对唐朝发起了轮番攻击，终于在唐仪凤三年至唐开耀元年（678—681年）两国战争战争不断。唐蕃先后在龙之（今民和县古鄯）、承风岭展开激战，先后一战一败。正直调露元年唐蕃各自内部发生了内乱，为了平息内乱，稳固政局，双方都暂时停止对抗，但没过多久内乱平息之后，二者之间的战争又开始了。于唐调露二年七月，吐蕃与唐朝先后两次交战于良非川，直至唐开耀元年（681年）由于这次唐朝在物资和军事力量方面都有所准备，用人得当，吐蕃彻底被唐军打败，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吐蕃势力，使其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都不敢来犯，有力的保护了邊疆安全，自此唐蕃古道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驿站畅通，商人旅客往来频繁。
3、结盟
在唐蕃古道上有一个标志着汉藏民族之间友好关系史的石碑，就是唐蕃会盟碑，又因为唐曾经与吐蕃有过两次和亲，分别将唐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嫁入吐蕃，形成甥舅关系，所以唐蕃会盟碑又被称为甥舅会盟碑，至今坐落在拉萨的大昭寺门前。唐蕃会盟碑是吐蕃时期汉藏人民之间友好往来、情深谊厚的历史见证者，即使过了1000多年风雨剥蚀，碑上的文字仍能辨认出来，成为研究汉藏关系的珍贵史料。尤其是碑文中“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务令百姓安泰，所思如一”、“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以及“永崇甥舅之好”等盟辞都反映出汉藏两族人民“欢好之念永未断绝”、“立碑以更续新好”的美好心声。
在唐朝时期，曾经与吐蕃曾先后有过八次会盟洽谈双方的合作方式，前七次虽有盟约，但都持续时间不长，直至第八次谈判成功才预示着唐朝与吐蕃之间的纠纷基本结束，说明了和盟适应了唐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需要，顺应了历史向前发展的潮流，符合了当时汉藏两大民族的愿望，进一步加强了汉藏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在会盟以后，古道回复往日的繁忙光景，汉藏两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交流更为频繁密切，为13世纪西藏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唐蕃古道上的汉藏民族关系特征
历经千年的唐蕃古道，一个个历史文化遗迹向我们展现了汉藏两族呈现出“求同存异、共同进步”关系特征。由于藏族的聚居区大部分都是在今天的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较差的生活环境以及交通的不便利使得藏族很难走出青藏高原，与其他地域的民族交往；同时也让其他民族包括汉族都是很少进入到西藏开展活动。中国一直以来的政治体制都是坚持中央集权，政治体制高于其他体制，对国家的生活方式起决定作用，因此在唐蕃古道形成并发展成熟之后，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都是以政治关系为主，经济、文化等为辅，所以，一旦双方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其他也必然受影响。
在唐蕃交往历史中，双方依据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虽然在不同时期，汉藏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双方既有和平相处的阶段也只有兵刃相见的时候，但却从为间断过对两族消除差异、追求共同发展途径的探索，可以说和平一直是汉藏关系的主要发展形态。也因此造就了汉藏关系呈现出一种“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特征。比如在唐太宗时期，松赞干布为了促进吐蕃社会的发展，发展经济，在平定内乱之后，尽管与中原地区在政治、文化、语言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在看到了唐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为了本国的发展，于是多番向唐求亲。在求亲成功之后，文成公主的成功入藏，不仅为吐蕃人民带去了中原文化典籍、丝绸等生活用品，还有大量先进的物质生产技术、能工巧匠、以及农作物种子，极大的促进了吐蕃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为汉藏双方人民的团结友好、安居乐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吐蕃王朝也积极派遣使者访唐学习，使得吐蕃与中原往来频繁，因文成公主入藏而形成的唐蕃古道上，出现了大量的驿站、商人旅客。因此在唐蕃古道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融合了汉藏两族特色的建筑、服饰、语言、宗教信仰等，它们都是在漫长的交往历史中经过激烈的碰撞，由最初的排斥逐渐大融合的趋势发展。比如在宗教信仰方面，在佛教传入吐蕃之前，藏族人都有其本地的宗教信仰，佛教是在公元5世纪传入吐蕃的，虽然在一开始收到了当地本教的抵制，但随着吐蕃统治阶层为了政治统治需要而接受佛教，开展有力的扶持政策，以及历代中原统治者的支持，使得佛教很快就在吐蕃发展开来。比如，桑耶寺的建立，作为吐蕃历史上第一座大规模的寺院，出现了僧伽组织，还专门聘请了印度和唐朝的高僧前来传佛，预示着佛教在吐蕃地区的蓬勃发展。自此，产生了很多历史上有名的佛法修行者和弘扬者，比如在大佛寺内供奉的“三贤哲”，即藏饶赛、约格迵、玛艾·释迦牟尼，在藏传佛教的发展史中起着重要的传承作用。
三、西藏地方与唐朝之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
西藏自元朝正式归入中国版图以来，就一直受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治理，为元代之后的王朝掌握在西藏持有效的行使主权奠定了基础。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无论是哪个朝代，中央统治者都会依据西藏地方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自然因素以及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并实施有利于西藏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管理政策，既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治理，又维护了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促进汉藏各族人民共同发展。
元朝以前，西藏与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同盟的良好交往关系。唐蕃古道形成之后，成为了西藏与中原地区互通有无，中原地区与南亚诸国互通往来的重要通道。并没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直到元代，内地的中央政府在藏开始有了行使主权，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元朝時期，西藏正式归入中国板块，为了便于治理，在行政方面，元朝专门设立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各项事务，并规定了在必要时候可以在西藏设立分院。宣政院的官员一般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地位等同于中书省、枢密院，其主掌实权的则是院使，是由掌握全国政要的右丞相来担任，副使则由帝师推荐的僧人担任。同时元朝还是继唐朝之后，汉藏文化发展的有一个繁荣阶段，比如元朝时期的印刷术、天文历算、建筑、医学等大量的先进文化不断的传入西藏，丰富并促进了西藏的文化发展。而明朝时期，明朝政府沿用了元朝在西藏的管理主权，但依据西藏当时的政治时势，废除了元朝时期设立的宣政院和帝师制度，采用了“多封众建”的政策，将处理西藏各项事务的官员任命的决定权直接掌握在皇帝的手中，由皇帝一人做决定，加强了中央集权。到了清朝，中央政府鉴于管理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西藏实际的发展状况和汉藏关系，成立了理蕃院，及处理其他少数民族事务，也处理西藏一切事务，皇帝只需经常过问或者裁决西藏军政事务即可。后因平叛准噶爾废除了原来的管理机制，于1727年设立了驻藏大臣，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管理，维护汉藏友好往来的民族关系。民国时期南京政府成立了蒙藏委员会，处理西藏一切事务，隶属于行政院，所有重大问题由总统直接决定。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国务院。对于西藏地方的事务，能处理的地方解决，处理不了的可以转交给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处理；对于西藏的具体事务，西藏部门有权直接找与中央政府对口的职能部门上报、处理相关事务，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重大军事事务有决断权。
千百年来，唐蕃古道，作为连接中原地区与西部边陲地区的大道，像是一条情谊缠绵的纽带，时刻紧密着联结汉藏人民友好、团结的感情，见证了在不同历史时期汉藏关系的友好往来，在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团结友爱、共同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唐蕃古道的形成，不仅有利于我们研究西藏的发展史以及在历史进程中的汉藏关系发展史，更有利于现代的我们理解党中央的治藏方略和治边方针、政策，更好的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汉藏两族人民更好的和谐发展，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从现代意义上讲，唐蕃古道还带动了现代西藏旅游业、商业贸易和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发展，从而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带动了边疆贸易。
参考文献：
[1]崔永红等著.《文成公主与唐蕃古道》[M]，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
[2]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3]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黄玉生等著.《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M]，拉萨：西藏人们出版社，1995（2005年重印）；
[5]李琪美.《从唐代的诗歌看唐蕃古道上的藏汉关系》[J]，西藏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6]刘庸、于恒.《历史进程中汉藏民族关系的特征及塑造力》[J]，青藏高原论坛，民族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
作者简介：付纳（1989- ），女，河北邢台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基金项目：本课题为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高水平班科研项目“唐蕃古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项目编号：YG-2016AYT1412）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唐蕃古道；汉藏民族关系；影响
统一、团结、多民族的国家永远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民族团结是中华各民族的伟大历史遗产。“唐蕃古道”是以文成公主入藏而定性，至今依然被人们所怀想，不仅仅是因为它成为连接唐朝与吐番之间交往交流的重要交通要道，为曾经的汉藏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带来了繁荣，存进了汉藏民族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大融合；更重要的是，它是两大王朝之间建立友好往来的标志，是汉族民族关系友好相处的开始。唐蕃古道的这种特有价值，对汉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至今唐蕃古道还发挥着重要通道作用。唐蕃古道，可说是民族团结之路、中华统一之路、开放繁华之路，向世人展现了藏族健美、豪放的形象，他们热爱劳动、热情好客、能歌善舞，他们爱花，爱草原、爱森林、乐观向上。他们居住在海拔最高的世界屋脊之上，千百年来同大自然搏斗，坚忍不拔，顽强生息，就是这个民族，创造了中世纪吐番王朝，创造了中亚地区古老的文化。
一、唐蕃古道的建立与汉藏民族关系的形成
我国是一个统一同民族国家，藏族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在中国封建时期，汉藏民族的交往关系虽然从未间断过，但并不是一味的出于友好模式，它是随着两地政府的外交政策而不断的变化的，并且对这种关系起关键作用的是政治。纵观历史，在封建时期，二者的相处模式有以下几种：
1、和亲
和亲政策，在中国封建时期是最为常见的笼络各诸侯、安抚外邦的政治手段，尤其是在外交方面。统治者在两种情况下实施和亲政策，一种是本国势力衰弱，处在内忧外患的阶段，而少数民族势力强悍之时，通过和亲来向边疆少数民族示好，委曲求全得以暂时的和平。第二种就是本国势力强盛、国家繁荣发达，外邦不敢轻易来犯，主动向中原求娶，这时统治者为了安抚外邦少数民族，答应赐婚，展现大国之姿。在唐蕃古道上最有名的就是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联姻事迹，这时的西藏称之为吐蕃，在当时的西部是一股强悍的势力，作为吐蕃新一代的统治者松赞干布，积极发展本国经济，扩大疆域，并十分向往唐太宗统治时期的中原先进文化技术和经济，希望通过和亲，以示友好之意，可以互通有无、存进西藏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这种关系持续了40多年，文成公主去世之后，虽然仍受到藏民们的敬仰和怀念，但唐蕃之间的政治关系已经开始发不如从前了。后又有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联姻，吐蕃派出了庞大的迎亲使团，唐中宗也颁布了嫁女诏书，并在诏书中彰显了唐朝对此次和亲给予了高度的期望和重视，加强了汉藏的政治关系。吐蕃王朝也非常感谢、重视唐蕃此次的联姻，为了彰显友好之意，除了遣使酬谢唐中宗，还仿效松赞干布的为文成公主筑馆的佳话，也为金城公主筑建了一座小城，名为傍塘宫，意义昭然，至今人们仍然看的见这座行宫的遗址。但这中和平关系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随着唐中宗和赤玛类的去世，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开始宣告破裂。
2、战争
虽然唐蕃古道已经过了千年的历史，但在其道上发生过的时期却流传到了至今，既包括双方友好往来的事迹，也包括战争事迹，至今我们还能唐蕃古道及其相关文献中找到当时唐朝与吐蕃之间发生战争的遗迹，这些战争不仅严重破坏了汉藏民族的友好关系，而且使得古道梗阻，百姓苦不堪言。翻阅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见唐蕃交往时期，发生了很多战争。比如历史上有名的大非川和良非川之战，大非川是唐蕃古道上汉藏民族往来的重要一站，也是当时唐朝为援助与唐交好的吐谷浑国收复失地，与吐蕃展开对抗的关键战场。但由于当时的唐将薛仁贵用兵不当，吐谷浑军事力量薄弱，最终在这场战役中唐军大败而归，损失惨重，损失了西部大片的领土吐谷浑，也最终能够走向了灭亡，自此开始了唐朝直接与吐蕃对峙。在经历了大非川战役之后，吐蕃占有与唐朝对抗的优势，领土扩张带来的一系列优势，增长了吐蕃统治阶级的欲望，于是积极采用政治外交、军事手段在西域和河湟一带对唐朝发起了轮番攻击，终于在唐仪凤三年至唐开耀元年（678—681年）两国战争战争不断。唐蕃先后在龙之（今民和县古鄯）、承风岭展开激战，先后一战一败。正直调露元年唐蕃各自内部发生了内乱，为了平息内乱，稳固政局，双方都暂时停止对抗，但没过多久内乱平息之后，二者之间的战争又开始了。于唐调露二年七月，吐蕃与唐朝先后两次交战于良非川，直至唐开耀元年（681年）由于这次唐朝在物资和军事力量方面都有所准备，用人得当，吐蕃彻底被唐军打败，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吐蕃势力，使其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都不敢来犯，有力的保护了邊疆安全，自此唐蕃古道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驿站畅通，商人旅客往来频繁。
3、结盟
在唐蕃古道上有一个标志着汉藏民族之间友好关系史的石碑，就是唐蕃会盟碑，又因为唐曾经与吐蕃有过两次和亲，分别将唐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嫁入吐蕃，形成甥舅关系，所以唐蕃会盟碑又被称为甥舅会盟碑，至今坐落在拉萨的大昭寺门前。唐蕃会盟碑是吐蕃时期汉藏人民之间友好往来、情深谊厚的历史见证者，即使过了1000多年风雨剥蚀，碑上的文字仍能辨认出来，成为研究汉藏关系的珍贵史料。尤其是碑文中“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务令百姓安泰，所思如一”、“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以及“永崇甥舅之好”等盟辞都反映出汉藏两族人民“欢好之念永未断绝”、“立碑以更续新好”的美好心声。
在唐朝时期，曾经与吐蕃曾先后有过八次会盟洽谈双方的合作方式，前七次虽有盟约，但都持续时间不长，直至第八次谈判成功才预示着唐朝与吐蕃之间的纠纷基本结束，说明了和盟适应了唐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需要，顺应了历史向前发展的潮流，符合了当时汉藏两大民族的愿望，进一步加强了汉藏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在会盟以后，古道回复往日的繁忙光景，汉藏两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交流更为频繁密切，为13世纪西藏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唐蕃古道上的汉藏民族关系特征
历经千年的唐蕃古道，一个个历史文化遗迹向我们展现了汉藏两族呈现出“求同存异、共同进步”关系特征。由于藏族的聚居区大部分都是在今天的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较差的生活环境以及交通的不便利使得藏族很难走出青藏高原，与其他地域的民族交往；同时也让其他民族包括汉族都是很少进入到西藏开展活动。中国一直以来的政治体制都是坚持中央集权，政治体制高于其他体制，对国家的生活方式起决定作用，因此在唐蕃古道形成并发展成熟之后，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都是以政治关系为主，经济、文化等为辅，所以，一旦双方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其他也必然受影响。
在唐蕃交往历史中，双方依据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虽然在不同时期，汉藏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双方既有和平相处的阶段也只有兵刃相见的时候，但却从为间断过对两族消除差异、追求共同发展途径的探索，可以说和平一直是汉藏关系的主要发展形态。也因此造就了汉藏关系呈现出一种“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特征。比如在唐太宗时期，松赞干布为了促进吐蕃社会的发展，发展经济，在平定内乱之后，尽管与中原地区在政治、文化、语言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在看到了唐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为了本国的发展，于是多番向唐求亲。在求亲成功之后，文成公主的成功入藏，不仅为吐蕃人民带去了中原文化典籍、丝绸等生活用品，还有大量先进的物质生产技术、能工巧匠、以及农作物种子，极大的促进了吐蕃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为汉藏双方人民的团结友好、安居乐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吐蕃王朝也积极派遣使者访唐学习，使得吐蕃与中原往来频繁，因文成公主入藏而形成的唐蕃古道上，出现了大量的驿站、商人旅客。因此在唐蕃古道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融合了汉藏两族特色的建筑、服饰、语言、宗教信仰等，它们都是在漫长的交往历史中经过激烈的碰撞，由最初的排斥逐渐大融合的趋势发展。比如在宗教信仰方面，在佛教传入吐蕃之前，藏族人都有其本地的宗教信仰，佛教是在公元5世纪传入吐蕃的，虽然在一开始收到了当地本教的抵制，但随着吐蕃统治阶层为了政治统治需要而接受佛教，开展有力的扶持政策，以及历代中原统治者的支持，使得佛教很快就在吐蕃发展开来。比如，桑耶寺的建立，作为吐蕃历史上第一座大规模的寺院，出现了僧伽组织，还专门聘请了印度和唐朝的高僧前来传佛，预示着佛教在吐蕃地区的蓬勃发展。自此，产生了很多历史上有名的佛法修行者和弘扬者，比如在大佛寺内供奉的“三贤哲”，即藏饶赛、约格迵、玛艾·释迦牟尼，在藏传佛教的发展史中起着重要的传承作用。
三、西藏地方与唐朝之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
西藏自元朝正式归入中国版图以来，就一直受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治理，为元代之后的王朝掌握在西藏持有效的行使主权奠定了基础。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无论是哪个朝代，中央统治者都会依据西藏地方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自然因素以及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并实施有利于西藏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管理政策，既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治理，又维护了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促进汉藏各族人民共同发展。
元朝以前，西藏与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同盟的良好交往关系。唐蕃古道形成之后，成为了西藏与中原地区互通有无，中原地区与南亚诸国互通往来的重要通道。并没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直到元代，内地的中央政府在藏开始有了行使主权，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元朝時期，西藏正式归入中国板块，为了便于治理，在行政方面，元朝专门设立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各项事务，并规定了在必要时候可以在西藏设立分院。宣政院的官员一般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地位等同于中书省、枢密院，其主掌实权的则是院使，是由掌握全国政要的右丞相来担任，副使则由帝师推荐的僧人担任。同时元朝还是继唐朝之后，汉藏文化发展的有一个繁荣阶段，比如元朝时期的印刷术、天文历算、建筑、医学等大量的先进文化不断的传入西藏，丰富并促进了西藏的文化发展。而明朝时期，明朝政府沿用了元朝在西藏的管理主权，但依据西藏当时的政治时势，废除了元朝时期设立的宣政院和帝师制度，采用了“多封众建”的政策，将处理西藏各项事务的官员任命的决定权直接掌握在皇帝的手中，由皇帝一人做决定，加强了中央集权。到了清朝，中央政府鉴于管理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西藏实际的发展状况和汉藏关系，成立了理蕃院，及处理其他少数民族事务，也处理西藏一切事务，皇帝只需经常过问或者裁决西藏军政事务即可。后因平叛准噶爾废除了原来的管理机制，于1727年设立了驻藏大臣，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管理，维护汉藏友好往来的民族关系。民国时期南京政府成立了蒙藏委员会，处理西藏一切事务，隶属于行政院，所有重大问题由总统直接决定。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国务院。对于西藏地方的事务，能处理的地方解决，处理不了的可以转交给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处理；对于西藏的具体事务，西藏部门有权直接找与中央政府对口的职能部门上报、处理相关事务，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重大军事事务有决断权。
千百年来，唐蕃古道，作为连接中原地区与西部边陲地区的大道，像是一条情谊缠绵的纽带，时刻紧密着联结汉藏人民友好、团结的感情，见证了在不同历史时期汉藏关系的友好往来，在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团结友爱、共同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唐蕃古道的形成，不仅有利于我们研究西藏的发展史以及在历史进程中的汉藏关系发展史，更有利于现代的我们理解党中央的治藏方略和治边方针、政策，更好的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汉藏两族人民更好的和谐发展，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从现代意义上讲，唐蕃古道还带动了现代西藏旅游业、商业贸易和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发展，从而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带动了边疆贸易。
参考文献：
[1]崔永红等著.《文成公主与唐蕃古道》[M]，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
[2]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3]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黄玉生等著.《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M]，拉萨：西藏人们出版社，1995（2005年重印）；
[5]李琪美.《从唐代的诗歌看唐蕃古道上的藏汉关系》[J]，西藏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6]刘庸、于恒.《历史进程中汉藏民族关系的特征及塑造力》[J]，青藏高原论坛，民族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
作者简介：付纳（1989- ），女，河北邢台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基金项目：本课题为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高水平班科研项目“唐蕃古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项目编号：YG-2016AYT1412）阶段性成果。